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叫《书》、《书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书汇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所记史事上起尧舜，下终秦穆公，汇集了虞、夏、商、周统治者部分谈话记录、讲演、命令和宣言，也有追述原始社会末期事迹的篇章。作者是古代众史官，以记言为主。这五十八篇《尚书》，可分为今文和古文两部分。今文三十三篇，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个字)、《臯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书)。古文二十五篇，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后人将《尚书》各篇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例。典，经典的意思，记载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如《尧典》；谟，谋的意思，臣下向国君陈诉意见，如《臯陶谟》；训，开导的意思，如《伊训》；诰，国君对臣下的告示，如《大诰》；誓，誓词，如《牧誓》；命，册命或者是国君的命词，如《文侯之命》。《尚书》在春秋时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定有一百篇。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和其它许多先秦典籍一样，在社会上不能公开流传了。西汉惠帝，除“挟书之律”，许多散佚在民间先秦典籍纷纷问世，汉文帝时，在秦代当过博士的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在济南一带传授生徒，武帝末年，又有河内女子献《秦誓》一篇，这二十九篇都是用汉隶写成，所以称“今文尚书”。数十年后，当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毁孔子旧宅，从壁中得《礼记》、《论语》、《孝经》等许多先秦典籍，其中也有《尚书》，这些典籍都是用先秦古文(大篆，又称蝌蚪文，籀文)写的，所以当时称《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孔安国整理、校对，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九共》分为九篇，就是多二十四篇)。《古文尚书》献上朝廷，值巫蛊之祸，未立于学官，到东汉就不流传了。东晋元帝(317－322)时，忽然有豫章内史梅赜(一作颐)，奏上所谓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比伏生的《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与汉时的《古文尚书》不同。又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四十六卷。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相当长时间里，在世上并行流传。到宋代，吴棫、朱熹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实性发生了怀疑，元代吴澄、明代梅鷟相继抉择，指出梅赜《古文尚书》许多破绽，到了清代，阎若璩做《古文尚书疏证》，最后把梅赜《古文尚书》之伪作，定为铁案，惠栋又著《古文尚书考》对阎说加以补充。这样，《古文尚书》又称《伪古文尚书》。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又列举证据，辨明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及《书序》也是伪作。总之，两千年来围绕今、古文真伪问题发生过许多争论，这些争论往往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着。当然《伪古文尚书》并不是毫无依凭的胡编乱造，也有史料价值，只是在使用时，要严加考订罢了。清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与古文的混合体。研究《尚书》的学者从汉代以来历代不绝，据统计，光是宋元明清以下就有五百多家，清代学者研究成果尤其显著。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采辑汉魏隋唐旧注，兼取清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的研究成果撰成，是注释《尚书》较完备的本子。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崔述的《尚书辨伪》都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近人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张西堂的《尚书引论》，杨筠如的《尚书覈诂》，曾乾运的《尚书正读》及顾颉刚的若干论文，都是研究《尚书》的重要学术成果，台湾出版的屈万里所作《尚书注译》亦便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