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所写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简称，是他的第二部大部头著作，出版于1846年。该书分两卷十二章，在第一章里蒲鲁东力图按照他的思想来阐明什么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第二章里提出了价值论。其他各章除末尾一章总结所有各章外，都是考察被他称作经济进化的十个时期或阶段，按照排列顺序、即：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蒲鲁东制造出来的这一套经济观点，完全是建立在庸俗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荒谬地颠倒了现实与范畴、概念的关系，不是把范畴、概念看作是现实的反映，而是把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视为只是永恒存在的范畴、概念的体现。他荒谬地认为，每一个原理都有过它自己的世纪，因为在这里面它显露出自己，例如权威的原理有过第11世纪，好象个人主义的原理有过第18世纪一样。蒲鲁东力图如同黑格尔利用辨证法使范畴自身发展，形成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一样，也力图利用经过他庸俗的辩证法使经济范畴自身发展，建立起他的“经济矛盾体系”。他把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分成好与坏两个对立着的方面，即正题、反题。它们互相矛盾和互相斗争，好的和坏的综合就出现新的经济范畴，即合题。而新的范畴又产生好与坏的新的矛盾，于是又形成新的综合。这样，通过好与坏的对立，制造出一个范畴又一个范畴，这些范畴凑在一起，就产生了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蒲鲁东认为，社会主义者只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坏的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只说它的好的方面，而只有他这位“天才”才完成了综合，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科学公式，所以他超过了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研究“经济矛盾”时，首先分析了价值。他说，价值是社会经济大厦的“基石”。各个经济范畴的矛盾都是由价值的矛盾决定的；价值的二律背反解决了，一切二律背反也就解决了。既然商品的价值应该被认为由劳动时间构成的，那么就可以在所耗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直接把一件产品和另一件产品相交换。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来把整个社会制度改造成为：人人变成劳动者，人们之间在相等的劳动量的基础上直接交换产品。蒲鲁东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祸害的根源，由于货币的存在而产生的借贷行为，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借贷资本不仅使借贷者遭到剥削，而且也是整个劳动生产者遭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就是货币出借者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因为蒲鲁东认为货币是祸害，借贷资本是产生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如果不消灭货币的借贷，工人就要成为利息的负担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就会存在。所以，蒲鲁东制订了消灭借贷利息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图采用无息信贷，使工人和小生产者摆脱货币的奴役，能够拥有取得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他的理想是：通过组织“交换市场”来克服生产和交换的矛盾，通过组织信贷来克服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社会革命”的实现。这种无息信贷制度既能保证交换自由，也能保证工人和小生产者都能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蒲鲁东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主要途径是组织“人民银行”(即“交换银行”)。这种银行担负两方面任务：一方面组织交换的任务，使产品按照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进行交换；另一方面由银行实行无息贷款。事实上，蒲鲁东所理想的新社会，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蒲鲁东反对提高工人工资，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工人同盟，认为“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能产生别的结果”；“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证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4－145页)。在《贫困的哲学》出版以前，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并附有“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这样的话。马克思同蒲鲁东毫不含糊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该书出版后，马克思立即于1847年上半年写成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并于7月初同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这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揭露了蒲鲁东思想的反动实质，指出蒲鲁东为解放工人阶级而设想出来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遭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