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不死君难

春秋时期，齐国相继产生了两位名相：管仲和晏婴。管仲辅佐齐桓公做了春秋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晏婴辅佐齐景公“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有古君子之风：二人皆得到了孔子的称赞。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管仲和晏婴并列，是为《管晏列传》。在《管晏列传》中，虽然司马迁叙述晏婴的文字明显少于叙述管仲的文字，却给予了晏婴极高的评价：“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由司马迁明确表示愿意为晏婴“执鞭”，不难明晰晏婴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之重。而司马迁提及的晏婴“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指的即是古人所经常谈论的历史典故“晏婴不死君难”。这个历史典故，虽然不能概括晏婴一生的主要政绩，却也生动地说明了晏婴从政的政治追求和价值观。

晏婴出身名门，齐灵公二十六年，乃父晏弱死后，晏婴继任齐国上大夫，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六年），齐庄公死于齐国贵族崔杼之手。起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齐庄公好色如命，一再前往崔杼府上与崔杼续娶的夫人堂姜私通，而被崔杼设计谋杀。晏婴“不死君难”的掌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

夏，五月，莒子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

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鬷蔑于平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东周列国志》中，对晏婴的表现同样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时齐国诸大夫闻崔氏作乱，皆闭门待信，无敢至者。惟晏婴直造崔氏，入其室，枕庄公之股，放声大哭。既起，又踊跃三度，然后趋出。棠无咎曰：“必杀晏婴，方免众谤。”崔杼曰：“此人有贤名，杀之恐失人心。”晏婴遂归，告于陈须无曰：“盍议立君乎？”须无曰：“守有高、国，权有崔、庆，须无何能为？”婴退，须无曰：“乱贼在朝，不可与共事也。”驾而奔宋。晏婴复往见高止、国夏，皆言：“崔氏将至，且庆氏在，非吾所能张主也。”婴乃叹息而去。

未几，庆封使其子庆舍，搜捕庄公余党，杀逐殆尽。以车迎崔杼入朝，然后使召高、国，共议立君之事。高、国让于崔、庆，庆封复让于崔杼。崔杼曰：“灵公之子杵臼，年已长，其母为鲁大夫叔孙侨如之女，立之可结鲁好。”众人皆唯唯。于是迎公子杵臼为君，是为景公。时景公年幼，崔杼自立为右相，立庆封为左相。盟群臣于太公之庙，刑牲歃血，誓其众曰：“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庆封继之，高、国亦从其誓。轮及晏婴，婴仰天叹曰：“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崔、庆俱色变。高、国曰：“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庆乃悦。

因为齐庄公咎由自取而死于丑闻，因为崔杼实权在握，势力很大，故而弑君变故发生以后，齐国大小官员们个个明哲保身，不肯前往齐庄公遇害之处凭吊，只有晏婴一人独自前往。而晏婴之前往，并不是要为齐庄公殉难，而仅仅是出于道义、礼节上的考量。最能说明晏婴心态的，是他和随从的那几句对话：“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不肯死难是因为齐庄公死于丑闻，又不单是晏婴一个人的国君，不值得为他去死；不肯逃亡是因为自己没有过失；不肯回去是因为心中彷徨无定，将庸何归？于是，在崔杼府门开启之后，晏婴遂走进去，伏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哭一番之后，便离去了。

晏婴这样做，固然表现了司马迁所说不畏惧崔杼恶势力的勇气，同时更表明了他对于传统忠君观念的精辟见解：如果国君是为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应当陪同他殉难；如果国君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死，做臣子的则没有必要为他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是奉行这一观念，晏婴才在齐庄公死后做出了上述举止。晏婴的这一抉择显然是和后来日趋僵化的儒家所宣扬的忠君观念相悖的，而在当时却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这种看似特立独行的举止其实并不费解。须知，在晏婴活跃在齐国政治舞台上若干年以后，孔子开始在列国之间奔走，推行宣传他的学说，而儒家的主张在孔子生前影响也远不如死后那么大。同时，因为在晏婴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君臣之间还有不少可供选择的余地和空间，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谓“国士众人之论”，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晏婴固然忠于齐国，对国君忠心耿耿，却能在齐庄公毙命的噩耗面前保持头脑冷静，认识到齐庄公死得轻于鸿毛，为人所不齿，随即做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

透过崔杼、庆封两位权臣拥立齐景公的盟誓之会，则更能看出晏婴忠于社稷的心迹。在新君即位盟誓时，誓词居然是要求群臣与崔杼、庆封保持绝对一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轮到晏婴盟誓时，胸怀无穷怨愤的晏婴仰天长叹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只肯与“忠于君、忠于社稷者”同心同德，这就是晏婴其人的人生价值观！

《左传·昭公十年》记载了晏婴在齐景公时代宫廷变故面前的又一次抉择：

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

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则皆从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銔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

有道是“形势比人强”，齐景公当政时尽管有贤相晏婴的鼎力辅佐，却也难以避免大权旁落的局面，到后来齐国的实权逐渐落到了贵族陈氏、鲍氏、栾氏、高氏手中，一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四大家族终于兵戎相见，而将齐景公作为争夺的目标。事变发生后，身为相国的晏婴无力与之相抗衡，只能站立在齐景公的宫门前虎门之外，冷眼旁观，而不肯在陈氏、鲍氏、栾氏、高氏之间选边站。有意思的是，晏婴的门徒这时也问了三个问题，而晏婴的回答则和当年齐庄公死后回答随从提问的说法极为相近：“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入。”

《晏子春秋》讲述了晏婴的这么一则轶事：

景公与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称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归，负载使人辞于公曰：“婴故老耄无能也，请毋服壮者之事。”公自治国，身弱于高、国，百姓大乱。公恐，复召晏子。诸侯忌其威，而高、国服其政，田畴垦辟，蚕桑豢收之处不足，丝蚕于燕，牧马于鲁，共贡入朝。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穷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由齐景公看似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察觉到齐景公已经对自己不再感兴趣以后，秉政多年的晏婴绝不恋栈，马上递上辞呈，辞官归隐。这种选择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出来的，而晏婴却毫不犹豫，足以说明其人格的独立性和内心的强大。

透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记载，或许更有助于人们了解那个身材矮小却意志坚定智慧无穷的相国齐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