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笔削鲁史与《春秋》属辞比事

孔子笔削鲁史记，而作成《春秋》。以一介平民，而替代周天子施行赏罚，所谓知我罪者，以此。书写“近代现代当代史”，其中触忌犯讳必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为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孟子·离娄下》述孔子作《春秋》，拈出其事、其文、其义三位一体之元素，提示后学诠释《春秋》若干法门。《礼记·经解》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辞文之约饰，史事之取舍，多“丝牵绳贯，脉络潜通”于孔子窃取之“义”。司马迁《史记》首揭“义法”之说，其事如何排比;其文如何连属，此即“法”之体现。于是，如何凭借比事以显指义，如何经由属辞以见著述指趣，如何系统思维，原始要终，比事而属辞之，以破译微辞隐义，遂成解读《春秋》，诠释《春秋》之不二策略。

义，为一书之著述旨趣。未下笔先有意，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史事之编比，辞文之修饰，大抵“丝牵绳贯”于义。孔子作《春秋》，固因事而属辞;后人读《春秋》，治《春秋》，则即辞以观义。晋徐邈《春秋穀梁传注义》谓孔子修《春秋》：“事仍本史，而辞有损益。所以成详略之例，起褒贬之意。”国史不容窜改，而辞文可以有因革损益。故自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中国叙事传统即关注辞文之修饰，远远胜过史事之剪裁编比。《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揭示《春秋》五例，前四例皆涉及《春秋》之修辞，如：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排圣人，谁能修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皆是《春秋》约文以见义之书法：微、志、婉、尽四者，皆是修辞之手法;显、晦、成章、不污，则指《春秋》指义之明朗、含蓄、张本继末、实录存真。前三者，为曲笔;尽而不污，为直书，曲笔与直书交相连用，犹作诗比兴与赋法之有机结合，于是蔚为“其文则史”之《春秋》。《春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可见文辞位居关键媒介。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称：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钱锺书《管锥编》曾云：“《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昔人所谓《春秋》书法，正即修词学之朔，而今之考论者忽焉。”《左传》所揭示之《春秋》五例，“如何书”修辞手法高居五分之四;知程邈所言“事仍本史，辞有损益”，固是研治《春秋》千秋不易之知言。

二、 曲笔直书与《春秋》弑君之书法

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窃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欲假笔削以行权，左丘明思借著《传》以惩恶劝善，由于触忌犯讳既多，势所难为。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则忌讳书写之艺术，不得不讲究。“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之曲笔讳书，以及“尽而不污”之直笔实录，遂成为忌讳书写“属辞显义”之重要书法。尤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叙事，何者曲笔？何者直书？正考验史官之道德勇气，与书写智慧。于是朱熹所为“都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春秋》经典，持以文章修辞之解读，遂转玄妙为艺术，示解读以门径。借形可以传神，即器可以求道矣。

汉刘熙《释名》云：“下杀上曰弑。弑，伺也，伺间而后得施也。”弑君大恶，以下犯上，败坏伦常，人人得而诛之。弑，一也;然《春秋》书法内辞外辞不同。《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隐公十年亦云：“《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此即唐刘知幾《史通·曲笔》所称：“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名教存焉。”内辞讳恶，故于弑君多推见至隐，运用曲笔讳书;外辞，则据事直书，不隐不讳，此其大较也。见于《春秋》者，外辞多直书不讳，如卫州吁弑其君完（隐四）、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八）、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宣二）、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宣四）、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宣十）、齐崔杼弑其君光（襄二十五）、卫宁喜弑其君剽（襄二十六）、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昭十三）诸例，何国弑君？何人弑君？何君遭弑，皆据事直书，了无掩饰。又如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桓二）、宋万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庄十二）、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僖十）三例，皆弑君及其大夫者也。又如齐乞弑其君荼（哀六），为庶孽初立见弑之例;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十四），弑未逾年君之例;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僖九），弑而不称君之例。弑君，大恶，故孔子于外辭皆直笔书弑，不作曲笔隐讳。至于内辞，则往往推见至隐，曲笔讳饰。鲁，为孔子之宗祖国，故鲁君见弑，死而不得其所，《春秋》但书“公薨”，不书地，不书葬。考察《左传》之历史叙事，曲笔讳书“弑”，但书“公薨”之书法，通考全经书例，而《春秋》笔削之义可见。

若手弑其君，《春秋》据事直书其人弑君，固其所也。《春秋》直书弑君中，有“不手弑而书弑”者，其例有五，此乃孔子之特笔：如《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宣二）、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宣四）、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昭十三）;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昭十九）、齐陈乞弑其君舍（哀六），此皆当国任权者弑君。手弑其君者虽另有他人，然嗾使怂恿者往往为当国卿佐任事者，则《春秋》书弑之书法不隐不讳，仍归罪此人。[详参张高评《从属辞比事论〈公羊传〉弑君之书法——〈春秋〉书法之修辞观》，《东华汉学》第18期（2013年12月）、《〈春秋〉曲笔直书与〈左传〉属辞比事——以〈春秋〉书薨、不手弑而书弑为例》，《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十九期（2014年1月）]此犹汉末高贵乡公之弑，“抽戈者成济，唱谋者贾充，而当国者司马昭”，《三国志》书曰“高贵乡公卒”，世皆知司马昭弑君矣。据事直书，是非自见。《春秋》于不手弑而书弑者，易生疑惑;然《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排比其事，连属其辞，原始要终，张本继末，《春秋》不手弑而书弑之所以然，不难考索得之。今以《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述说直书不讳，书法不隐之实录传统。

三、 赵盾弑而不弑与《左传》之比事显义

南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曾云：“《春秋》，为诛乱贼而作也。弑君，恶之大者。人莫有非弑君，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罪者也。”弑君之人，罪大恶极，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然乱臣贼子，包藏祸心，或借刀杀人，或因人成事，虽欺瞒于一时，终难逃史官之裁判揭伪，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赵盾弑君”之公案，似是而非，乱人耳目。盖手弑晋灵公者为赵穿，赵盾“未出山而复”，确有不在场之证明。何以号称良史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而孔子称扬其“书法不隐”？其中谜团，《左传》之历史叙事足以破译释疑。而《左传》之历史叙事，清代冯李骅《左骕》卷十点出“错经以合异”，堪称一语破的：

此篇，亦错经以合异也。《经》书赵盾弑君，《传》则叙不弑君，而书弑君之故。以太史语为断案，以夫子语为论定。……宣子弑而不弑之故，暗叙于前;不弑而弑之故，明断于后。杜预《春秋序》称《左传》释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错经以合异，孔颖达《疏》指“于文虽异，于理则合”;虽有异同，可以相互发明者。《史记》有互见之例，本此。此就史事之叙次，载记之排比而言，持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可作诠释。《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提要曾称：“《春秋》一书，经则比事属辞，义多互发。《传》文则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丝牵绳贯，脉络潜通。”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为《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书法之四大面向。就宣公二年《左传》叙事而言，相对于《春秋》经，除依经以辨理外，主要在错经以合异：诚如冯李骅《左骕》所言：“宣子弑而不弑之故，暗叙于前;不弑而弑之故，明断于后。”欲解读赵盾弑君之疑谳，运用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可以有功。

赵盾弑君之公案，《左传》出于历史叙事，错经以合义。《左传》叙事，以“赵穿攻灵公于桃园”一句为分水岭：前幅叙晋灵公之不君，赵盾之忠爱恭敬，左氏取舍史料，以重轻、详略体见笔削之义。一方面取厚敛雕墙、台上弹人、宰夫胹熊事，渲染晋灵之不君;又详写其有过不改，骤谏不听;重叙锄麑往杀、饮酒伏甲、弃人用犬种种乖张行径，强化开宗明义“不君”之提叙。此一“不君”之晋灵形象，与赵盾之不忘恭敬，人饥己饥之仁爱胸襟，相反相对。此即姜炳璋《读左补義》所谓“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之属辞比事手法。相近相关者以类比，相反相对者以对比，此《左传》比事见义之大凡。史事如此编比，赵盾之“不弑”形象呼之欲出，此正《左传》叙事吊诡之妙。晋灵公既“不君”如此，赵盾又忠爱恭敬如彼，如何可能发生弑君事件？此即《左传》错经以合异之处。

《左传》叙士会之恭谨劝谏，以反形赵盾之处心谋逆。接叙锄麑触槐、提弥明斗死、灵辄倒戈三事，比事而观之，吴汝纶评点以为：“见赵盾收召奸侠，君臣相图。”《左传》叙事走笔至此，对于赵盾，文无一字之贬词。与后幅晋太史董狐铁口直断“赵盾弑其君”，形成极为强烈之反差与张力，此之谓比事显义。左丘明取舍史料，借笔削以凸显史观，对比叙事远较类比叙事成效良好。

唐刘知幾《史通·叙事》论叙事之体有四，其三曰因言语而可知，此即传统叙事学之语叙法。依钱钟书《管锥编》之见，《左传》之载言，大多为拟言代言，所谓“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之话语，《左传》特假借历史人物喉舌，以之叙事传人而已。如士会之恭谨周到，从劝君补过知之;赵盾之恭敬，自锄麑之叹言知之;提弥明之机智，自趋登进言知之。《左传》之记言，率多借言记事，除刻画个性外，又代言情怀。千载之下，犹栩栩如生。《史通·载言》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此之谓也。

四、 赵盾不弑而弑与《左传》之属辞观义

赵盾弑君疑谳，集中于《左传》叙事之后幅，由董狐与赵盾之问对辩难，与孔子之评价论断三组载言连缀成篇。《春秋左氏传》连属辞文之叙事书法，由此可见一斑。解读《经》《传》，善用属辞，有助于观测指义，此可作范例。赵盾不弑而弑之疑案，此中可以推求。

当“赵穿杀灵公于桃园”时，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赵盾时为正（政）卿，执掌国柄。“未出山”，指未出晋国边境，旋即返回，复行视事。灵公见弑，为国家重大事件，惊天动地，赵盾位高权重，居然不闻不问，若无其事，此有违常理与常情。遑论弑君之贼，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何况当国任事之赵盾。晋太史董狐深知个中虚实，于是大义凛然，执简书曰：“赵盾弑其君。”面对赵盾之否认，董狐提出“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三言，作为反驳。清冯李骅《左骕》称：太史语，以“反不讨贼”为主;“亡不越竟”，乃陪衬语也。宣子一“怀”字，仅可以解“不越竟”，不能解“不讨贼”。清陈震《左传日知录》亦云：“不越竟、不讨贼，紧勘此案。然不越竟，非弑君定谳，定谳在不讨贼耳。”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关键在讨不讨贼，不在越不越境。若不越竟而能讨贼，方可免除弑君之恶名。诚如魏禧《左传经世钞》所云：“《春秋》坐以弑君之罪者，以盾反不讨贼，有死君之心也。”董狐直书如此，孔子推许之，《春秋》书法乃因之不改。

赵盾否认弑君，清魏禧《左传经世钞》谓：“观宣子‘不然’之对，是有良心人认不得，辨不得口语也。”至于引用《逸诗》：“我之怀矣，自诒伊戚”作为辩解，意指心有怀恋，致遗忧戚。看来，赵盾只能为“不越竟”辩护。对于董狐质疑“反不讨贼”，却避而不谈，无词以对。诚如清张昆崖《左传评林》所云：“特不讨贼，莫可支吾，遂置不辨。而不越境，犹可涂饰，遂胡混数语。”回应如此避重就轻，理屈词穷可以想见。至于孔子对此一事件之评论，可分三个层次：首先，推崇董狐为“古之良史”，所书“赵盾弑其君”之书法，为据事直书，不隐不讳。“书法”，典出于此，今人或称为笔法。攻杀晋灵公者，为赵穿，《左传》与《公羊》《穀梁》皆无异辞，何以董狐书为“赵盾弑其君”？而《春秋》因之，孔子且称扬其“书法不隐”？此攸关《春秋》不手弑而书弑之书法，下节再谈。

其次，孔子评价赵盾其人，为“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评论弑君之事，曰：“惜也，越竟乃免。”赵盾辅佐灵公，骤谏君过;身为正卿，不忘恭敬，堪称良大夫;然为董狐史笔书弑，承受恶名。此一层评论，或以为左氏错会，圣人之言当不如是。其他，异议不多。历来争论，大多集中于“越竟乃免”四字。杜预《注》云：“越竟，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孔颖达《疏》不违注，亦以为然。如是解读孔子品题，难餍人意。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未出山而复”之当国正卿？晋灵公之弑，赵盾“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其中必存有许多蹊跷。宋吕祖谦《东莱博议》卷二十四云：“所谓亡不越竟者，盖责其迁延宿留，潜有所待，以为与谋之证耳。曷尝谓在竟内有罪，在竟外则无罪乎？”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云：“亡不越境，盖有待也。不惟不讨贼，而反俾贼逆新君。盾之与于弑也，其何所逃哉？”以“亡不越境”，坐实赵盾于事发前后，一旦越离国境，则攸关权位篡窃之私已无，瓜田李下之嫌可免，故曰“越竟乃免”。实则赵盾“未出山而复”，未尝越竟，尤其“反不讨贼”，自当不免于承受弑君之恶名。此自《左传》之历史叙事，连属董狐之裁断，赵孟之辨难，孔子之评论，自属辞之脉络可以观义，亦由此可见。

五、 赵盾弑君疑谳与《左传》叙事见本末

《春秋》体现孔子窃取（私为）之义，凭借三大法式：除比事显义、属辞观义之外，张本继末以见义，最为常见。《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经，或先经、或后经、或依经、或错经，即是古春秋记事成法：“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发用（参刘师培《左盦集》）。清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说经：“必反覆前后所书，比事以求其可通。”方苞《春秋通论》主张：研究义例，要领在“按全经之辞，而比其事”。此即元程端学《春秋本义》所谓大属辞比事、小属辞比事，简称比属求义，或属比求义之法。要之，即是探究终始之叙事法。

孔子作《春秋》，十分凸显始、微、积、渐之历史发展概念，开启有渐无顿之历史哲学。《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遂传承此一史观而光大之。探本溯源，追踪历史发生之源头，杜预谓之先经以始事。《左传》体为编年，然以先经、后经、依经、错经叙事，可以救济编年之不足。以孔子《春秋》因晋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而言，《左传》原始要终之叙事，相关史事存在“丝牵绳贯，脉络潜通”之关系，读者运用系统思维，反复而究观之，然后方能有得。赵盾是否为弑君之元凶？赵穿显然攻杀灵公，董狐何以不书“赵穿弑其君”，而直书“赵盾弑君”？观察《左传》之相关叙事，核以始、微、积、渐之理，了解事件之来龙去脉，自可理解《春秋》不手弑而书弑之书法。《左传》叙事，错经以合异，发挥了此种功能。

《左传》文公六年载：晋襄公卒，灵公幼少。于是朝廷引发王位继承之争。赵孟（赵盾）原先属意者为晋王室之外甥秦公子雍;后来“穆赢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诉诸先君托孤，于是乃改立灵公，秦晋因此而有令狐之役、河曲之战。文公十二年经书“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左传》载“赵盾将中军”;赵穿以晋襄公之婿参加此役，士会称其“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赵穿有宠于赵盾，故宣公元年，“晋人讨不用命者”，而于赵穿无讨，由于得宠故。斐林之会，赵盾帅师救陈、宋。冬，《春秋》书“晋赵穿帅师侵崇”，可见赵盾、赵穿，至此已身膺将帅，坐拥兵权。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先后归纳《春秋》弑君之个案，提出下列规律：

夫弑君之贼，非其国之大臣正卿，则贵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权任者。彼弑其君而自立為君，或为政于国，史官能举其职而正其罪者几人哉？（《春秋集传详说·春秋托始下》）

隐四年，书翚帅师，而十一年有钟巫之祸;宣二年，书公子归生帅师，而四年有解鼋之祸。宣元年书赵盾帅师、赵穿帅师，而二年有桃园之祸;成六年、八年、九年连书晋栾书帅师，而十八年有匠丽之祸，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内者。盖弑君有渐，其大要在执兵权，不至弑君不止。（《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

家铉翁提示弑君者之可能身份，为大臣正卿，及贵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权任者。顾栋高提出“弑君有渐，其大要在执兵权”之时机。据此言之，赵盾、赵穿叔侄在在切合家、顾二氏强调弑君者之充分且必要条件，嫌疑重大。令狐之役后，赵盾专政：七年，《春秋》书“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八年，书“公子遂会晋赵盾于衡雍”;九年，书“公子遂会晋赵孟……”十四年，书“公会宋公、陈侯……晋赵盾”;大夫而参与诸侯会盟，可见赵盾权倾一时，为大臣也，正卿也，用事者，有权任者。《孟子·告子上》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其不可一世，可以想见。其目无君长，已非一日矣！何况晋灵公为其所立，贵贱在赵盾，进退予夺亦在赵孟也。宋洪咨夔《春秋说》云：“盾无君之心久矣！灵公之立，非其本志，君臣之猜隙已深。而盾以拥翼为己恩，尽专晋政，威福己出。与穿素有成谋，特至此而动尔。”弑君之罪魁祸首，多指向赵盾，此涉及“诛心论”之《春秋》书法。宋胡安国《春秋传》有所揭示：

赵穿手弑其君，董狐归狱于盾，是盾伪出，而实闻乎故也。……恶莫惨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闲臣子之邪心而谨其渐也。盾虽欲辞而不受，可乎？以高贵乡公之事观焉：抽戈者成济，倡谋者贾充，而当国者司马昭也。为天吏者，将原司马昭之心而诛之乎？亦将致辟成济而足也？然则，赵穿弑君，而盾为首恶，《春秋》之大义明矣。《春秋》有原情定罪，诛心之论，宋张洽《春秋集注》称：“董狐‘非子而谁’之言，是乃推见至隐;而归弑于盾，真至公之笔也。”赵穿手弑其君，《春秋》不书;而赵盾“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良史董狐书法不隐，却书“赵盾弑其君”，是不手弑而书弑之例，盖推原赵盾之情实，诛贬赵盾无君违情，坐观成败，有死君之心，全无正卿当国任事之担当。关于赵穿攻杀灵公事，胡安国直指：“是盾伪出，而实闻乎故也。”吕祖谦《左氏传说》亦云：“虽是穿弑君，实为盾弑。”赵鹏飞《春秋经筌》亦以为：“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尔。盾将弑君，而假手于穿。穿、盾之孚也。受盾之赐，则惟所驱之，是亦鹰鹯哉？”清王源《左传评》论弑君：“孔子既书为盾，则穿不过供其驱使，或承其意旨，若司马昭之成济，公子光之专诸而已。”诸家之阐说，殊途同归，皆呼应董狐不畏强权当道，据实事直书“赵盾弑其君”之史笔与书法。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参考《左传》叙事，原始要终，将弑君之来龙去脉，进行张本继末之诠释，其言曰：

赵氏所以谋其君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灵公幼弱，盾为政，合诸侯，将有讨于齐、宋;已而受赂，不惟不讨，又为之定篡窃之位。灵未有知盾，实陷之于恶耳。愚于扈之会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其君矣。家铉翁以始、微、积、渐，考察弑君事件，颇具说服力。往事历历可征，就“赵盾弑其君”之事件而言，《左传》前此之相关叙事，原始要终，要皆先经以始事之属。《左传》宣公二年之叙事，依经以辨理之作用显然。

《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原始要终，本末悉昭”是其书写特色。尤其最有可观者，为《左传》叙“趙盾弑其君”文尾，曲终奏雅，卒章显志，叙曰：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堂堂晋国之大，岂乏人材？迎立新君之大事，赵盾何以派遣攻杀先君之凶手赵穿？此一非比寻常之派遣令，足可廓清弑君案之若干疑惑，此之谓后经以终义，乃《左传》绝妙之叙事艺术。清魏禧《左传经世钞》称“宣子使赵穿”再接，此五字“弑迹了然”！且终以“而立之”，尤可见赵盾与赵穿有志一同，故迎立新君不使他人。弑君大恶，所以防声讨也。乙丑，灵公见杀。壬申，新君即朝于武宫。事变才六日！清卢元昌《左传分国篡略》称：六日之中，赵盾闻桃园之攻，“未出竟而即复，方复国而即逆。六七日中，攻者攻，弑者弑;随弑随复，随复随逆，其谋豫矣！”观此，董狐书“赵盾弑其君”，然后昭然若揭。所谓“踢倒当场傀儡，辟开另地乾坤”，《左传》后经以终义之叙事，真有云破月来，柳暗花明之效应。《左传》工于叙事传人如此，真传统叙事学之瑰宝。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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