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偶得：巧遇卡夫卡误读袁枚诗》
谚语、成语常常被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置之座右，作为指导人生的格言。殊不知有些谚语格言并不可靠，一不小心，也许竟成了误导人生的格言。我个人所历，教训比较惨痛的，是“艺不压身”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少年时期做瓦工学徒时师傅教的，我头脑简单，当了真。具体的体现，就是我的第二外语德语。1978年我考入英文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方可考研究生。外语专业的人考研，必须有第二外语。我选择了德文，苦读两年，居然考了80多分，但实际水平不高，只能慢慢阅读商务印书馆改编过的简易读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作为敲门砖，德文是否放弃？我当时觉得它像是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工师傅的话：“艺不压身。”于是想勉强维持住，每天花半个小时读简易读物。到美国之后简易读物没有了，却发现阅读作家书信可以代替，因为写信时，即便是大作家，也是选用些常用、简单的词汇和句法。不过时间长了，尤其是学习工作紧张的时候，这半个小时实在难以保证，就连断断续续地阅读，也觉得它渐渐不再是曹孟德口中的鸡肋，而是分量增大，仿佛变成了英国谚语里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没想到凡事皆有例外，最近我这断断续续的、“可怜无补费精神”的鸡肋维持活动，居然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阅读弗朗次·卡夫卡写给未婚妻菲莉司·鲍尔（Fraulein Felice Bauer）来的书信时，遇到了四封，读起来有趣，因为谈到了袁枚的一首绝句——《寒夜》①。偶遇这四封信，我虽有些高兴，却不放心，赶紧找来英文译本，仔细对照阅读，方才踏实，方敢翻译出来与同仁们分享。看来我这二外德文，毕竟还是鸡肋。
卡夫卡像
这四封信里面的第一封写于1912年11月，其时卡夫卡正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小说《变形记》，同时也和菲莉司处于热恋之中。艺术家和文学天才在恋爱方式上也同常人不一样。卡夫卡对菲莉司的追求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即便二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时也不例外。他在11月23日星期六的信里这样开头：“最亲爱的，哦，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地爱你呀！”也许那封信刚寄出去几个小时，也许还没来得及寄出，到了当天深夜和次日黎明之交的时候，他又写了一封：“最亲爱的，我不得不把这个另类的、让人很不舒服的故事放一放，用思念你来使自己清醒一下。”然后他告诉菲莉司自己一般写到半夜一点就去睡觉，但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到了次日，11月24日星期日，他特别激动，因为他同时收到了菲莉司的两封信：“午饭后（收到你）两封信！两封信！”忽然间他良心发现，后悔自己让心上人因相思而不能按时作息：
但是，最亲爱的，请你，请你再也不要深夜写信了。我读你信时内心是既喜悦又伤感。再也不要这么干了；平安地睡吧，那是你应得的睡眠；如果我知道你为我而不能入睡时，我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相反，知道你在安睡，我才能有更大的勇气去工作，因为那样我可以想象你把自己完全交给我来照顾了——你无助但健康地睡着，而我则在为你，为你的福祉工作。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工作怎能不顺利呢？所以，睡吧，睡吧！想想你白天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明天一定要按时上床，不要在床上写信；如果我的愿力足够强，你今天就不会在床上写信。上床之前，你把阿司匹林药片扔到窗外去吧！好了，再不要夜里写东西，那种事留给我干吧。给我这个小小的机会，让我为自己连夜工作而感到骄傲，那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值得骄傲的事情；没有这件事，我就会显得太孱弱了。你当然不会喜欢我那样子。不过，你等一等，让我来证明夜间工作无论在哪里，即便是在中国，也都是留给男人来担当的。我到书架（在隔壁那间屋子里呐）去取一首短短的中国诗，把它抄给你。好了，就在这里（我父亲又在高声呵斥他侄子呢！）：这诗是袁子才（1716—1797）写的，人家是这样评论他的：“早慧多才，官场精彩，既是才子又是艺术家。”要想读懂这首诗，人们先要了解，富裕的中国人睡觉之前会在卧室里喷洒香料。这首诗稍微有一点点不正经，但这不正经早被它的美丽抵消了。说了这半天，终于抄在这里了：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怎么样？这是一首需要充分品味的诗。它凑巧提醒了我三件事，算了，我不在此细谈联想了。
袁枚像
这封信足有两千多字，与袁枚无关的部分就不抄在这里了。到了1912年12月4 日到5日之交，他又给菲莉司写了一封千字长信重新提起这首诗，不过角色转换了一下，因为菲莉司又在床上给他写信了：“你在床上是怎么写的呢？墨水瓶放在哪儿？你把纸铺在膝盖上吗？我可不会那样写，可是你在膝头写的比我在桌子上写的还稳当呢。你不会把墨水洒在毯子上吗？还有你那可怜的、可怜的后腰！你那双宝贝眼睛非毁了不可。咱们这里和中国正相反，是男士要把灯从心上人手里抢走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男士比那个中国‘蠹鱼’更理性（阅读中国文学时你总会碰上中国人既嘲笑又尊敬‘蠹鱼’），因为这位男士虽然反对他心上的女人夜里写信，但是当他一把从邮递员手里抢过那些夜里写就的信件时，可是一副贪婪相。”
由这封信的措辞我们有理由猜测，或许卡夫卡还读过袁枚的另一首诗——《蠹鱼叹》：“蠹鱼蠹罢发长叹，如此琳琅满架摊。富不爱看贫不暇，世间惟有读书难。”（《小仓山房诗文集》，927页）他所谓的“既嘲讽又尊敬”，也许就是在这贫富之间的情怀。
到了1913年1月19号星期日，卡夫卡第三次提起这首诗，并加以阐释：
最亲爱的，千万别低估中国女人的坚定决心。她在床上一直躺到黎明，我不记得诗里面说了具体时间没有，读书的灯光使她无法入睡，但她安静地忍耐着。也许她的美目瞟来瞟去，想把男人的注意力从书本上吸引过来。啊，可是那个不幸的男人，虽然深爱着她，此刻却无暇顾及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有多少可怜的理由不去注意她。那些原因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从更高层次来讲，这些证明他唯一深爱着她。可是，她最后再也忍受不住了，一把夺过那盏读书灯。说到底还是为他好，为他的健康好，我希望也没对他的研究造成损害。这样做也许带来更多的爱，还产生了这首美丽的小诗。不过，总体来想，还是她自欺欺人。
《小仓山房诗集》书影
卡夫卡的这段心理分析相当精彩。他能放弃男本位的思维方式，从那女人的角度解释这场小小的喜剧，同时兼顾到男人养家的艰辛。他把自己的写作生涯代入袁枚的诗，试图把欧洲和中国文人的辛酸同等看待。虽然他不了解袁枚颇通理财之术，生活相当富裕悠闲，但是他把袁枚的特例放大到普通中国文人的窘境，也算得上目光如炬。只是他关于女主角自欺欺人的评论让人费解。那女人美目瞟来瞟去以吸引男子的注意力本来就是卡夫卡自己想象出来的，原诗里面根本没有。然而他对袁枚的“误读”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歌精炼空灵的妙趣，能启发读者无尽的遐想。正如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馀”（《诗品》），也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些诗学评论虽然显得虚泛，但其中所暗示的诗歌对读者想象的感染力，确实在卡夫卡误读袁枚的事例中得到部分的证实。
诗歌（误读）越时空跨文化的力量，在卡夫卡1913年1月21日夜到22日晨之间写的信里面再次得到发挥：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既然那首中国诗对咱们已经变得意味深长，我有件事得问问你。你注意到没有，那首诗分明说的是那位学者的情妇而非妻子，尽管那学者无疑已经上了年纪，不该再有情妇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是那诗人，毫不留情地追求最终效果，故意忽略了这个不可能的因素。没准是在“也许不可能”和“根本不可能”之间他宁愿选择前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人担心如果冲突是在那学者和他妻子之间发生，该诗就会因为妻子彻底悲惨的境况而失去那一点逗乐的效果，因此使读者除了同情她之外别无选择。作为情妇，她境况就不那么惨了。她把灯弄灭了也不算什么大麻烦，而且她还有获得乐趣的机会。换成他的太太就大不相同了。那一晚并非任意的一个夜晚，而是一生中所有夜晚的样板，那样他们的一生将变成争夺灯盏的一生。读者看到那样的场景还笑得出来吗？那情妇的错误就在于她取得了夺灯的胜利，而她所求的不过就是这么一次胜利。她那么漂亮而且只求一次小小的胜利，没有哪个老学究能说服读者那女子泼辣一次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最严厉的读者都会原谅她。这事若换成太太来做，那么她总是占理的。她要求的不是一次痛快的胜利，而是丈夫总得注意她的存在。一天到晚埋头书卷里的学者给不了她所要求的东西。哪怕他常常是假装在读书，他日日夜夜心里实际总得想着爱妻子应该超过一切，而这方面埋头读书的人是先天不足的。情妇的眼光就明亮多了。她没有完全陷入他的生活，所以总能超然处之。但那太太呢？可怜的人儿，她只能盲目作战。她不能看清眼前的困境。她明明面对的是一堵墙，却想象那是一根拉起来的绳子——是绳子的话，她还可以从下面钻过去嘛。这至少是我父母的婚姻状况，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那首中国诗里描写的原因大不相同。
这下就有些热闹了。卡夫卡把袁枚的小妾理解成欧洲的情妇，把“蠹鱼”的自嘲理解成婚姻的围城。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读，一方面是他缺乏对中国乾嘉时期文化背景的了解，缺乏对袁枚个人生活、写作情况的了解。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对袁枚相对富裕而潇洒的生活有一种解释，值得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他认为那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力量。他特别注重研究袁枚和扬州盐商的交往（袁枚曾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个年纪大的盐商作续弦）。袁枚之所以能在三十九岁那年辞官致仕，是因为他有了其他的经济来源。他赋闲后每年卖文的经济来源十分可观，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新的经济来源和独立的经济地位，使得他在社会交往上面也胆子大得“吓人”，以至于直接顶撞以卫道口气训斥他的高官。简而言之，袁枚并非卡夫卡根据自身状况所想象的那种每天熬夜费油爬格子的穷酸文人。另一方面，卡夫卡也想象不出袁枚是理财有术、在家中蓄养了众多姬妾的富家翁，尽管他能根据卧室熏香来判断中国富裕家庭如何生活（参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739-740页）。他把自己身边的生活代入到袁枚的诗里面，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出于不同的、可能是比较文雅的原因，袁枚诗中的学者陷入了和卡夫卡父母一样的痛苦婚姻之中。如果是妻子夺灯，那么就象征着一生一世的争斗。诗中换上个“情妇”，关系灵活多了，而貌美年轻的情妇打赢夺灯之战后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故此并没吃什么亏。这一点，说明原来卡夫卡拉着未婚妻夜读袁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或曰卡夫卡读诗，意在逃避婚姻！他对袁枚《寒夜》一诗的误读，完全出于“中为洋用”的目的。作为一个敏感而感情丰富的作家，他当然渴望有亲密的女性伴侣。然而由于自己父母的婚姻状况不佳，被婚姻吓怕了的卡夫卡为菲莉司从袁枚诗里读出了一种辛酸的模棱：深夜的灯盏争夺，放在情妇身上是一场轻喜剧；放在妻子身上则是沉重的悲剧，像是看不到一点光亮的黑暗隧道。那么亲爱的菲莉司，你愿意一战而胜呢，还是愿意陷入一生的围城之战呢？
女子恋爱多以结婚为目的，至少菲莉司·鲍尔小姐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和卡夫卡交往的。卡夫卡的婚姻恐惧症，没有因为袁枚的一首小诗而减轻；鲍尔小姐也没有因为卡夫卡对《寒夜》的错误解读而改变普通女子对婚姻的渴望。他们交换这几通书信后的一年多，也就是1914年，二人之间的婚约解除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仅确认自己的半瓶醋德文是鸡肋，就连研究了一生的文学似乎也要变成压断脊背的稻草。敏感文人和普通人之间，到底哪一个更轻松幸福一些呢？
（作者单位：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
注释：
①卡夫卡这四封信见 Erich Heller and Jurgen Borneds, translated by James Stern and Elisabeth Duckworth. Letters to Felice. New York, Schoken Books，1973，pp.59-60，88，161，165.中文都是俞宁自译。袁枚的原诗见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