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学见解，主要见于《论语》。但是，孔子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当时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专门的学者)。他只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谈及某些历史问题和从事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才有机会谈到一些文学问题的。他提到过“文学”和“文章”这样的概念。但是他所谓的“文学”和“文童”，都是指文献典籍方面的学问而言，同今天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的文学概念不同。他还经常提到“文”这个概念。它所说的“文”，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文化、文献、文采、文辞，也包括音乐和典章制度在内。如果就其包括的文献方面的内容来说，则是既包括文学作品(如《诗经》)，又包括非文学作品在内的。

关于孔子对“文”的意见。他很重视文献和文化学术的社会功用，把文献学问作为他的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德行修养是为人的根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学习文献反过来不独能增长知识，又能促进人的修养的提高，从而符合贵族统治者的要求。基于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人的修养与言辞的运用具有密切的关系，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强调德行修养对于言辞运用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并不否定对言辞进行必要的修饰。如他赞美郑国子产对于外交辞令的加工润色，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他也反对过分的修饰和伪巧的言辞，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说：“辞达而已。”认为言辞的表达只要做到恰当就可以了。从中也反映出他对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看法。他又明确提出：“质(质朴)胜文(文采)则野(粗鄙)，文胜质则史(虚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认为内容与形式应当统一，配合得当。这一看法，固然是针对人的文化修养而论，但是，实际上却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美学意义的批评原则。

关于孔子对诗的意见。他强调学诗的重要性。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认为学诗还要会用，才能够有助于完成政事。他指出诗的社会功用就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所谓兴，就是指诗对人有感发和陶冶的作用；观，指可以观察社会风俗盛衰和政治得失；群，指可以使人和谐相处；怨，指可以用来讽刺、批评不良的政治。这是孔子对春秋末年以前人们对诗的社会功用认识的一个系统总结，它对后世诗论很有影响。孔子还有对诗和乐的一些评论。他评论《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可以看出他对反映多方面社会生活的诗歌的认识，比汉代以后儒家学者以礼教观点苛求诗的内容，思想要开阔得多。他评论《关雎》乐曲，肯定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明他很重视诗乐的中和之美。但是他对有些地方乐曲，如郑声，则斥责为“淫声”，认为它扰乱中和的雅乐，主张排斥它。这里面也反映出他的艺术观点上的保守倾向。孔子不少的文学主张，都对后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不小的影响，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