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这首乐府古辞，属《相和歌辞》。全诗通过官吏敲榨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暴吏的恶行，反映了汉代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现实。
诗的开头三句点明劫人之事和被劫地点，既是写景，也是叙事，成功地渲染了“义公”被劫的环境和氛围。“平陵”，是汉昭帝之墓，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指墓地，古代坟地上常种松、柏、梧桐，故称。“义公”，即“好人”之意。帝墓庄严肃穆，一何威严，松柏梧桐参天，阴气逼人。在这样的地方，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绑架丑闻：“不知何人劫义公”。一个“劫”字，意味深长：行劫于松楸郊野偏僻之地，历来是强盗行径，不意森森皇陵之下，竟亦有此举动！个中暗示，不言自明。至于“不知何人劫义公”，实为知而不言，明知故问罢了。设此反语，实是作者借以抒愤懑，以示嘲笑、轻蔑与讽刺的手段，同时又为下文起了催产作用。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三句，笔锋凌厉，情绪激愤，直陈劫之目的，揭示劫者“何人”，与前句钩连呼应。“高堂”，指官府衙门。“走马”，善跑的好马。这里，诗人并未直言劫者为谁，却巧借“高堂”二字，点明劫往地点，毫不含糊地揭露了劫持“义公”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府。这些高冠华盖的官吏，在偏僻无人处干着见不得人的绑架勾当，已令人憎恶，现在又大模大样地把“猎物”带到堂堂官府，公开勒索“交钱百万两走马”，其无法无天之状，连强盗也难为之，更令人发指！然则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现实的黑暗，皆在此客观描述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三句，从“义公”方面落笔，写他无力赎身之悲。“恻”，痛心。一般百姓哪里负担得起“钱百万两走马”的苛刻敲榨呢？“亦诚难”，是“义公”之难，更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了。因而，看见追逼正急的差吏时，心中怎能不万分悲切呢？“恻”字悲沁骨髓，“追”字也下得贴切，官吏逼迫之凶、勒索之急，于中尽可体味。
末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漉”，血渗出而流尽之意。泪尽而继之以血，足见“义公”之悲怆难抑。然而，如狼似虎的官府哪管百姓死活！结果只能忍痛叫家人卖了小黄牛凑足赎身的费用。这里，作者并未大肆书写“义公”一家为凑钱赎身而卖田卖地，倾家荡产，仅以一小小黄犊高度概括之，却收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试想，连尚未成年的小牛犊都作了赎身之物，则一家人走投无路、困顿惨淡之状，不是显而易见了么？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窥此一斑，可见全豹，这首诗的典型意义，亦在于此。全诗语言朴素自然，参差错落，灵活生动。结构上，三句一节，各叙一事，而又互相钩连。修辞上，采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顶针格手法，每节的第一句，都重复上句的最后三个字，反复吟咏，读来不仅音调流畅，且增强了全诗的抒情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