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把
[前南斯拉夫]法·哈兹其
今年的头几天，我打开起居室的门，而门把却落在我手中。
我去找锁匠，请他来把门把安上。这锁匠，油光满面，胡子拉碴，在笔记本上涂鸦着什么。他说第二天晌午时分来。于是我等着他，可他却未露面，我就又去造访。
“你不是说昨天来给我修门把吗？”
“我今天去吧！”锁匠亲热地拍拍我的肩答应道。
这可是一种额外礼遇，因为锁匠并不是见着谁都拍拍肩膀的，而只有那些临近街道的人才有此殊荣。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但他并没来。周末，我便携妻一道出门了。星期一的第一件事是去找锁匠。
“嗨，你去哪儿了？”锁匠跟我打招呼。
“我可是等了您一整天啊！”我谦恭地回答。因为锁匠看我的样子，表明他并不想做太多承诺。
“我第二天就去你那儿了，按了半小时门铃。”锁匠出语尖刻。
“我们出门去度周末了……”
“那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呢？”锁匠冷漠地盯着我的双脚。我赶紧把脚放正。
“请马上跟我走吧，我们一块走，这就样不会产生误会了。”我亲热地拉着他提议。
“好吧，不过我得去邻里的一位老太太那儿然后再去你那儿！”锁匠同意了，开始往黑袋子里装工具。
我从早上十点等到半夜，他没有露面。第二天他怒容满面地等着我。
“那么这次你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你是什么意思？我等了你14个小时！”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打牌吗？”锁匠发怒了，朝我大喊大叫，横眉竖眼，好像在对他的徒弟说话。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真诚而柔和地答道。
“我也没搞懂。我至少按了10次门铃，而你当时正等我吧！”锁匠怀疑地凝视着我。
“你在哪儿按的门铃？”
“在三楼你家门口啊。”
“我住一楼。”
“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少在10年前。”
“你名叫默希查？”
“不，我叫哈兹克。穆齐卡住在三楼。”
“圣母玛丽娅，”锁匠从黄黄的牙齿间迸出几声责骂，“那么是我按错门铃了。”
“我们约个时间吧！”我竭力提议，“今天一点钟来吧！”
“不行！明天一点吧。”锁匠决定了，又拍拍我肩膀，表示他已原谅我这次误会了。
第二天一点，我给他准备好咖啡和国产白兰地，咬着指甲耐心地等到晚上10点。第三天，我怒不可遏地去找锁匠，却见门上贴着张留言条：“马上回来。”我来回跑了7趟，而那张便条“马上回来”却仍然贴在那里。过了一天便条还在老地方。第三天附近的理发师告诉我，锁匠已去海滨了。
他回来了，精神饱满，皮肤黝黑，凸起个圆圆的肚皮，活像匹小良种马。
“吃过烤鱿鱼吗？”他在门廊迎接我。
“没有。”
“那味道可真不错，但只有用上好的红葡萄酒冲洗过才行。”
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有关我门把的事，而有关我默默等待的苦恼只字未提，怕的是打扰了他吃烤鱿鱼的那种虔诚体验的气氛。
“我们马上处理这事，不过我得快点应付一下对面街上的那些人——他们的水管被污物堵了一个晚上，溢得一塌糊涂。”他指着一栋房子，里面的住户像海滩船上的旅客一样向他挥着手。
我自己得承认，与一场“水灾”相比，一只门把不过是小事一桩。
“我最迟半小时后到你那里。”锁匠答应了，脸上满是那种吃饱了海鲜特产的男人所表现出的喜悦的神色。现在他有足够的力气取悦全人类了。
我等了两天。我已决定另找一位锁匠，但在街上总是遇到同一个人。
“你那个门把修好了吗？”他心不在焉地问我，就像一位大学教授不知道把雨伞忘在哪儿一样。
“还没有。”我很不友好地咕哝。
“嗯，那么在家等着我吧，我十分钟后到。”他热心地拍拍我的肩，然后走进一家小酒馆，那儿有几个人兴高采烈地向他招手。
透过窗子，我看见他走出来。此时夜已深，酒馆打烊了。他勉强穿过了马路坐到他的车上。我祈求上帝，希望他此时不要到我家来，因为像他这个样子，可能要修一个晚上的锁。
两天后，我埋着头走进他的作坊，如同走进教堂，最后一次友好地请他解决门把的问题。
“我已吃够这些小玩艺儿的苦头了。”他毫无顾忌地说，随后又更厚颜无耻地补充：“我就是不给别人做，也要给你做。不过为了一个门把专门走一趟，这不值呀。”
他答应星期四来。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他没来。
那天晚上，我们请客聚餐，客人们就在起居室就坐。当着客人面，起居室的门没有门把让我尴尬极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即使是猪圈的门上少了它也是很不方便的。
席间，有位客人是工程师。他注意到门上缺个门把，便主动要求修好。他拿了一段粗金属丝，用锉子不知怎么锉了锉，不到10分钟，便能看见门把在门上闪光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打开一瓶保存了两年的进口香槟酒以示庆祝。
第二天拂晓，锁匠出现在门口，就像来给我施舍一般，高傲、自命不凡地伫立在那儿。他挎着黑色工具袋，俨然一副大使向一国总统递交条约文件的模样。
我告诉他门把已修好。
“听着，哈兹克先生，”他气恼地叫道，“我赔不起时间！你求我来，但你却把这活儿给了别人。”
我无法给他说清楚。他气极了，转身背对着我，像头熊一样气呼呼地走了，边走边朝墙上吐口水。
结局不错，他原该用工具砸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