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是个好习惯

吉妮的母亲有个爱写信的习惯，那是从1941年的冬天开始的。吉妮的哥哥约尼自应征入伍后，一连数月没有音讯。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厨房的大桌子前给他写信。吉妮弄不明白既然约尼从不回信，她干吗还要写呀写。

“等着吧，我们总会收到他的来信的。”她总是那么自信。

母亲常说，信同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神圣的上帝之光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她相信这束光芒能帮助她找到约尼。吉妮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为了让她自己或大家放宽心，但这毕竟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终于有一天约尼来信了——他还活着，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亲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赛西丽娅·卡普契”，这一直使吉妮有些迷惑：“为什么不写‘妈妈’？”

原来，她从来就把自己当作赛西丽娅·卡普契，而不是妈妈。这使吉妮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母亲——这位身材娇小、穿着不足5码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亲从不化妆，也不佩戴首饰，除了一只金黄色的结婚手镯。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又黑又直，盘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轻巧的银丝边眼镜。

每次写完信，母亲总是让父亲去发。然后，她端来咖啡壶，吉妮一家便边喝咖啡边回忆起以前一家10口人围坐在桌边时的美好时光——爸爸、妈妈，还有8个孩子。那时，她们这8个孩子中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家，去工作，去参战或者结婚，到最后只剩下吉妮一个。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写信的对象中又加上了另外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她要写3封不同的信，然后让父亲和吉妮在信上加上他俩的问候。

吉妮母亲写信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妇人找上门来。她颤着声向母亲问道：“你能写信，这是真的吗？”

“我常给儿子们写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妇人又轻声问道。

“当然可以。”

妇人急忙从提包里拿出一沓航空信：“请您快给我念念。”

这是那位妇人正在欧洲打仗的儿子寄来的。吉妮的母亲还记得那个以前常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玩耍的红头发小伙子。她把信由英文译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给那位妇人听。妇人听着，两眼闪着激动的泪光。

“我得给他回信，”她说，“可怎么写呢？”

“吉妮，去做点咖啡。”母亲边吩咐边让吉妮把妇人领进里屋坐下，然后拿出钢笔、墨水和信纸开始写了起来。写好后，她给妇人念了一遍。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些？”她问吉妮的母亲。

“我常读儿子的信，知道一个母亲该对儿子说些什么。”

不久，那位妇人又来了，还带来了一位位朋友。她们的儿子都在打仗，她们都想给儿子写信。于是，为街坊邻居写信几乎成了吉妮母亲的职业。有时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别人写信上。

吉妮的母亲对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妇人请母亲教教她：“我想学会写我的名字给儿子看。”

于是，母亲就手把手一笔一画地教她写，一遍又一遍。这以后，每当母亲为她写好信，她便开心地在信尾写上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那位妇人又来到吉妮的家。母亲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事。妇人眼中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希望之光了。她们在一起久久地坐着，手拉着手。

“也许我们该去趟教堂。”母亲轻声对她说。

从教堂回来的路上，母亲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想着那位红头发小伙子。战争结束后，吉妮的母亲放下了纸和笔。“结束了。”她说。然而，她想错了。那些曾找她替她们给儿子写信的又拿着她们亲戚的信来找她。

母亲曾经说过，她曾一直梦想当一名作家。

“为什么不去实现这个梦想？”吉妮问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的生活目标看来就是写信了。”

吉妮母亲的信一封也没有留到现在，但受到过她帮助的人们却依然在谈论着她，把她写的信装进了他们记忆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热爱，经常写信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书信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它会让你痛苦，也能使你欢笑。信就是生活，信就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