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雅与俗：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穿住用、与人交流，甚至于更深层次的琴棋书画，其中都蕴含着雅和俗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中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大家都明白雅和俗的意思，但却很难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在人们心中，雅似乎就是高人一等的“阳春白雪”，而俗就是低人一头的“下里巴人”。但是，雅与俗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一刀切的方式加以蔽之，而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雅文化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高雅又精致的文化，长时间与之接触，人的整体气质水平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然而俗文化却不然，虽然解释为俗，但却是通俗的，更加易于被接受。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中曾引用“《下里》《巴人》，国人属而和者数千人，《阳春》《白雪》，国人属而和者数不过数十人”来比喻雅俗文化。

不过雅和俗虽说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却不是对立的。雅文化来源于俗文化之中，但同时也对俗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季老在《谈国学》的雅文化与俗文化一章中提到，当今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大力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他认为这的确是件有意义的事，可当下雅文化面临的却是“和者寡”的问题。

雅文化因为自身“雅”的特点，必然导致其无法彻底地被百姓接受。古老的歌剧、交响音乐会，还有一些艺术品博览会等这些本来就高雅的文化现在却开始有遇冷的趋势，这并不是艺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其自身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能完全接受的也只不过是少数的精英分子而已。试想，你让一位老农民去听欧洲交响乐，他肯定无法欣赏其中的美妙所在。而相比较之下，俗文化就因其浅显易懂的传递方式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大多和生活有着各种联系，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被大众所喜闻乐见。但当下俗文化也存在着在某些层面过于简单甚至低俗的问题。要同时解决这两种问题，可以试着把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和起来。在保留那些高雅的演出作品本身特质的同时，尝试着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既保留了思想的高贵性，同时也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那些民俗的文化也应该具备些思想性，这样就不会由于过于直白而缺少内涵。

雅俗分赏，为之共存

季羡林先生说雅俗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但二者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和平共处”。他指出，《诗经》中区分了雅俗文化，同时也让雅俗文化共存，“国风”是俗文化，“雅”和“颂”是雅文化，各自具有鲜明的特性，又在书中合而为一。这正是雅俗文化相互区别，而又相互包容的特点。

季羡林先生早在20世纪中叶便指出，中国的电视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大众的、通俗的，但是雅文化带给观众的却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欣赏。虽然“雅俗共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结果，但是观众群体的分化使这个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于是有了“雅俗分赏”之说。“春晚”一直是国人除夕之夜必看的节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已经不能满足所有观众的喜好，此时“雅俗分赏”水到渠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如今，电视台都设置有不同的专业频道，以满足具有不同审美理念的观众。

虽说“共赏”是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但盲目地要求“共赏”，则改变了电视节目原有的初衷，杂糅了雅与俗的电视文化，抹杀了电视观众对节目的针对性。“分赏”并不意味着割裂了雅与俗文化，使之成为对立的关系，而是使其维持一种共存共荣的友好和谐关系。

大相径庭，殊途同归

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理解，比如他在书中提到：“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这段内容很有道理，雅和俗本就是两个近乎不同的层面，虽然它们所代表的内容相同，但它们所传递出的价值却都是朝着同样的方向。不论是高雅的艺术文化还是通俗的民间文化，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或是体验收获都是积极的、正面的。

正如古典歌剧、交响音乐会等提供的是心灵的净化和情操的陶冶，“俗气”的民间艺术作品带来的是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体验以及潜移默化的熏陶。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带来了不同的效果，但却产生了同样的作用。这也可以算是雅俗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特点。

雅文化与俗文化是两种对立、不同的文化，但是却存在着某种联系，二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对立又包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