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发起组成，大革命失败后，又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朱镜我、彭康、冯乃超、李初梨、李一氓等参加。先后组办刊物有《创造》(季刊、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文化批判》、《思想》等，并出版《创造丛书》，收创作、翻译作品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译著百余种。创造社的出现，被称为“异军突起”，它是我国新文学的积极浪漫主义流派。反帝反封建是其基本倾向，他们对现实极端不满，认为把握住时代，对社会的虚伪和罪恶，进行猛烈的攻击，奋力打破现状，是文学的使命和文学家的天职；强调自我，崇尚主观，认为作家要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的要求；在创作上，不论诗歌、散文、小说或剧作，都反抗现实，理想未来，富于主观抒情色彩，往往是直抒胸臆。或表现为大胆的诅咒、抗争，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或表现为坦率的自我暴露，浓重的苦闷哀痛；甚或流露感伤、颓唐的情绪；即或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题材中，也说“自己的话”，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从理论到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点。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多为浪漫主义者，歌德、海涅、拜伦、雪莱等为他们所喜爱。在文学理论上受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思想影响，既强调文学的时代的战斗的使命，同时又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宣传“无目的论”，讲求文艺的“全”与“美”。这固然是出于反对封建主义文学观和新文学的粗制滥造倾向，但理论上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25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创造社的一些成员不断冲破资产阶级思想束缚，清算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批判“无目的论”，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号召革命的文学家“到兵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创作“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主要成员也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又齐集于上海，积极提倡革命文学运动，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他们的倡导把文学革命引向深入，但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标语口号倾向。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翻译等方面发生过的争论，是属于新文学内部两种文艺思潮的争论，两个社团在反对封建文学、鸳鸯蝴蝶派方面，则是一致的，协同作战的，它们共同地为新文学及其不同流派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