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纪起，古代希腊进入国家形成时期，至公元前六世纪，在广阔的希腊世界先后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城邦。在古代世界奴隶制社会中，希腊奴隶制城邦因共形态发展比较充分而有典型性。希腊奴隶制城邦的产生同古代其他地区国家一样，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由此引起社会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希腊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这个时期广泛的大殖民运动，给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原先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由于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为粮食和原料供应提供了方便，使它们不受限制的发展工商业；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逐渐发展起更适合于其自然条件的葡萄、橄榄、果园及其他园艺经济。这就促进希腊半岛由古老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货币经济方面转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中介阶级商人；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七二页)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化。氏族贵族不仅占有公有地，而且还通过高利贷等手段，夺占小农的份地，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统治权，剥削和压迫平民。破产失地的小农被陷于债务奴役之中，有的甚至被卖到海外。平民为摆脱债务奴役，保持小片土地，展开对氏族贵族的斗争。同时，少数平民由于经营工商业而致富，成为新兴工商业奴隶主，但他们被摒除于政权之外，因而也起来反对氏族贵族。这些矛盾日益加剧，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氏族贵族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氏族制度经历了变革和改造的过程，最后终于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的具体过程，由于内外环境不同，呈现出种种不同情况。原属迈锡尼文明地区，如彼奥提亚，原来的国家在外族入侵的打击下不复存在了，城邦重新由氏族制形成起来，如底比斯、特斯皮亚等；也属迈锡尼文明地区，如拉哥尼亚，原来的文明毁灭了，征服者通过征服，在奴役被征服地区居民和本氏族社会解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邦，如斯巴达；在早期希腊移民过程中，移民者在移民地点经氏族部落解体过程形成了城邦，如小亚的爱奥尼亚、伊奥尼亚各邦；在大殖民运动中，在殖民地建立起了城邦，如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城邦；未经过外族入侵，“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城邦，如雅典。希腊各城邦是以城市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结合周围不大的乡村区域，组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它的政治形式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或者表现为贵族共和制，或者是民主共和制。其阶级对立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或富者与贫者，或特权者与非特权者，等等)。但是，在希腊城邦形成的初期，氏族贵族占统治地位，氏族制度的残余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还残存着。随着城邦阶级斗争，特别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展开，贵族政治在一些城邦被推翻了，继而确立起僭主政治。僭主政治一般说来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利平民的。它在城邦政治形式的演变中带有过渡性质。有的城邦，如雅典经过僭主政治，转变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有的城邦，如科林斯则由僭主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有的城邦，如斯巴达则长期保持贵族政治的形式。希腊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之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里时期的经济基础”。(《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〇九页)小土地所有制，或小农业、小农经济，起源于公社的平等分配，基本上属于自耕农。作为土地占有者的农民构成城邦公民的核心，他们平时从事农耕生产，战时从军打仗。随着奴隶制城邦的发展，小土地所有制也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土地虽然划分为份地，并由各个家族继承，但不许买卖。小所有者仍然是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以及伴随城邦混战而来的粮食投机、高利贷的盛行，加剧了土地的兼并过程，小所有制陷于破产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小所有者沦为无产的贫民，他们或者成为城市游民，或者受雇于大土地所有者，或者是到外邦充当雇佣兵。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引起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的瓦解，从而导致城邦的危机。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斯巴达、科林斯、亚哥斯等城邦先后爆发了奴隶起义和下层平民的起义。人民起义使危机中的奴隶制城邦受到严重的打击。而希腊各邦此起彼落的争霸战争不仅是城邦危机的反映，而且把希腊城邦推向末路。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征服者召集的全希腊会议(斯巴达未参加)——科林斯会议，结束了希腊城邦时代。此后希腊各邦名存实亡，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