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目醒心编》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杜纲编撰。十六卷。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另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还有道光九年达道堂刊本、同治十二年大文堂复本等。

此为清代拟话本小说集，十六卷，一卷一题，演一个故事，每卷分二、三回不等。

现载北京图书馆的原刊本上有 “自怡轩主人”序。这位“自怡轩主人”是作者杜纲的朋友许善。《序》云“草亭老人(按： 指杜纲)……老不得志，著书自娱。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有感触，皆笔之于书”，说明此书创作完成于杜纲的晚年，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见闻。杜纲加以必要的艺术提炼而成。但这十六篇小说中，也有少量的作品题材采之于他书，甚至是袭取其它小说而成。如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唐长姑聘妹配衰翁》叙写的故事，基本同 《明斋小识》卷三所载青浦县徐氏女之事; 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造冤狱奸小害良》所述徐福达之狱，源自 《明史》; 卷八《御群凶顿遭惨变，动公愤始泄奇冤》讲述的烈女张氏，可证《归震川集》的有关记载; 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 皆类《石点头》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卷十四《遇赏音穷途吐气，酬知己狱底抒忠》的第一回采自于《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卷十三《争嗣议力折群言，冒贪名阴行厚德》的第一回，乃从《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衍化而来。尽管如此，《娱目醒心编》仍不失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小说集。

正如书名所表明，杜纲的创作主旨是“娱目”和“醒心”。所谓“娱目”，是指小说的可读性，也即艺术上的审美追求;而“醒心”，系指小说的思想教育作用。他在卷十《图葬地诡联秦晋，欺贫女怒触雷霆》中说：“心即是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一定之理。”这表明，杜纲眼中的 “心”，是至高无上的 “天”。他要“醒心”，也就是要唤醒人们的天理良知。对此，“自怡轩主人”说得十分明确。其《序》云： 这十六篇小说，“考必典核，语必醇正。其间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态万状，如蛟龙变化，不可测识，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这就是说，杜纲企望把人世间的种种“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托之于因果报应之理，欲“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补社会风俗和人心的醇正。认清这一点，为我们解开此书的艺术堂奥提供了一把 “钥匙”。

打开《娱目醒心编》，第一篇就是《走天涯克全子孝，感异梦始获亲骸》。杜纲借曹士元千里寻觅父亲尸骸的故事，刻划了一位“万古千秋名不死”的孝子形象。小说描写曹士元的父亲长期在外经商不归，后从朋友处得知其已身死异乡。他决定千里迢迢去寻取父亲尸骸，其间历尽艰险，几次死而复生，终于“精诚一线上通天”，由父亲托梦于他，觅得尸骸归葬。在这则感人的故事中，杜纲的本意是称扬曹士元的“纯孝”之心。这在小说开头的一首七绝中早已昭示。但小说在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因为产生曹士元家庭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动荡。作者在小说中点明： “此系乾隆初年事。”他虽然没有直接叙述士元之父惨死的原因，但在第一回中则说： “设不幸而父南子北，兄东弟西，生离犹如死别，岂非人生极苦之事? 然或遭世乱，或为饥驱，好好一堂聚处的骨肉，弄得一在天涯，一在地角，生不能形影相随，死不能魂魄相依者，比比而有。”在第一回和第二回的开头，杜纲还列举孝子徐尔正和黄向坚的故事，反复强调其时“天下荒乱，百姓流离受苦”和“天下大乱，干戈四起，据土称王者纷纷不一，滇海一路几成异域”。这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统治者，正是他们的残酷统治和血腥掠夺，才造成了社会的 “世乱”和人民的 “饥驱”，导致一幕幕人间悲剧的产生。

应当说，如《走天涯克全子孝，感异梦始获亲骸》这样的小说，在《娱目醒心编》是非常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作者把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控诉遮掩在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的外衣中，构成了全书的主要思想特色之一。

我国通俗文学的创作者，大多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文人，或从艺，或落拓，属于市民阵营中的一员。面临着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心怀不满和仇恨，多少次的反抗又都以失败而告终，严峻的事实逼着他们只得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发善心和冥冥之中的神灵庇护。因此，那种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之类的思想很自然地成为支撑其灵魂的精神支柱。这可说是宋元明通俗文学中因果报应和忠义节义之类思想泛滥的根源之一。至清代初年，封建统治阶级下令在全国颁行《太上感应篇》等“善书”，更使这类思想找到 “护身符”，堂而皇之地充斥于各类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观”。

杜纲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难免也会受到影响。如卷九《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的第一回，叙秀才康有仁因拾金不昧高中进士，而另一秀才赵国栋因图赖银两落榜而死;第二回叙秀才陆德秀拒女色而一生飞黄腾达;而另一秀才潘再安因贪图 “几夜欢娱”而终身淹蹇。作者的用意是劝导士子要“临财不苟”和 “见色不淫”，方能出人头地，“夫唱妻随，连生贵子，官至尚书”，归根结蒂，是要人们跻身仕林，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所谓“观此者可不急自猛省哉!”即此意也。

然而，这只是杜纲创作 《娱目醒心编》的一个方面。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理解杜纲，那真是太冤枉他了。综观全书，可见杜纲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忠义节义的思想主要是针对封建统治集团的。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公子大夫，什么府县官吏，衙役差人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 “曝光”。在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艺术描写中，《娱目醒心编》闪现着民主思想的光华。

我们先来看卷六《愚百姓人招假婿，贤县主天配良缘》。小说叙述了上海县的一桩 “儿女相争” 的财产案。作者在第一回中对此评论说： “大凡为州县者，须有爱民之心，又有爱民之才，斯能体恤民情，通达下意，看百姓事直如自己的事，处置得停停妥妥; 虽至极难分解之讼，而格外施恩，法外用意，不唯心力为劳，兼且解囊相助，将坏事变做美事，奸巧者转受奸巧之累，良善者仍得良善之益，方是为民父母的道理。若为官府者贪婪不法，唯知奉承上官，刻剥百姓，民事置之不问;事有疑难，全不细心体察，一味听了胥吏，湖涂了账，何以折服人心? 于地方有何补益?” 明确地把笔锋指向封建社会中的 “为州县者”。

如果说，杜纲在这则小说中还祈望贤明官府的清正吏治，那么，他在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造冤狱奸小害良》中，则严厉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这篇小说敷演的是明代徐福达一案。杜纲对此评论说：“明季嘉靖年间有件大冤狱，人人切齿。只因究治一小人之党，连及国戚大臣。朝廷为保护国戚起见，并将小人纵释，俾宵小奸人反得漏梦，而执法直臣，转诬他屈陷无辜，下狱抵罪。台谏诸臣有出来争论的，尽遭戮辱，遂成缙绅之祸。岂非赏罚是非不明到极处了。”在这段话中，他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朝廷”——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为 “保护国戚”，居然颠倒黑白，指忠为奸，“赏罚是非不明到极处了。”在小说具体的艺术描写中，杜纲则把笔锋直刺嘉靖皇帝，说：“要晓得嘉靖帝原非昏庸之主，但因议大礼上亦受了臣下多少委曲，今日二臣之言，正触其怒，便信以为然，遂发出一道旨意，提福达一案来京，并拿解巡按马录同审。诸臣尚在梦里，全不晓朝廷已有先入之言，提到审时，三法司仍照前讯口供覆奏。嘉靖大怒，诘责问官审事不实，命张璁兼摄都察院，桂萼兼摄刑部，杂治其狱。斯时，群臣才晓得朝廷听信谗言，大局有变了。……那嘉靖只道审出实情，不被众臣瞒骗，那晓朝纲是非已被权臣弄得七颠八倒了! 发下旨意; 福达释放，薛良抵死，巡按马录及台谏诸臣俱着锦衣卫廷杖一百，分别治罪。”由此可见，在杜纲的心目中，皇帝也非圣人。他也会听信谗言，与奸人沆瀣一气，诬陷忠良，把国事“弄得七颠八倒”。其抨击之大胆，殊属少见。在这篇小说中，杜纲还描写了国戚武安侯郭勋，嘉靖帝的宠臣张璁、桂萼等上层统治者招权纳贿，狼狈为奸，残害忠良和人民的行径。一句“如今世界，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多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张璁、桂萼“只要迎合上意，那管天理良心”，极其残酷地廷杖马录，又剥尽了封建政治“清平圣明”的伪善外衣。从回前词《忆秦娥》看，杜纲把造成“世道乱纷纷”的责任归之于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令人瞩目。

杜纲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大崩溃的前夜。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一点“盛世”之象，但其躯体却似“忽喇喇将倾大厦” 《红楼梦》，“一切都烂透了”(恩格斯)，只是垂暮前的回光返照。当时社会世风日下，人情浇薄，各种潜伏着的矛盾勃发。这一切都在把巅波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封建统治之舟推向翻覆的边缘。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灭顶之灾，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加紧向人民掠夺外，在思想上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年间，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杜纲一生正直不羁，当然不会去以卵击石，但也绝不甘于自我沉沦，乃举笔宣泄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杜纲在 《娱目醒心编》 中，凡用明代的题材创作的小说，包括对皇帝在内的封建统治者的抨击，毫无顾忌，笔锋相当犀利;而对清代发生之事尤其是 “近今” 的故事，其语调较为缓和平展，大多运用劝谕的口吻。对此，他在卷六的结尾处说： “不知此系近日之事，人皆现在，说了一边好的，便形出一边不好的来，招人怨恨，不如浑融些的妙。”这就告诉了我们，他这样做是担心 “招人怨恨” 而给自己带来祸害。由此可见，在描写 “近日之事”的那些小说中，作者使用的是曲笔。这正是杜纲上述文化心态的真实反映。《清实录》上记载康熙皇帝曾颁布过如下诏书： “凡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处于严酷文网之下的杜纲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在领略 《娱目醒心编》的思想题旨时不可忽略于此。换言之，杜纲在描写明代之事的小说中，凝注着他对清代社会现实的臧贬。这种易清为明的手法值得注意。如卷五有关明代“廷杖”的描写，具体逼真，若不是亲历其境，绝难写出，此中无可怀疑地融合了清代衙门的行刑。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些贪官污吏，自也有着当朝权贵的影子。

从我国话本小说的发展来看，《娱目醒心编》是处于其衰落期的作品。它的思想内容比之全盛期的话本小说来说，较多的蒙上了一层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说教。在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日益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向前者倾斜。这固然有着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也和杜纲的思想和生活有关。尽管如此，小说还是多方面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表现市民的生活在全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作者的笔下，活跃着刘达观、蔡节庵、房之孝 (卷三); 王慕郭、周二官 (卷六);朱渔翁 (卷十); 吴有源(卷十三); 唐六生 (卷十四)等各阶层市民，他们各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在社会上生活中，构成了一组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尤可注意的是杜纲在一些表现婚姻题材的小说中，塑造了“奇女子”的鲜明形象，呈现出晚明进步思想潮流的余绪。卷四 《活全家愿甘降辱，徇大节始显清贞》第一回中的封氏，在战乱中为保全合家性命，甘愿嫁与他人为妾，后设计逃回。作者称赞她的这一行为说：“封氏委曲全家，用计求脱，真是女中丈夫。”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唐长姑聘妹配衰翁》，叙唐长姑为续夫家之婿，嫁妹于其翁的故事。如果我们剔除其封建思想的成分，就可看到作者对这位“大奇女子”极为赞扬。第二回的回前诗中说： “红丝一缕百年亲，巾帼奇谋意更真。炼石会将天罅补，娲皇端是大功臣。”小说的结尾说唐长姑“识权达变，见得明，识得透”等等。这都表明了杜纲较为进步的妇女观。

由上观之，《娱目醒心编》一书，乃是杜纲以因果报应，忠孝节义的思想为主导编织的一幅清中叶的社会生活图画。他借明喻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同情被压迫者的不幸，并赞颂了包括女子在内的有道者的美好品德，值得一读。

当然，此书也有不少糟粕。最突出的是宣扬了封建的果报和迷信思想以及对民众起义的诬蔑。这使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力量都有所削弱。

由于杜纲创作《娱目醒心编》的主旨是“醒心”，所以，他把各类故事都编织于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网络之中，并且较多地运用议论，在若干小说中又不时穿插他人的文章，这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确是一弊，读之使人有枯燥乏味之感。但作者议论的慷慨激愤，意切情真，又有利于小说思想主题的表达。另外，小说在刻划人物的艺术形象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前面例举的卷九，是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艺术形象的典型篇章之一; 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多例并举，描写了盖有之的奸邪恶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对话等，都对凸现人物的鲜明性格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从文体演变来看，《娱目醒心编》也有值得注目的特点。我国的话本小说，本是一回一篇，有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等艺术体制。但《娱目醒心编》把回扩展为卷，又把入话或头回扩展成一回。所以，每则小说有二至三回不等。每回既和全卷有着共同的思想主题，但大多又可独立成篇。这和每回下有注明内容梗概标题的《照世杯》相比，显然向着现代短篇小说之路迈进了一步。总之，《娱目醒心编》在艺术上尚有可资借鉴之处，它的不足也往往和成功揉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