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拉开春秋大幕的故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左传》自作解题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史官用字的精微，蕴涵一字褒贬的书写之法，被美誉为“春秋笔法”。这场从庄公出生一直到战胜了弟弟段及其母氏力量，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宫廷内斗，被浓缩在隐公元年之中。《春秋经》仅仅载录了九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因其精彩的人物塑造及其寓褒贬于叙事的写作风格，受到了历代选家的推崇。从《古文观止》到近来通行教材，比如《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等也都选了这一名篇。自唐宋以来，“文章点评学”日兴，它自然也成了名家评点的对象。近代学者吴闿生有《左传微》就是一种代表性成果。在读书、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名篇文本中尚有几处细节并不为前贤所评说，特为此文略作分析。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一个“初”字（ “初”载于《说文解字》，曰：“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可见，“初”是裁缝工作的经验积累而生发出来的“开始”的抽象义。《说文解字》又说：“基，墙始也。从土其声。”段注说：“墙始者，本义也。引申之为凡始之称。”段说，是。这里的“其”是盛土工具“箕”的初文。可见，“基”是建筑工作得到的经验。还有“始[胎]”“头”“足”“权舆”等表示“开始”义，今暂不展开。总之，经典用字极为古远，品读起来极有文化内涵），可见史官开讲这段故事的气定神闲。如果要翻译成现代汉语，它好像在说：哥俩的这场大战还是要从头开始说起，那一年英武帅气的武公娶到了申国的女子，等等。我们也可以模仿说书人的口吻，把这个“初”字的味道翻译出来：“话说当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漂亮女子”云云。我们可以想象一群弟子围坐在经师身边听这段故事的样子来。其文简，其意丰，《左传》文字艺术就表现在这些细节上。
细心的我们还发现：这个“初”字又见于故事的结尾处（“母子如初”），两个“初”字一前一后形成了一种呼应。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史家笔法的“故意为之”呢。我们不必刻意去考证它，就去慢慢体会这两个“初”字形成的文本张力吧。庄公步步为营，终于置弟弟段于不义，终于成功地收拾了弟弟及其他们的母亲，并发下毒誓。这场宫廷大戏终于可以胜利落幕了。可是，道德家出现了，狗尾续貂式地平添了一个“纯孝”的结尾，消解了郑庄公作为政治家的冷酷、阴险与不仁。这让我们很是不爽。还好《左传》叙事的细节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文本叙事的尴尬，道德家说教的不诚。真的要谢谢封人颍考叔的妙计（ 姑且相信颍考叔是主动，不是被动的去帮助庄公。这中间没有其他诸如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既而悔之”[“既而悔之”是个熟词，《左传》多用。比如又见《桓公十年》。这里要说的是：庄公是真的内心愧悔，还是迫于舆论压力呢，还是要摆一个“以孝治国”的政治姿态呢。古书阙如，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老子》所云“六亲不和有孝慈”之说的内涵也在这个想象空间里呈现出来了。“既而悔之”吴闿生《左传微》点评曰：“转出波澜。”其说或可参。（见《左传微》，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7页）]的庄公终于和母亲完成了“黄泉相见”，当然是其乐融融。可是，接下来文本记录的四个字“母子如初”是那么让读者感到不舒服。我们不禁要问：这对母子又如何回到过去呢，“如哪个初呢”？故事显示：庄公一出生就惊吓了母亲。其母更是任性，干脆给新生儿取名字叫“寤生”（难产儿，从黄生说。）好不容易长大，登基之后还要和弟弟段在王位上赛跑，“母子如初”成了一种刺目的美丽结局。这就好像鲁迅《呐喊自序》说的添在墓头上的“花环”。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更早的类似表述见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儒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游文于六经之中”，它是古典的传承者。孔子晚年手订五经，就是在文献增删改等整理过程中把儒家的观念渗透到文本中去的。这就是“微言”[《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没，微言绝。”本文认为：这里的“微言”（师古注说：“隐语”）即是孔子在整理五经过程中寄寓在古典文本之中的精微之言]，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经也。左氏传述《春秋》就把蕴育在经文中的大义转述出来，即所谓传也。古训有“传，转也”之说。孔子建立起来的种种文化观念诸如“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等等，都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比如“疏不破注”就是“述而不作”的一种表达。可以说，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传古”工作保证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系统而完整得以代代传承，这或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内因之一。
如何实现儒家“明教化”的功能呢，在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看来，最为重要的办法就是要确保一个稳定的家国伦理秩序，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从这个意义上看，《论语》等典籍所录孔子要恢复周礼的努力，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礼乐文明所代表的家国伦理秩序井然的迷恋。“不复梦周公”“克己复礼”等说法，也可以在这个视域中获得确解）。所以，“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左传》在叙事之中，不断地渗透儒家意志，来贯彻它的教化功能。“既而悔之”“母子如初”、最后“君子曰”，以及引《诗》，等等，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意志渗入的印记。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儒家的良苦用心。这些“用心”痕迹让我们看到了从史官作“春秋”到左氏述“左传”这个过程中儒家意志的“如影随形”。比如，我们再看看本文儒家对《诗》的征引细节。文章最后引《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微》录范彦殊评点说：“不容其弟，反以锡类称之，正深刺之也。”范氏评论，极是。“君子曰”是《左传》的一大重要体例特征，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借助“君子”之口进行道德等评论。对于“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场“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弟不弟）的一场“历史”故事，“君子”又该如何评论呢？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可以“君子曰”的评论，正如“母子如初”一样，又一次消解了史官记录“事实”的批判力量，而归入了“温柔敦厚”为特征的道德教化。值得一说的是，历代选家都省略了因为这场大战“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滑取廪延”等等记录。又《隐公二年》专门记录了“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这件事情。这是历代文选所不录的，可以说，这是《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的重要“尾巴”，不可不深察也。这个“滑”正是“共叔段之子”。这些后續故事同“颍考叔”“施及庄公”“孝子不匮”等文本细节构成一种张力，更彰显了庄公的“阴险”“不慈”，也可以见出“儒家意志”在这个名篇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道家等批评儒家多立足于是。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2496）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7ZDA241）子课题负责人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