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喜洪 【本书体例】

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六年(1867)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被保选用同知。又因参与平定西捻军，以直隶知州补用，加知府衔。入李鸿章幕府，被保举知府。后又以军功除浙江宁绍台道，擢湖南按察使，简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回国后，升左副都御史。工于古文，继承桐城派文章传统，文笔平易晓畅。著有《庸庵笔记》等。

胡文忠公抚鄂时，尝明保东湖县令张建基之治行，荐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贪黩著闻，大府勒令告病归田。世颇讶胡公之滥保。其后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东湖冤狱，而实则理是狱者，建基之前任张君也。

先是东湖有民妇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洒扫庭除，治中馈(kuì愧)，然后适姑寝问安。以盥(uàn贯)水一盆、鸡卵两枚置案上，如是以为常。

一日清晨，排闼(tà踏)入，见姑床下有男子履，大骇。亟低声下气为掩门而出。姑已觉之，羞见其妇，自缢而死。乡保以妇逼死其姑，鸣于官。妇恐扬其姑之恶，不复置辩，遂自诬服，已按律定谳(yàn艳)矣。此张君前任事也。

及张君莅(lì立)任，过堂见此妇神气静雅，举止大方，谓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诘，矢口不移。因谕之曰：“汝若有冤，我能为汝直其事。此时不言，不得活矣。”妇答曰：“负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复立人世!愿速就死。”令终疑之，沉思累日。

县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凶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须赴某县一行”，俾还家束装，速来领票。顷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留，误我公事，必为汝妻所縻也!”即发签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浃背，收入狱中，与获罪妇同系。某甲之妻，终夜诅骂，谓“县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妇闻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隐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县令使人潜听于户外，闻言来告。令大喜。明旦提妇与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诘以昨夕所闻之言，妇不能隐。令悉心鞫问，尽得其情。平反此狱。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惊为神明。

及胡公抚鄂，访知东湖张令之事，而其时张建基适令东湖，胡公误以为平反此狱者也，遂登之荐牍。而前任之张令已卒，竟致湮没不彰。其籍贯名字，至今已不可考矣。惜哉!

(选自《庸庵笔记》)

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曾经明保东湖县令张建基的政绩，推荐擢升府道，直至湖北布政使。张建基以贪黩闻名，后来上级勒令他告病回乡。世人都很惊讶胡公滥保，以后才知道胡公保举张建基，是以他“平反东湖冤狱”为理由，而实际上审理此案的，却是张建基的前任张君。

先前，东湖县有个民妇某氏，平常侍奉婆婆很孝顺。每天早晨起来，打扫庭院，做早饭，然后到婆婆的住室问安，把一盆洗脸水、两个鸡蛋放到案台上，每天都是这样。

一天清晨，推门进屋，看见婆婆床下有男人的鞋子，大惊，急忙低声下气地又关上门出去了。婆婆知道了，羞于见到媳妇，就上吊死了。乡里地保以为某氏逼死了她的婆婆，报告了官府。某氏怕她婆婆的丑事外扬，就不复置辩，自愿蒙冤服罪，已被按律定罪。这是张君前任时的事。

等到张君到任，复审时见这民妇神气静雅，举止大方，以为必定不是她逼死她婆婆。张君怀疑她有冤情，再三盘问，而民妇绝不改口。张君就告诉她说：“你如果有冤，我能为你辨明曲直。此时不说，就不能活了。”民妇回答说：“获此不孝大罪，有何面目再立人世!只愿速死。”张君终究有疑，沉思数日。

县衙有差役某甲，他的妻子平常以凶悍闻名。张君忽然召来某甲，告诉他“有公事须到某县一趟”，让他回家整理行装，快来领公文。不久，某甲回到公署。张君忽然大怒说：“你在家逗留，误了我的公事，必定是被你的妻子所阻拦。”立刻发签把他的妻子拘押到县里，抽她五百鞭，打得血流浃背，将她收到狱里，与民妇一同关押。某甲的妻子终夜大骂，说：“县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民妇听她絮叨不止，忽然开口说：“天下什么事不冤?就比如我当此死罪，尚且隐忍不说，鞭背这种小事，为啥不稍稍沉默呢?”县令让人在室外偷听，听见这些话就去告诉县令，县令大喜。第二天提取民妇与某甲之妻一同到大堂上，问她昨天所听到的话，民妇不能再隐瞒了。县令认真审问，完全弄清了真相，就平反了这件冤案。用薄礼犒劳某甲之妻，表示安慰，放她回去。全省都惊叹县令为神明。

到胡公任湖北巡抚时，访知了东湖张县令这件事，但这时张建基恰好正在东湖做县令，胡公把张建基误作平反这个冤案的张县令了，于是就把他列入保荐文书了。然而前任张县令已死，他的事迹竟至于被埋没了，连他的籍贯、名字，至今也已查不出来了。真是可惜呀!

《良吏平反冤狱》写的是东湖县令张君平反民妇逼死婆婆一案，还涉及到继任县令张建基、巡抚胡文忠公。张君判案审慎、机智，使冤案得以昭雪，事迹却湮没不彰，甚至连籍贯名字都不可考。而张建基却窃名盗誉，借此被保荐，接连升迁，终被勒令还乡。巡抚胡公官僚主义，张冠李戴，误保贪官。作者通过这三个人物的行为、遭际，揭露了清朝吏治的黑暗腐朽，赞扬了良吏审慎判案的可贵。

作者在刻画人物时使用了对照手法，通过张建基的贪黩来映衬张君的清明。作者在开头先写张建基欺世盗名，升官发财。中间才写张君如何平反冤狱。结尾处照应开头，又点出张君湮没不彰。两相对照既写出了张君的可贵、可惜，又揭示了清代政治的黑暗。

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结构上详略得当，突出主题。写张建基和胡公只是首尾两节一笔带过，简明扼要，却又能击中肯綮，清楚明白。写张君审案，不惜笔墨，从语言、行动和心理多方面描写刻画，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明。先是到任后发现民女某氏不象逼死她婆婆的人，“疑其有冤”。再三盘问，得不到什么证据。讲明利害，仍然无效。但“终疑之，沉思累日”，终于想出一计。闻知差役某甲之妻以凶悍闻名，便故意制造新的“冤案”，可谓另辟蹊径。张君的言行似是不可思议。然而到了最后，人们才明白了张君为何一反常态，明了其一番苦心。由此，塑造了一个清正机智的良吏形象。

正因为张君这样的良吏可贵、可惜，才更显得清代政治之黑暗。作者也只有感叹“惜哉”了。这一方面是叹惜良吏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是感叹清代政治的黑暗，显示出作者的无奈心情。作者根据平生见闻随笔编纂成《庸庵笔记》，说古道今，指摘时弊，目的就在于“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经世之学”。其良苦用心，通过《良吏平反冤狱》这篇小说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