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运动与创作

话剧作为中国传统旧剧的对立物,于二十世纪初年由外国引进,被称为“文明戏”,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发展走向繁荣;辛亥革命后,受政治逆流打击和“商业化”侵蚀,很快趋于没落。“五四”文学革命发难后,倡导者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戏”特别是以京剧为主的旧剧展开批判,抨击“文明戏”的堕落,批判旧戏宣传封建思想,“团圆迷信”,“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3卷1号),并把脸谱、唱工、台步、武打、锣鼓等均视为应抛弃的“遗形物”而予以全部否定;主张建立“西洋派”的戏——话剧,强调戏剧应以反映现实社会人生、发挥理想为主旨。1918年《新青年》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专号”。初期对于传统旧戏的批判和话剧的提倡,具有开拓性,但全盘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错误的有害的。

“五四”以后,新文学社团不断涌现同时,新的戏剧团体也纷纷成立。1921年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汪仲贤、熊佛西等十三人在上海组织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半月刊,提出“爱美剧”(即“业余戏剧”)口号,反对以看戏为消闲,强调戏剧的社会职责。此外有应云卫、谷剑尘发起,欧阳予倩、洪深先后加入的上海戏剧协社,陈大悲、李健吾等人组织的北京实验剧社。稍后有朱穰丞、马彦祥、袁牧之等人组成的辛酉剧社和田汉领导的南国社。这些社团继续批判传统旧戏和“文明戏”,反对戏剧的商品化,强调戏剧反映现实、承担社会教育的任务,积极翻译介绍西方话剧剧本和理论知识,致力于表演艺术的建设,大力推动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它们为培养戏剧干部,为以后话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话剧创作成就不如小说、诗歌、散文之可观,但也和文学革命精神相一致,采用口语白话,反映现实的社会人生,揭露抨击其种种弊端,宣传民主的、革命的思想。其中以婚姻爱情题材表现反封建主题为多。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在文学革命初期以宣传婚姻自主而发生影响。进入二十年代后,创作逐渐增加,热心话剧运动者,多致力于话剧创作。欧阳予倩(1889-1962)的《泼妇》(1922)、《回家以后》(1924)都是写婚姻问题,前者抨击了封建主义的多妻主义,后者批判了资产阶级性的随意遗弃,具有讽刺特色。丁西林(1894-1955)的剧作轻松谐趣,独幕喜剧《一只马蜂》(1923)描写一对男女青年,用“说谎”骗过老太太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压迫》(1926)写一对男女房客以假扮夫妻抵抗了房主的“压迫和欺负”。洪深(1894-1955)1922年创作并主演的三幕剧《赵阎王》通过一个被迫到军队当兵的破产农民,逐渐变成一个无恶不做的“阎王”的描写,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军阀队伍的种种罪恶。田汉对戏剧运动和戏剧创作有重要贡献。《咖啡店之一夜》(1920)通过穷秀才的女儿白秋英被盐商儿子李乾卿抛弃的故事,谴责了纨袴子弟玩弄、欺骗妇女的劣迹;《获虎之夜》(1922)通过富家女儿莲姑和流浪儿黄大傻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门第观念、包办婚姻的罪恶;《午饭之前》(1922)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黄花岗》(第一幕,1925)配合“五卅”斗争,歌颂了革命志士林觉民。田汉的剧作以浪漫主义为特点,具有浓重的抒情气氛和主观色彩。本时期历史题材也受到一定注意,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荌》(后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是优秀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