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著作：罗仲鼎、陈士彪选注《朱彝尊诗词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附有二氏所编《朱彝尊年谱》。
论文：屈兴国、袁李来《朱彝尊词学平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跃进《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
按：罗、陈二氏所选诗、词凡176首（其中诗110题129首，包括集外诗16首；词47首）。同上揭王镇远所选相较，选词总数基本持平，而所选诗则是王氏的一倍；诗同者仅20题（20首），仅占所选总数的九分之一强；词同者则有25首，占所选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可见，在当代选家目中，朱彝尊的词作评价较其诗作更为固定。罗、陈二氏还能注意利用清代杨谦等人的注本，选择范围也能顾及集外诗，也是不同于王氏的地方。屈兴国、袁李来首先考察了朱氏词作，指出未刊本《眉匠词》透露了朱氏短调学“云间”，长调学姜夔、张炎的创作轨迹；《江湖载酒集》的怀古词，具有词史的作用；《静志居琴趣》开创了叙事词的新域；《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不乏佳作与巧思，却少了现实意义。朱氏论词，高倡“醇雅”之说，其核心在于技法，与内容无涉；在统治者默认与后学发扬之下，风行天下，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1990年
论文：卢仁龙《〈经义考〉综论》（《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裴世俊《清初钱朱同路及其他》（《苏州大学学报》第3期）；吴梁《经学目录巨著——〈经义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4期）。
按：本年三篇论文，有两篇都是全面介绍《经义考》的，其中卢仁龙的介绍更为细致。卢氏从经学目录的源流谈起，指出《经义考》具有内容广泛、综录古今、甄别存亡、考证精详的优点，为《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大型书目的编撰，提供了资源与范式；朱氏以其博雅精勤，“使这一匪夷所思的工作，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但以个人之力通考两千年经义之作，难免会出现收罗失当、存佚失考、考证或失等不足之处。钱谦益、朱彝尊俱为清初大家，号称文宗，钱氏主动降清，复有抗清之举；朱氏早岁奔走抗清，后来应征鸿博，出仕清廷：二人出处，可谓同中有异。裴世俊通过分析朱彝尊对钱谦益的态度，尤其是《明诗综》对《列朝诗集》的“补阙”作用，剖析朱彝尊仕清前后的作为与心态，意在“说明事实和真相”，其实对朱氏出仕，不无微词，颇有贬义。
1991年
著作：叶元章、钟夏《朱彝尊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文：[美]卡罗尔·罗森塔尔《朱彝尊及其词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朱则杰《〈曝书亭集〉古文系年考》（《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叶元章《朱彝尊曾参预抗清活动考》（《宁波大学学报》第1期）；蔡瑱琪《从目录学角度看〈经义考〉》（《津图学刊》第3期）；汪涌豪《时代新潮激荡下的弘通文学观——朱彝尊论唐宋诗歌遗产》（《复旦学报》第6期）。
按：《朱彝尊选集》是具有代表性的朱氏作品选注著作。该书选赋1首、诗152首、词108首、曲10首、文30首，凡301首，数量与范围均超过前此数种选本。在体例上，“注释”之外，复有节录前人评论的“评笺”，信息含量更大。前言中对朱氏生平与成就之述评，全面而客观，不乏精到之见。朱彝尊的文学与学术成就，同样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卡罗尔的学位论文，应该是较早的一篇。该文介绍了朱彝尊的身世背景与诗学历程，并在翻译、解读典型词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朱氏的怀古词、爱情词、咏物词等不同类型的词作所具有的艺术成就，以及朱氏编选《词综》的旨趣所在。朱彝尊晚年手定其诗文集，除诗系编年之外，其他各体文章，一般都不署写作年月，后世在编撰年谱、探寻其思想流变时，颇感不易。朱则杰对其三十篇古文之写作时间，进行了考定，其实是疏通研究道路的基础性工作。作为前明显宦之后，朱彝尊是否曾参预抗清？这是一个曾令人困惑的问题。叶元章通过考察朱彝尊的家世背景、受学历程，以及诗文中隐约透露出的消息，结合其生平事行，指出朱彝尊参预抗清乃确凿无疑之事实。叶氏此文的考辨，同时也是《朱彝尊选集》前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蔡瑱琪论文实属介绍性质，指出《经义考》为经学专科目录的代表作。汪涌豪指出，朱彝尊既宗尚唐诗，风格多以唐人为归；也取法宋诗，对宋诗的批评乃在于匡救时弊，正本清源；朱氏文学观念因此较为宏通。本年度的几篇论文，分别关注朱彝尊的词学、古文、事行、目录学与文学，表明学界对朱彝尊的研究，在选题上呈不断拓展之趋势。
1992年
著作：吴政上《经义考索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论文：朱则杰《〈曝书亭集〉辨正》（《浙江大学学报》第2期）；汪涌豪《朱彝尊诗歌批评特色论》（《殷都学刊》第3期）；吴梁《朱彝尊著述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张一民《朱彝尊与曝书亭藏书》（《图书馆》第5期）。
按：《经义考》部帙较大（实存二百九十七卷），查检不易。罗振玉曾编有《经义考目录》，仅摘其纲目而成，未能称便。有鉴于此，吴政上利用电脑技术，采择该著不同版本信息（包括四部备要本、马曰琯补刻本、浙江书局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编制了详尽的索引，其贡献不言而喻。同时，吴政上在序言中备述朱彝尊的学术贡献、《经义考》的学术前承与特点；附录二《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对上述五种版本之间的异文情况作了忠实记录，从而为学界提供了更多的学术信息，有利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朱彝尊著述之文本细读与辨正方面，朱则杰用力颇深，继考定部分古文系年之后，此文复对朱氏本集诗文24首之作年或涉及之事实加以辨析，用以纠正朱氏本人手误。汪涌豪论文旨在发明朱彝尊诗歌批评之特色，认为其特色表现在反对以门户、官爵取人，务求客观持平等方面，而取径于分析时代、追原作意，以把握真实涵义。《明诗综》的编选，即体现出朱彝尊客观公允的批评态度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吴梁首次对朱彝尊著述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论涉及二十余种，撮要介绍了卷数、版本、内容及流传情况。朱彝尊藏书高达八万卷，与其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活动关系至切，张一民首先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初步考察了朱氏藏书之来源并讨论了其藏书与读书治学的关系。
1993年
著作：朱则杰《朱彝尊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8月）。
论文：朱则杰《论朱彝尊的文学思想》（《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朱则杰《朱彝尊学术贡献述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曹保合《论朱彝尊的醇雅词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又《松辽学刊》，均第2期）；钟贤培《雄州山色入诗情——朱彝尊〈雄州歌〉赏析》（《岭南文史》第2期）；邓红梅《朱彝尊的爱情词说》（《文史哲》第5期）。
按：在大陆学界，《朱彝尊研究》是第一部介绍与研究朱氏生平、文学成就与学术贡献的专著，也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朱氏成果的汇集。该著上编属理论研究，凡七章，分别探讨朱氏在文学创作与理论、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赞同前人“胜朝数学人，终首朱锡鬯”之评论；下编属资料考证，涉及抗清史实、作品编年与辑佚等；另附录几篇外延文章。朱则杰本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即是该著上编中的两章内容，正可作为该著全面而精审之研究特色的显例。曹保合指出朱彝尊惩于明词之弊而提出醇雅词论，斥淫哇、抑豪放、崇雅正、偏清空、宗姜夔为其内容；其论引领清词创作，而失于偏狭。邓红梅则以敏感的笔触解析朱氏词作，以为朱词系“用爱欲酿出的一杯浓烈的酒浆”；于是三位主角，三种恋情；而朱氏对女性的态度，除刻骨铭心之“慕悦”外，复有貌似风雅之“赏玩”与香艳涉淫之“狎玩”。其文思之细腻、品评之独到，一时无双。
1994年
著作：屈兴国、袁李来点校《朱彝尊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论文：叶嘉莹《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至第3期。又以《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为题，分上下篇发表于台湾《中外文学》第23卷第7—8期，1994、1995年）；黄忠慎《〈经义考〉所载今存或可考之北宋〈诗〉学要籍述评》（《孔孟月刊》第三十二卷六期，2月）；陈祖武《朱彝尊与〈经义考〉》（《文史》，北京：中华书局，5月）；张宏生《朱彝尊的咏物词及其对清词中兴的开创作用》（《文学遗产》第6期）；徐志平《〈朱彝尊年谱〉增补续》（《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Z1）；吴梁《朱彝尊与清初史学建设》（《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Z1）。
按：屈、袁二氏所编《朱彝尊词集》，于前言中号称“单行足本”，除朱氏本集所载词作之外，复载朱墨林、冯登府、孙福清、翁之润、叶德辉等拾补之作，更增入朱氏少作《眉匠词》抄本，共得词660首，足称大观。至于本年论文，则集中在朱彝尊之词与其经学、史学之建树上。就词而言，叶嘉莹将朱氏爱情词作置于艳词发展的历时情境中加以审视，通过与苏词、辛词之对比，指出朱词体现了在礼教束缚之下的挣扎、突破与最终驯服，因对象之特殊而委曲难言，因此千回百转，而又真诚朴质，具有“弱德之美”，富于叶氏所力倡的“深微幽隐”的美学品质。张宏生把朱氏咏物词的创作置于清初情境中进行考察，旨在发明朱氏在拓展表现内容、丰富描写手法方面的贡献，突出朱氏对比兴传统的有意偏离而回归抒发个人情思的创新意识，认为朱氏因此对清词中兴有开创之功。叶文婉延曲尽，娓娓铺叙；张文洞见叠出，转折有致。黄忠慎以《经义考》为线索，对北宋《诗经》学要籍加以述评，可见朱著在经学上的文献价值。陈祖武的文章属介绍性质，但能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经义考》，篇幅虽短而识见精到。徐志平着意于朱氏生平事行，对其年谱有所增补。吴文概略介绍了朱氏史学著述及其贡献。
1995年
论文：叶嘉莹《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中国文化》第1期）；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文学遗产》第2期）；张宏生《深切的表现与独特的格式——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与艳词的新变》（《中国诗学》第3辑）；汪涌豪《诗歌理想范型的构建——论朱彝尊诗学理论的历史地位》（《中国诗学》第4辑）；束忱《朱彝尊诗学的文学史內涵》（《中国诗学》第4辑）；[日]谷口匡《关于朱彝尊诗论的一个考察》（清风译，《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姚大勇《千载石城唱新声——评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中文自修》第4期）。
按：本年度关于朱彝尊研究的重要论文，集中在其词学与诗学两大领域。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叶嘉莹就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对朱氏及浙西词派在清代词学与词风演进中所造成的影响与得失，进行了“较具历史观的全面的探讨”。叶氏敏锐地指出，朱彝尊不仅学问极为精勤渊博，而且“富于深研和反思之精神”。朱氏主张词乃不得志时寄情之作，又称词宜于宴嬉逸乐，看似矛盾，其实反映了词的“一体两面”的美学特质。朱氏词论与其创作、应征鸿博后的政治地位相激扬，浙西词派遂由此形成。但在朱氏影响下，浙西词派的词作具有形式精美而内容空疏之弊病。《静志居情趣》专写情事，而本事扑朔迷离，向称难读。张宏生依据杨谦所撰年谱，结合朱氏诗《风怀三百韵》，对《情趣》本事进行了探索，认为其中看似相互矛盾的书写，其实是补偿性的白日梦，是一种高明的写法。朱彝尊这组联章词，抒写艳情而不低俗，正见其对词体之推尊与鄙陋词风之反拨。对朱彝尊“扬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束忱结合清初思想实际、诗歌发展历程与朱彝尊自身的思想基础、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进行了论析。清初诗坛，南朱北王，但朱彝尊在诗学上的声名，不如王士禛标举“神韵”之说，具有声势。但是作为“诸体皆工”的一代大家，朱彝尊的诗各体皆备，在诗的题材与功能方面俱有开拓，以文为诗、以说部为诗、以赋为诗、以学问为诗，同清代学术与文学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是相吻合的。束忱因此对朱氏诗学的特质进行了考察，以揭示其“趋新”意向及诗史意义。与此同时，汪涌豪也关注朱彝尊在中国诗史中的地位，指出朱氏在诗学理论方面，提出主真、倡变、崇学、尚雅四大要求（前两种对应于内容，后两种对应于形式）；在诗歌批评上，提出立论持平、不逞偏锐的原则，强调知人论世，不尚虚说；从而为清初诗学理论批评格局与理想的诗歌范型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谷口匡着眼于“温柔敦厚”“不得已”“自得”这三个关键词，对朱彝尊的诗论进行了考察，指出朱氏诗论仍然处于传统文学观念的范围之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