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唯心主义贵无论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集中地反映了“以无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他提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老子》四十章注)。“无”或“道”是“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得而知。”(《老子》十四章注)这就是说，道是超感觉的不可认识的精神性实体，但天地万物却都是由这一虚无的道派生出来。

《老子注》还从本和末、体和用的关系方面，论证了“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指出：“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老子》三十八章注)“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老子》五十二章注)“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老子》十一章注)这里所谓的“本”不是指事物的本质，而是指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性本体。在王弼看来，精神性本体是第一性的，物质现象是第二性的，“有”之所以能给人以便利，是由于发挥了“无”这个本体的作用。

《老子注》也从动和静、一和多的关系方面，来论证“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认为“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老子》三十九章注)“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在王弼看来，有(万有)是虚(无)的体现，动(变化)是静(不变的本体)的体现。万物虽然是“有”，是“动”，而它的本源是虚无的本体。一是“数之始”，即是万物差别的出发点，“物之极”是万物的本体。万物各是本体所派生的，万物各自分享了本体而成为万物，万物既然形成了自己，就脱离了一(舍)而停留(居)在具体的、分散的地位(居成)。

《老子注》还从自然无为方面论证“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提出：“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老子》二十五章注)，自然就是事物的本体(穷极)，它是对于“道”的描写。王弼所以崇尚无为自然，因为他相信凡是有为的，都不是第一位的，有为的结果总不及无为。他说：“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同上)，“无知”、“无形”、“无仪”都是指的无形无相的本体，它超出万有之上，所以比万有更高、更根本。

《老子注》还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的问题，认为“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三十二章注)这是说政治教化，是从最高的道派生出来的，“立名分以定尊卑”是“朴散”之后的必然结果，是符合自然的，也是应当的。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物有其宗，事有其主”(《老子》四十九章注)。万物都是从自然(道)来的，顺从自然，不勉强，就是符合自然了。社会政治制度(名教)也是自然的产物。事物都离不开它的最高原则(宗、主)，只要按照这种最高原则去行动，名教就是自然的体现。《老子注》指出，必须根据“自然”原则来对待“名教”，统治者(圣王)的职能应该象“道”一样，是“无为”的。虽然无为，并不是不要进行统治，因为符合自然原则(道)，设官分职，也完全是必要的。

《老子注》是魏晋玄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比较全面的反映了王弼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思想，不论是在当时或者是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注》通行的有华亭张氏本，武英殿本。近人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汇集了王弼的全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