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开科传》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一名 《万斛泉》。作者岐山左臣，生平事迹不可考。全书十二回，成书约在清代康熙、雍正 (1662～1735) 间。



《女开科传》是以才子余丽卿和妓女倚妆的悲欢离合爱情故事为线索结构全书的。

苏州府秀才余梦白，字丽卿，自幼聪颖，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廪。乡试本应解元夺魁，因大主考徇私，本房师赌气，反倒名落孙山。于是置功名于度外，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之间。父母双亡后，留下泼天的家产。他曾发誓：“殊非是今世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褵。”所以年已十九，尚未婚配。

恰值春光明媚之际，丽卿携书童司茗游虎丘山，偶遇梁思远、张又张。三人一见如故，遂订八拜之交。次日相约探访名姝，自晨至午未见中意者，扫兴而回。将次走到一座花园门首，只见粉墙半筑，高柳披檐，一阵阵兰麝氤氲扑鼻吹来。园内小阁之上，倚妆、弱芳、文娟正说笑吟诗，各个娇波流慧，细柳生姿; 把丽卿等人都看呆了，竟以为到了瑶台仙界，无不意夺神摇。三人放胆踱将进去，索求诗稿，一饱眼福。倚妆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连遭兵火，逃难中与父母失散，不幸被贼兵拐卖，做了行首。虽身在娼门，却不肯卖笑，整日吟诗写字，妈妈也无可奈何。这日丽卿、倚妆相遇，一见钟情，并于曲栏幽静之处订了终身。

丽卿偶发奇想，约行院中诸姬赴试，考其吟咏才华，叫做女开科，又称花案。丽卿表兄焦彦贵得知，赶来助兴，派做监临察院。至期，一应五鼓升堂、排衙参见、唱名听点、搜检入号、传胪高唱、琼林赴宴等科举考试之仪式，无不备具。花案一举，热闹非凡，惊动了四邻; 一个嫁祸生风的柳貔貅径至察院告丽卿等谋反叛逆。察院拥兵而至，一看不过是书生挟妓，徒为豪举而已。只拿获扮假官的焦彦贵问罪，随即签下安民大榜，晓谕诸民，一概余党，都置不问。丽卿等三人，事先逃走，焦彦贵杖枷身亡。

有个三茁和尚，对倚妆垂涎已久，想借花案一事从中渔利。于是来到倚妆家，谎称察院要拿花案女犯倚妆等十七名解院正法，劝其急速躲避。妈妈听了，慌做一团，后经打探，方知三茁撒谎。数日后，三茁又来吓唬，反被妈妈骗至察院，告了个指官局骗之罪，枷号一个月。焦妻母夜叉见丈夫被枷死，迁怒于丽卿，只是察访不见。一日，司茗正给丽卿和倚妆传信，恰被母夜叉撞着，便揪住不放，定要问出丽卿下落。正在不可开交时，讼师贴天飞过来，假意关心，怂恿她打官司，又故意放走司茗，使官司打不成。最后，母夜叉只得典卖全部家产，随讼师进京告状。二人行至高邮县，讼师乘母夜叉熟睡之际，将她的钱财罄卷回苏州。母夜叉醒来，知道受骗，但身无分文，只得沿街求乞。后嫁与高邮驿丞。

丽卿害怕花案一事有反复，遂修书一封给倚妆，说明远去躲避之意。倚妆读罢唏嘘不已。随后丽卿更名鲁昭，字易水，投奔姑妈鲁家。丽卿、司茗行至富春交界，忽遇剪径强人，丢了行李包裹，仅以身免。好容易到了龙丘，但又不知道姑父的名字住址。傍晚，坐在一家门口屋檐底下，被管门人误认为是歹徒，捉拿进去，报知主母。盘问之后，原来主母即丽卿之姑妈。姑侄相认，丽卿惊喜交集。

一客商从京城回苏州，说都中盛传花案消息，倚妆一家以为大祸将临。倚妆被人埋怨不过，即约弱芳、文娟同时出走。舟行之次，大风骤至，三人纷纷落水。弱芳随流抵岸，为大悲庵老尼收留，文娟被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妻救起，倚妆则漂到一只舡边，被水手救上舡。原来苏州府察院任满回京，乘舡而行，不期与倚妆相遇。太夫人、夫人极肯向善，便怂恿察院收留在膝下，并命一家仆人等以小姐称呼。

宗师已行牌按临科举，姑妈替丽卿入籍，选考童子试，取为案首，后赴杭州乡试，中了第四名经魁。其间得知倚妆等已被惊走，不知下落。月余后，丽卿想趁入京会试机会，寻访倚妆，但杳无音信。察院升受京台，正点着会试分房，成了丽卿的座师。殿试后，春闱放榜，丽卿中了探花，考先翰林。赴宴时，与思远、又张相会，三人既成同年，情趣愈密，但三女下落不明，转结愁肠。

思远、又张各自赴任，丽卿在京终日上街打听倚妆消息。一日，听说倚妆等已溺水淹死，便放声痛哭，好不凄惨。随后，以请假省亲为名，前去寻觅倚妆骸骨。舟行至瓜州地方，不料竟与文娟相遇，于是同去淮安见思远。此时，思远已从大悲庵中把弱芳接回。四人相见，俱各惊喜。独倚妆下落杳然。丽卿决定亲送文娟到山东又张处，同时探访倚妆消息，希望和倚妆重逢。舟至滋阳，又张喜出望外，而丽卿却染病在身，不能登岸。京台得信，亲自到舡中看望易水。突然看见易水在桌上设一“亡妻倚妆之灵位”，十分惊骇。再三追问，得知门生易水即是丽卿，而义女则是倚妆，均是当年花案中的人物。京台大喜，备以鼓乐花烛，使丽卿、倚妆欢然合卺。

从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遇难离散、最终团圆的基本故事情节来看，《女开科传》仍然属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家族。才子佳人小说的一般特点，这部小说也都具备，但它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这特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女主人公的妓女身份，二、相对地说，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 三、作者的直接议论比例大。这三个方面的配合使《女开科传》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界限，从而使它无论在反映生活的角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和手段方面，都显示了某些新异的东西。因此，尽管这部小说仅仅是二三流的作品，但是由于它的新异趋向，使它能够独立于小说之林，使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其它小说，哪怕是第一流的最杰出的小说，所不具有的历史内容和美学风范。

作者懂得“事不奇不新，不新不奇也不传”的接受心理，于是他就自觉地在新奇方面做文章。花案的构思就是作者刻意追求新和奇的成果。花案是《女开科传》最重要的关目，是牵动全书的主脑。余丽卿闲步虎丘、结识倚妆，是为花案作铺垫; 三茁和尚起邪心、母夜叉报仇、讼师诈骗、丽卿逃避、三女出走，都是花案的余波。作者以花案为核心结构全书，说明他在情节、场面的设计和男女主人公身份的规定之间，做过深思熟虑的构思。花案之举只有在书生挟妓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如果倚妆不是妓女而是闺秀，这一情节就难以成立。倚妆的妓女身份，就使生活中的可能性很自然地转换为艺术的真实性。书生与妓女相恋，本身并不新奇。唐传奇以后，小说、戏曲中，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大都以书生中了状元之后，背信弃义，富贵易妻的悲剧而告终，像白行简的《李娃传》、蒲松龄的《瑞云》那样的结局是很少的。这部小说中的书生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始终没有产生过裂痕。当丽卿第一次遇到倚妆时，说： “我便为她想杀了，到九泉之下亦何等风骚，何等快活!” (第2回)当丽卿听说倚妆已落水而死时，还是不改其初衷：“倚妆既为我身死，我怎肯负彼深情。宁可斩我宗祀，此生决不再娶。”(第11回)在崇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古训时代，丽卿的思想总还是多少有些异端的味道。作者虽然给了倚妆妓女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赋予她一般妓女的品格，倚妆不肯倚门卖笑，“整日吟诗写字，烧香吃茶”，而她的妈妈也是 “百依百随，无所不至的奉承他” (第2回)，当京城盛传花案消息的风声传来时，大家都以为大祸临头了，倚妆曾准备自尽，但她却想到“毕竟要干连妈妈，此中也觉过意不去”(第10回)，结果把自杀的念头打消了。倚妆的美丽、多情、严肃的生活态度，富有才华的品格，为文学画廊中的妓女形象增添了一份色彩。

这部小说有一篇《蠡庵跋》，说： “全书愤世嫉俗，半多诙谐笑话。”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愤世嫉俗是从小说作品揭露社会种种弊端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对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从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大约也是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挣扎过一番的读书人。他对科举弊端十分熟悉，因此抨击起来也有一定分量。小说写道，考试之时 “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 (第3回)。正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如此，作者才别出心裁地幻想出来一个女开科。女开科本来是才子们闲极无聊的凑趣取乐，但丽卿一伙人却做得认认真真。“俨然是棘闱气象，倒比那真正科举场中更觉得森严整肃，甚是可畏。” (同上)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窦与小说中女开科的森严整肃鲜明对比，作者愤世的情绪也就表达了出来。科举考试中的行贿受贿，作者也是深恶痛绝的。作品十分尖刻地指出： “文章好歹，那有定评，有银子，就是好文章;没银子任凭你锦绣珠玑，总是嚼蛆放屁。” (同上) 所以凡是熟谙科场的老行家都知道，只要有了钱，“那举人进士不怕不一节打通”，“那在下等的朋友也不要去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坦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这不是人去磨墨，却被这一块墨把人磨去了半橛” (同上)。如果说试官受贿，那利益毕竟还是有限的、暂时的，那末试官把门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利益则是更为长远的了。作品引唐代崔群知贡举，取门生三十人，回家便对妻子夸口说： “我有美庄三十所，留与儿孙作祖遗。”这正代表了一般考官的心态，他们把“棘院为场圃，以士子为俗种” (同上)，更大的收获将有望于未来。作者的愤懑不平是溢于言表的。

对科举考试弊端的抨击和揭露，从明代的 “三言二拍”开始，中经《聊斋志异》，一直到《儒林外史》的问世，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作者本身就是士子，他们都经历过科举考试，其中的甘苦深有感受，其中的弊病也深有了解，说起来言之凿凿，写起来又得心应手。另一个则是读者的需要。一部分读者也是士子，其中有许多则是落魄的士子，他们每人大约都有一段在科举道路上拼命挣扎的心酸史，这一主题也就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是，这一主题反复出现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上述所说的两个原因。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进入国家机器，因此科举考试决定了官员们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家机器的命运。对于科举考试的抨击和揭露，也就是在间接触动着封建官僚制度。《女开科传》参加到抨击科举弊端的合唱中去，虽然它的声音还不甚宏亮，但是作为合唱队中的一员，也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它的积极意义，也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认识的。

从第3回开始，作品的画面逐渐展开，对由花案而引起的一系列风波进行勾勒，从而描绘各式各样的世相。作品描述了一个由察院升为京台的清官。清官本人的形象并不丰富，但是由于作者总是以当时官场的秽行来衬托清官的廉正，也就开拓了小说的涉及面。例如第八回，写察院任满回京，一路之上并不骚扰驿站;夜渡高邮，高邮驿丞尚在睡梦之中。作者写道：“如今的承差，不拘早晚临驿，科派需索，打骂施行，备了人夫，又要干折，既干折了，又要人夫;抓拿驿丞如蝇虎，提放驿丞如猢孙。如叩头虫，不时起倒; 如失缰马，冲突奔忙; 气喘喘，忙急急，不知此驿丞之苦，何时得歇。”驿丞的被欺凌，官员的无节制勒索，显示了官场黑暗的一般。作者还进一步描述了清官只能做到自身廉洁，连他手下的人都没有能力加以节制的情景。察院夜渡高邮之后，随行员役却返回高邮质问驿丞“缘何既裁革了一应使费，反敢藐视宪台，不来迎接”。惊吓之后，上了年纪的驿丞“竟捐馆于驿邮舟次”。驿丞之死正说明清官作用有限，其实作者也分明知道：“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第一回)

想借花案进行讹诈的有两个最突出的人，一个是讼师贴天飞，一个是和尚三茁。第七回集中揭露讼师的恶行。贴天飞怂恿母夜叉告状，无非是为了从中诈取些钱财。母夜叉尽管十分精明，但她毕竟不是贴天飞的对手。结果，母夜叉的全部财产都被贴天飞罄卷一空。母夜叉仅仅是一例，贴天飞 “专惯哄人告状，打点衙门，不知弄坏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以作者说他是“双天字号的恶人”。一件很小的事情，要是让讼师插手，“毕竟要弄做讼浪滔天，刀风泼地”。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背后还是金钱做怪： “若得他粪金摆布，偌大的事，他也会弄做鬼火无踪。既可兴无风之浪，又能息有浪之风，任意纵横，莫可端倪。”作者写讼师，又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官府，即 “上官之喜怒尽属钱神”，那逻辑是：讼师可怕在于官府可怕，而官府可怕是由于金钱可怕。最后作者十分幽默地说：“千万个讼师都是一爷娘胞胎所出，但这等讼师，连阎王十八层地狱中的鬼卒，也都怕他死去作吵，倒要保佑他长生在世。”

三茁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相。他披着和尚的外衣，却南风女色无所不好。花案事发，他以为有机可乘，企图把倚妆弄到手。于是，公然造谣，暗设骗局，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对于和尚秽行的揭露和抨击，明清小说中并不罕见，这部小说的特点在于对三茁内心世界的挖掘。第五回有一段关于三茁的独白：“和尚虽系出家，却与俗人一样，他身上并不曾少生些什么。既具了五形，便有了酒色财气四件。若说和尚不该擅动色念，就不该把他生这个东西。既把他生这个东西，又不许他动起色念，明系是诱人犯法，殊不公道。”这段独白揭示出三茁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等于宣布禁欲主义的破产。如果说这一段的揭示还比较抽象的话，那末第六回的一段就更具体，从而使三茁的丑恶精神面貌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倚妆、文娟、弱芳一班儿，这等俏丽。我为着他们也不知虚空摹拟，害过了几十场单思大病，咽过了几钵头唾沫涎津，睡梦间也不知错认过几百遭徒子法孙，暗地里也不知道错叫了千万声宝命心肝，就是醒时节也亏我挨过了几十次的黄昏夜雨，月朗风清。真个为他死边得活，有苦难言，几乎阎罗老子即日具请。”因为具体，所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深刻，抨击的力量也就愈大。

作者的直接议论是《女开科传》的另一个特点。一般地说来，议论过多容易削弱小说的形象性，读起来令人乏味。这部小说的议论占的比例较大，不能说不影响了形象的塑造，但由于这些议论本身的特色，也还是有很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的。首先，这些议论更偏重于揭露，很少正面立论，于是也就很少有道学头巾气。其次，作者的思想比较开通，不象有的才子佳人小说那样开口温柔敦厚，闭口男女之大妨，迂腐的语言也就相对少得多。第三，作者很善于运用语言，虽是议论，作者还是大量运用比喻、夸张、描写、叙述等各种方法，使议论的语言形象化。第四，作者的议论成为叙述故事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是小说揭示世相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扩大了小说内容的蕴含量。

通过议论揭示士子的心态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回讲到士子进入考场的情景：“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要晓得，试场两扇大门是真有鬼的，一关关了，实是窘人思路。”这是议论，但很形象，不是过来人就难以描摹出来。第四回，写丽卿少年狂放，不肯饶人时，说：“只有这些读书的阿呆，是天不怕、地不怕、鬼神都不怕的，偏要在虎嘴上去拔须，龙口里去挖珠，拚做这顶头巾不着，擂锣擂鼓赶到前路。”同回又说：丽卿“不过书呆旧样，读得几句书在肚里，见了小人，略觉妄尊自大，这也是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这些议论风趣幽默，左一个“阿呆”，右一个“书呆”，把那些正直而不知变通的士子精神状态勾勒得十分贴切。古来的士子自恃耿直，往往失于计算，结果往往倒霉。因为浇漓的世道决非靠几个正直的士子就能扭转得了的，而士子往往忘了这一点。甚至有的士子天真地认为，如果为了理想去牺牲，所谓杀身成仁，就能唤醒民众，改变世界的面貌。其实这都只是乌托邦而已。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正是这个道理。当作者指出 “阿呆”有“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以后，说： “总之古圣人说得好; 满招损，谦受益。这六字当铭诸肺腑，是我辈养身惜命的本源。” 明明是 “无可医的病”，却又说要 “养身惜命”。这种矛盾的说法，恰恰流露出作者的牢骚情绪来。

通过议论揭露社会各种丑恶现象是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第三回说到考官受贿，作者则用十分俏皮的语言说：“总是五显得权文昌削职的时节，钱神有灵，岂但称为家兄，直可尊为阿父”;“人都说文场中实有鬼神把持，不由试官作主。要晓得，这些贪婪试官已是活现鬼蜮，那里还另有甚么鬼神”。第一回说到钻营拍马、阿谀奉承的世相，就通过比喻、夸张、摹状等手段进行形象的勾勒：“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 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就越钻得高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龌龊的事体，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 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希罕。”这些议论，实际上是很好的杂文语言，很有讽刺力量，对丑恶世相的揭露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第十回写倚妆被察院收留为女，接着议论道：“若把别个官府撞着倚妆，看了这般绝世的仪容，莫说自己又没有儿子，就是有儿子，也要起私欲之心，收留在身边，做一个如夫人了。纵使夫人不贤慧，此女不顺从，你道男子汉的心肠，又是绣衣公的声势，如何执拗得他，毕竟千方百计，也要弄他到手。”作者用这段议论来反证察院的“行谊端方”，却起到了揭露官僚丑行的效果。这段议论写得平实，似乎不动什么声色，但敦实有力，其中蕴含了作者的愤懑不平。

《女开科传》只不过是一部二三流的小说作品。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难以望第一流小说的项背，它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广阔性方面也难以和第一流的小说相比，但是，作为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它自身的价值也是不可抹杀的。除了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的价值之处，还毕竟有为第一流杰作所不能完全囊括的东西： 即如关于花案的想象就是其他作手所未试者; 丽卿、倚妆等形象固然并不丰满，但作为艺术形象也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 至于它那独特的议论，幽默风趣、讽刺有力、语句警人、形象性、深刻性等等，还是很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