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一段生活

1975年我高中毕业时，刚满十七岁。这个年龄按现在的说法叫“花季”。但我那时候却无花可言。不要说花，连叶子都不绿。上大学无望，工作也无望，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但我们家就两个孩子，姐姐已经插队了，按当时的政策我只能留在城里待业。起初我耐不住寂寞，坚决要求下乡去当知青。我想得很简单，当了知青就会有伙伴，也就会有上大学或者进工厂的可能。我实在是觉得日子太沉闷了。没有书也没有朋友。

但我的这一要求无人能理解，大家，包括父母都认为我是想出风头，或是脑子里真的被灌输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念头。当然我承认我也有一些这样的念头，比如我就想象过自己下乡后给贫下中农看病的情景，像当时的电影《春苗》那样。父母被我缠磨得失去了耐心，就同意了。

记得父亲郑重地跟我谈了三点，第一，不要以为下了乡就必能进大学或工厂；第二，不要以为农村都跟《艳阳天》里那样；第三，家里绝无大腿可给你抱，如果后悔了，也只有咬牙坚持着。我一一点头表示明白。母亲就为我准备了一口大樟木箱子。除了必要的换洗衣服，我带得最多的就是药物。这不仅是因为我想当“赤脚医生”，还因为我自己患有严重的过敏症。稍有气候或饮食上的不适，我身上就会起很多红斑，继而发展为亮晶晶的水泡。母亲不愿我下乡，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我已定下具体行期准备出发时，上面来了个通知，说我不符合政策，不能下乡。这样我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这对我是好还是不好。每当我的朋友们说起当知青时的种种艰苦或者乐趣时，我总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也曾经渴望当知青呢。但我从没把这话说出来过，我觉得没人会信，反而会觉得我矫情。

下乡未果，我更加烦闷。母亲就带我到父亲的部队上去住。在那儿我认识了父亲团卫生队的几个女兵，就常去卫生队玩儿。母亲说既然你去那儿，不如学点儿东西。我一想也是，就跑到外科室去，拜外科室的副班长为师，跟他学会了打针、包扎、输液，以及简单的伤口缝合等不少手艺。

部队的驻地是农村，常有干活负了伤的农民来看病，那时不讲经济效益只讲社会效益，所以农民来找解放军看病，几乎不收什么费用。记得有一次一个农村女人被盖房子的木头打破了头，嚎啕着来到外科室。我看见她头顶上血流如注，头发被血液凝成了一缕缕的，吓得腿发软。但副班长却毫不心软地大吼了一声：哭什么哭？！再哭我就不管你了！那女人霎时止住了哭声。接着他指挥我给她把伤口周围的头发剪掉。我颤颤惊惊地给她把头发剪了，消了毒。副班长这时已准备好了针线，递给我说，你来缝。我惊吓得连连摆手。平时我只在枕头上练习过，从没干过真的。副班长说，要想学会本事就得来真的。

女人一听说让我缝.马上又哭起来。副班长厉声说，你怕什么怕，她比我还缝得好，她是学校里教出来的。在女人将信将疑的目光里，我只好壮起胆子上了。这一上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真理，那些枕头算是没白扎，我很顺利给她把头缝上了，一共缝了六针。女人走后我小声问他，刚才为何那么凶？他说情绪激动血会流得更厉害。然后他又安慰我说，头上的伤是最容易愈合的，因为血管很丰富。果然，一周后那女人来拆线了，伤口一点儿事也没有了。这回她笑眯眯地对我说，“谢谢你了医生。”我作谦虚状摆手，心里却豪情万丈，干劲儿倍增。以后凡遇上这类的小伤，副班长都交给我处理了。

但我也干坏过，有一回副班长要给一个病人做阑尾手术，让我帮他递器械。（现在想来副班长真是个能干而又胆大的人，他连卫校都没有读过，完全是自学成才。我曾跟着他进过几次手术室，看他给狗切除阑尾，以练手艺）那天切除之后缝合时，他忽然说让我来缝最后一层。我一直手痒痒着，连忙去洗手消毒戴上手套站上了手术台。腹部的手术要缝五层，最后这一层应该是最好缝的。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可后来我却看见那病人一直没出院，总是弯着腰移着步子来外科室换药。我悄悄地问副班长是怎么回事，副班长说这个病人的伤口有些感染。我一下子对他充满了歉意。那是个高个子的战士，但他看见我却没什么表情，也许他不知道最后一层是我缝的，也许知道了没有怪我。不过从那以后副班长不再让我上手术台了。

我在外科室学了三个月，所有的简单活路都会干了。包括静脉注射。我已能很快很准确地将针扎进血管，也会很老练地用手将胶布扯断。总之像个地道的护士似的。可是再深的东西我又没法学，卫生队不可能送我去深造，也不可能再让我用病人练手艺。于是我对外科室的事渐渐失去了兴趣，又回到了家中。

这时我们家请了个木工，给我们做一张床和一个大立柜。母亲就让我给木工师傅打下手。我就整日跟在那木工师傅后面，给他递工具，倒茶，等等。这木工师傅是上海人，五六十岁的样子。我不知母亲付他多少工钱，只记得是要管他饭的。而每次吃饭时，这位师傅总要喝点儿酒。然后用筷子指点着下酒菜对父亲母亲说，吃啊，吃啊，不要客气。弄得我们一家人很尴尬，好像是在吃他的饭。这位师傅觉得女孩子不可能学木工，所以根本没打算教我，只是在我问到时，才简单回答几句。但我却对他那些非常锋利的工具发生了兴趣，没事就用来劈劈砍砍，损坏了不少木料。他只好教我刨木头。我刨不动大的，就刨小的细的。在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我刨出了十二根床档头。后来木工师傅就走了，家里又归于寂寞。

我们住的院子是部队为来队家属修的。离工地很近，每天都可听见放炮声，窗户常被震得哐哐哐地响。父亲是总工程师，很操心。特别是放中炮炸小山包的时候，总怕飞起的石头炸断高压线或砸着老百姓的房子。为这个他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很顶用，后来还被父亲写进论文发表在有关的杂志上。我每天站在阳台上，都能看见连队的那些兵扛着工具器械上工地去。早上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朝气蓬勃的，唱着歌。等到傍晚回来时，就只能听见铁锨镐头之类拖在地下发出的声响了。他们的衣服被泥土和汗水弄得辨不出颜色，一张张的脸庞都显得疲惫不堪。可我始终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仍是没有任何朋友。

为了打发光阴，我开始学习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那时能够找到的书似乎就是这些），每日背诵或默写。很快我就把当时已发表过的毛泽东诗词全部背熟了，并且能够默写。再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搞研究”，研究出了毛泽东诗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字，好像有天、地、海、山、风这五个。从中我得出毛泽东是个有大气魄的人，不愧是中国这么大个国家的领袖。我将研究结果告诉父亲，因为他对古诗词一直很有兴趣。父亲很高兴，鼓励我多学习。但他拿不出别的书来给我读，就时常讲些他记忆中的历史或文学典故给我听。

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独处。

妈妈也看出我百无聊赖，就建议我在楼后面的坡地上开一小块地种菜。我种过韭菜、玉米和丝瓜，好像还有蒜。但除了韭菜割过两次外，其他均无所获。

我们那个院子当时住了不少干部家属。这些家属大都是农村出来的，没有工作也没有文化，但却有很多孩子。为了贴补生活，部队就找了些工地上简单的活路给她们干。当时母亲身体不太好，父亲不让她去干。母亲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并且说所挣的钱归我自己。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不想老闷在家里。于是就在那年的夏天，我加入了临时工的队伍。每天和那些阿姨们一起去工地的仓库里干活，有时是清理零件，有时是擦锈。也有时是给工地上卸车。每天的工钱是一块四角七分。一个月除去星期天可挣四十来块。

虽然有事可干有钱可挣了，我却并不快乐。因为我和那些阿姨之间没有任何可沟通的。她们总是在一起开些粗俗的玩笑，我不愿听也躲不开。我大约干了一个半月就停止了。其原因是有一天下午卸砂子时我中暑了。母亲觉得我身体还是弱了些，不让我再去了。

这样东一下西一下的，就混过去一年多了。到1976年年底，父亲团里有不少干部的孩子都当兵去了，父亲就问我想不想去。我知道父亲在团里没有任何权势，要让他弄我去当兵是很困难的事我就说我不想当兵。但父亲眼见着我这一年呆在家里已变得落落寡欢，就硬着头皮去找人。最后帮忙的是我们的邻居。他是个后勤部长。也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总之我就当上兵了。

我离开家到部队去的时候，母亲将我干临时工所挣下的工钱给了我，有六十多块。我就揣着这笔财富，开始了我的当兵生涯，一直到现在。

1994年4月25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