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好诗，亦尝斗胜，曾流传“旗亭画壁”的故事，观唐人为赋，也很好胜，其中“二李”颇为典型。一位是李白，作为浪漫诗人却对自己写赋要求极高，有“焚赋”的传说。事载段成式《酉阳杂录·语资》：“白前后三拟词选（《李太白集》王琦注引作《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今《别赋》不存，仅有模拟江淹的《恨赋》传世。而在《大猎赋序》中，李白一方面强调赋体“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一方面又嘲笑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赋作虽“穷壮极丽”，却“龌龊之甚”，其自负溢于言表。另一位则是李程，他因闱场考试律体《日五色赋》而中状头，经多年后又自诩“李程在里”而闻名赋史，且被后世反复言说，形成了一段经典化的过程。
“李程故事”见载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条：“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靴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
李程，字表臣，谥缪公，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进士试《日五色赋》，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之破题，而惊悚杨於陵，于废卷（唐人进士科考杂文一诗一赋，故谓“杂文无名”）携出而质询于主文者（考官），结果“擢为状元”。上引《唐摭言》演绎的就是这则故事。然事有后续，该书卷十三“惜名”条又载：“李缪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这段记述李程多年后因浩虚舟考同题而高中，进行的一场超越时空的斗胜，可谓一波三折：“虑浩赋逾己”，好胜心之深；“启缄”“尚有忧色”，好胜心之切；而自喜“李程在里”，好胜心得到满足的自负与舒坦，尽在其中。这则故事又被《太平广记》《唐诗纪事》《北梦琐言》引录，虽文字有异，大意则同。
有趣的是，李、浩之赋跨时空争胜的焦点在破题八字，李程中状元缘此，自诩斗胜缘此，后人对此故事的传诵与赞叹，亦缘于此。但由于宋人科场考赋更重内涵与义理，元明两朝科举不考律赋，这则故事似无甚影响，迨至清人翰苑试律，追踪唐贤而兴律赋，于是诸多“赋话”批评又专注于此，这则故事被反复言说，成为唐代律赋评论中最耀眼的典范。择举四则为证：其一，吴景旭《历代诗话》之“试赋”条“吴旦生曰”：
唐时亦重破题，如李程试《日五色赋》，杨於陵询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谓须作状元。翌日无名，於陵携此赋诣主文，于是擢为状元。后浩虚舟应宏词复试此题，程虑浩愈于己，驰介取至，观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此转述《唐摭言》的两则故事，文词虽多简省，然意思尽在，强调的是律赋“破题”的重要性，而李程故事作为一个批评符号因之得以标举。其二，孙梅《四六丛话》卷四“赋话”引述李程故事，而于序中特别点明：
观其绳墨所设，步骤所同。起谓之破题，承谓之颔接。送迎互换其声，进退递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伦魁，争先一著；独孤以一联感人主，力透数重。
论律赋之法，以李程与独孤及并称，而对李的推赏亦在发端警策的“破题”。其三，浦铣《历代赋话》全引《唐摭言》中两则文献，并加“按语”（铣按）云：
《北梦琐言》，李程以《日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日试举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赋》，程相大惊，虑掩其美。伸览之次，伏其才丽。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程相大咍曰：“李程赋具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由是浩赋不能凌迈。与《摭言》小异。
按语中引宋人《北梦琐言》，并比较《唐摭言》所载之小异，即一谓观破题，一谓观末韵，浦氏以言“破题”者为正引，言“末韵”者为补考，其从众复述之意明显，也突出了故事主旨的经典性。其四，李调元《雨村赋话》则将《唐摭言》所记两则与《北梦琐言》所记一则混合起来加以转述：
唐李程《日五色赋》起句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於陵深赏之。已而榜落。於陵携赋谒主司曰：“今场中有此赋，何以待之？”主司曰：“非状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遗贤矣。”亟命取所纳卷对之，擢第一。……李缪公后为河南尹，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喜曰：“李程在里。”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大咍曰：“李程赋且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虚舟亦八韵中作手，起结数语，不逮李公远甚，固应擅美一时。
如此转录，既强化了故事的完整性，也使李程赋“破题”之经典演进于律赋创作的经典。清人只要论及律赋的“破题”，多会引述“李程故事”，正因反复言说，才使这一纪事文献成为理论批评的材料，从而完成了某种经典的构建。
李程何以因赋的破题八字成为经典，实与唐代“诗赋取士”制度相关，其中一大转折点就是适应考赋需要的技术化。这种“技术”又集中表现在三点：
一是“破题”。闱场律赋极重破题，以吸引改卷官的眼球，起先入为主之效。这一法则也影响到明清的科场八股文。丁柔克《柳弧》卷一《破承可笑》记述一位考生试“父母其顺矣乎”（语出《礼记·中庸》），破题谓：“夫父母何物也？”考卷官批：“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相合，而生足下之怪物也。”此讥讽破题之荒唐者。与之相比，李程以八字破题，而承以“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既切合赋题，又弘展其义，自成佳联。我们如果将考试律赋与汉代宫廷言语侍从的“献赋”比较，汉人骋辞大赋重的是“曲终奏雅”，唐代考试律赋则重视“发端警策”。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赋重发端》谓“试赋最重发端”，他除了重复“李程故事”，并举“唐宋人所作”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宋祁《王畿千里赋》“测圭于地，考极于天。风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以及清人蔡寿昌《白桃花赋》“竹外水滨，春风写神。呼之欲出，此中有人”诸赋发端，赞其警策。宋人郑起潜《声律关键》记述宋代考赋“认题”，总结出“八字包题”“四句分题”“布置难题”“挑斡题字”诸法，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又有“虚起”“实起”“考辨体起”“论赞体起”“序记体起”“疏释体起”“原议体起”等正变格例，又从批评的视阈考释试赋破题之要。然概述其因，考赋有时间限制，故擒题发端，最为重要；因篇章限制（短篇），故开篇明义，至为关键；被命题限制，倚题破承，警切生新，自占闱场先机。李程赋以“八字包题”，与唐人同题创作者如湛贲的“圣日呈贶，至德所加”，崔护的“阳精之瑞兮，惟瑞之嘉”比较，意旨相近，但前者立旨宏阔，境思开张，词采优胜，被树立为经典，不无道理。
二是“句法”。楚汉辞赋，重在谋篇，鲜论句法，自魏晋以降，如陆机《文赋》所倡“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赋家也渐重警句、秀句。唐人律赋，尤精心于句法之营构。唐代无名氏《赋谱》论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等，以为“不可偏舍”，宋郑起潜《声律关键》谓“何谓琢句？前辈一联两句，便见器识”，甚至通过范仲淹的《金镕在赋》中“傥令分别妍蚩，愿为轩鉴；如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警句，推知其“出将入相”。清人余丙照《赋学指南·论琢句》说“赋贵琢句，律赋句法不一，唐人律赋……能修短合度，血脉流通。然欲出语惊人，行间生色，则必加以烹炼”，浦铣《复小斋赋话》以唐人张仲素《管中窥天赋》“月既满而犹亏，日将中而如昃”句为例，赞美其“加以锤炼，便觉出色”。李程《日五色赋》篇幅很小，秀句甚多，尤其是破题之“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也是秀句在发端。略举其要，先在声调谐和，即前句“仄仄平仄”，后句则“平平仄平”。次在偶对工整，以“德”对“祥”明其义，“天鉴”对“日华”切其景，一“动”一“开”，又由内致外，正心而拓境。后在主旨明确，“德”字明义理，“祥”字开气象。短短八字，确有高屋建瓴之势，视界宏阔之象。
三是“颂圣”。赋与颂，在汉代常互称，如王褒《洞箫赋》或亦称“颂”，然考诸创作，西汉赋家多重“讽喻”，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赋同于“《诗》之风谏”，至东汉渐重颂扬，如班固《两都赋序》称赋“雅颂之亚”。这种由“雅”“颂”体而转向直接“颂圣”，至唐代闱场考赋已成普遍现象。因为科举考试，为的是求功名，谋官职，无论应试举子还是阅卷官，谁愿担讽毁朝廷的风险而以赋寄讽呢？“颂圣”自然成了考赋的选择，也是录取的标准之一。如此我们再看李程赋首两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堪称唐代版的“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这篇八韵赋的官韵就是“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因朝代转换，五德终始，唐为“土德”，故赋中充斥着“昭夫土德，表王气于皇家”“德之交感，瑞必相符”“设象以启圣，宣精以昭德”，以及“太阶平”“王道正”“符君道”等颂扬词语，其结语“惟天为大，吾君是则”，正对应破题之语，以完成通篇颂德的写作程式。值得玩味的是，唐人应试律赋“颂圣”是以“颂德”为主，尚有汉人赋“观德”与“昭德”之余风，到清代因“当时之议，必谓翰林非谏官，不宜越职言事”（惠周惕《志壑堂集序》），作为御用词臣的翰林院学士，无论入馆试赋，还是中考大考，仅成弄臣文翰而已，赋作收束，多是千篇一律的“我皇上”如何如何伟大的“颂圣”陈套。当然，倘能雅致而美丽地取悦圣心，诚为词臣的追求。从这层意义思考清人赋话借古以喻今的言说，其对李程赋的赞誉与认同，是有致用功效的。
如此，“李程故事”的被经典化，是赋创作与批评的堕落还是提升，又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