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与家族制度
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一个“宗法社会”。基于儒家“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的训条，在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是长期保持着，而且一直发挥着它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种种作用。
家族制度缘于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起源于殷商时期，逐渐完备于周代。关于周代的宗法制度，儒家的经典如《周礼》、《仪礼》和《礼记》等曾有全面系统的阐述。
战国时期及其后，宗法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宗法制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完整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儒家思想仍然为后世的统治者所尊崇，宗法观念对帝王的政治统治又极为有利，所以，宗法制度的残余和宗法观念仍然受到维护和提倡，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指出的：这种宗法精神“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份，直至今日，其惰力仍然存在”（ 《先秦政治思想史》）。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长期是一个宗法社会”，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宗法社会在战国以后的主要表现形态，当然不再是周代的宗法制度，而是封建社会中的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是宗法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行政法上的世袭封爵、官选豪门，刑法上的族刑缘坐，以及民法上的立嗣制、宗祧继承制等，都表现出家族制度对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继承和认同。家族制度的组成，是“父之党为宗族”，即以一位共同的父系祖先为中心，聚合了许多“小家”的大家族。
这种封建社会的大家族，除了具有最基本的生儿育女、繁衍族系的功能以外，还担负着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多样化功能。我们可以举明代万历年所刊的《长沙檀山陈氏族约》为例，看看封建家族所担负的各种具体职能。《长沙檀山陈氏族约》有四个纲领、二十六条目：
1．尊君——祝圣寿、宣圣谕、讲礼法、急赋役。
2．祀神——礼先师、处里社、谨乡仇、秩乡厉。
3．崇祖——修族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绩、保遗业。
4．睦族——定行次、遵约法、肃家箴、实义仓、处家塾、助农工、养士气、扶老弱、恤忧患、戒豪悍、严盗防。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一个封建家族，就已经负担起几乎是个“小型国家”的方方面面职责了。而且，封建国家的政权机构，总是承认或默认这一类宗规族法，并把它们作为政治统治的辅助和补充。
在这种封建大家族中，联系起每一个个体以及每一个“小家”的关系主轴，就在于父子之间。环环相扣的父子关系主轴，使大家族的聚合得以实现。因此，提倡孝道，强调子辈绝对地敬顺和服从父辈，以维持父子关系主轴的坚固，进而实现整个大家族的团结，以完成封建家族所承担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功能，自然就成为极受重视的事情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父子关系主轴的坚固，在于“孝”。这样，缘于血缘关系，从自然感情发展起来的“孝”，被作为封建家族中最主要的精神与道德的黏合剂，也就承担起了沉重的政治等方面的责任。
父子关系是纵向的，上下相承的，所以儒家重视并提倡孝道，以处理父子关系，但除了纵向关系外，家族中还有横向关系即兄弟之间关系，所以儒家又重视并提倡悌道，以作为孝道的补充。孝悌往往相提并论，从维护家族制度方面来说，它们又各有其作用。
近代学者江侠庵所编译的《先秦经籍考》一书中有《孝经考》一节，其中谈到孝与家族制度的关系时说：
中国自古以孝道为诸德之首而尊重之，早成事实。其尊重之理由为何乎？此孝道，在狭义之伦理意义以外，乃支持家族制度上最为郑重也。
可以说，孝道支持了家族制度，也就是间接地支持了国家、社会的安定，支持了封建政权政治。这虽然与周代的“邦家合一”情况下的“孝治”形式略有不同，但也是“孝治”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