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电池产业急先锋

王自新是北京市丰台区新宫村人，1968年出生，原本是个内科医生。1999年夏，他在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查找资料，偶然发现一份有关生活垃圾的资料上写着：我国回收的废电池不能处理。出于医生对健康的敏感和会对环保的关注，他决定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大惑不解：国家在大力宣传回收旧电池，可是回收的旧电池又不能处理，那回收干嘛呢？

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开始查资料、访专家、走市场。很快，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通过建立中国首家废电池处理厂，带动宣传、回收工作的开展，促使产业政策出台，尽快建立起中国废电池产业化格局的工作计划，力争3～5年解决我国15%的废电池的问题。

当把各种资料汇总并经过分析后，他对当时的废电池有了清醒的认识：必须建立宣传、处理、回收、产业政策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公开、公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为驱动、产业政策为依托，建立科学化、有序化、专业化的产业化市场格局，中国的废电池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一个解决。从此，王自新踏上了一条几乎使其倾家荡产的创业之路。

他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中心”，开通了废电池热线，组织废电池回收宣传服务队，举办电池知识巡回展览等。2001年，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中国第一座年处理3000吨的废电池处理厂在河北省易县破土动工。当时，媒体和社会各界给与他极大的关注，从而带动全国的废电池处理业向前稳步发展。

没过多久，也就是2001年8月，河北省有关部门开始对王自新的废电池处理厂担心起来，因为湿法工艺过程中存在着废水排放的问题。如果以年处理3000吨废电池的规模衡量，一旦废水污染了已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易水河”，后果将非常严重。结果，王自新的处理厂被下达了停产通知。

原本是为了解决废电池对环境的污染问题，这回却被有关部门当成了制造污染的源头，刚刚建起的处理厂很快又被叫停，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着。王自新整日整夜的思考：废电池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不搞废电池，凭我的才智，我的生活会很好，我是否在这条使我可能会倾家荡产充满荆棘坎坷的废电池创业路上继续走下去？

不让搞处理，他就继续做宣传。每天通过废电池热线找王自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关心废电池的电话始终不断，这让他的废电池创业之路欲罢不能。在2003年，他投入最后的4万余元做了1万套“电池知识普及挂图”向学校、社区、单位全部免费发放后，他已经彻底的一无所有了。

大量鲜明的数字依旧摆在面前：中国每年废电池消费量100余亿只，折合重量20多万吨，而中国99%以上的废电池被丢弃；一只普通碱性锌锰干电池约含锌16%、锰35%、铜2%、铁20%……一只普通锌锰干电池约含锌22%、锰26%、碳8%、铁17%……而且，大量的废电池不被有效处理，和其他垃圾一起进入填埋场等，一旦壳体破裂，汞、锌、锰等金属将污染水源、土壤等，并通过食物链进入生态环境，将隐含着造成区域性的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的可能。

而且，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每年仅纯锌一项就有4万多吨被白白浪费，相当于两座中型矿山的产量，每年被浪费的价值在10个亿以上。面对着这一组组数据，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王自新还是坐不住，决定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的废电池事业打拼下去。2003年，他组建中国第一支专业化的“绿色之星”废电池服务队。2004年11月，王自新组织600余名志愿者开展了“废电池调查服务月活动”，对北京市废电池状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一份《北京市电池消费及回收处理情况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和北京志愿者协会的大力肯定。

到了2004年，他在重新进行市场决策的基础上，毅然走上了“二次爱心创业”之路，充分发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王进喜的创业精神，并且集合社会上所有有责任感的公民的爱心，共同创出根治中国废电池问题的一番大业。

王自新虽然在多年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国外的先进技术，开发出“真空热解处理废电池设备”，但由于废电池处理带有极强的公益性色彩，不会给企业带来预期的经济回报，曾有数十家国内、国外公司洽谈后望而却步。

现在，中国的废电池环保事业徘徊在十字路口，急需建立专业化废电池处理厂，带动各方工作的开展。

舍企业小利、创国家大利。作为中国“废电池产业化急先锋”，王自新又像是中国废电池产业化道路上一块无私的铺路石，推动着中国废电池处理产业的发展。

曾经有记者问王自新：“作为民营企业，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现在从事废电池的利益从那里来呢？”

王自新说：“开始创业时，我考虑过在废电池产业化格局建成后，国家的废电池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中，企业会有一定的利益，但废电池更多的是利国、利民的社会效益，带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色彩。现在，作为我仍站在我国废电池事业的前沿，是不可能再言企业利益的，我现在完全为了根治我国废电池问题的理想在进行奋斗，是为实现一种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