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文艺界也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12月，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首席代表来到武汉，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在他的关怀和领导下，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得以组织起来。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结成。同年4月，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第三厅建立，成为一个坚强的统一战线机构，开展了各种宣传和文艺演出活动。一时武汉和全国各地的文艺活动形成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但好景不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便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他们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迫害革命进步人士，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此，更加猖狂地限制和镇压国统区的抗日进步文艺活动。有的抗日文艺团体被强令改组或解散，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被关进集中营，甚至惨遭杀害。一度蓬勃兴起的国统区抗日文艺活动，受到严重摧残。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一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转移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香港等地。留在国统区的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被迫分散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城市，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战争初期出现的抗日文艺运动的新气象逐渐消失，抗日作品和戏剧演出活动明显减少，但不少进步作家依然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他们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先后批判了与政治逆流相适应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不专写社会的黑暗论”和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1940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改组后，同年11月另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直至1945年3月被国民党勒令解散。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孤岛”为中心的华东非沦陷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他们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历时四年零一个月，在对敌斗争和文艺事业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比其他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开展。红军到达陕北后，即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后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形成了比较活跃的群众文艺活动。抗战后，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这期间创办的文艺刊物有《文艺战线》、《战歌》、《诗建设》、《文艺突击》、《草叶》、《谷雨》、《文艺月报》等。与此同时，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广泛开展。1939年前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艺、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冀中火线剧社等专业团体的帮助指导下，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戏剧演出和文艺宣传极为活跃。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辅导下，通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还涌现出一批民间诗人，创作了不少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这些都突出地显示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成就和特色。抗战前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还同时进行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在文艺创作上，抗战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小型作品，及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报告文学是当时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从多方面反映了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描绘了中国人民的英勇面貌。当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很多，成绩较为显著的有丘东平、骆宾基、萧乾、曹白、沙汀、周立波、何其芳、刘白羽等。初期的戏剧也以灵活多样的短剧为多，如街头剧、活报剧等。诗歌创作上出现了许多短诗，并开展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朗诵诗、街头诗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时期成就突出的诗人有田间、柯仲平、艾青等。这时期的主要小说作品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茅盾的《腐蚀》、《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艾芜的《秋收》等。主要戏剧作品有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雾重庆》，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陈白尘的《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历史剧作品有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