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为代表而得名。其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辞句的掩盖下，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大的欺骗性。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在哲学方面，鼓吹庸俗的进化论，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背弃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剩余价值学说，胡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已经过时，企图用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政治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是“布朗基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争取改良”，并企图将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成“改良的党”。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修正主义公式，企图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点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使这一机会主义思潮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并“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是帝国主义政策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激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谴责，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坚决斗争。

列宁首先戳穿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所谓“反对教条主义”、“批评自由”的虚伪招牌。列宁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是国际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妄图以此来掩盖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如果说伯恩施坦主要先从理论上来修正马克思主义，那末，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米勒兰则在实践上推行改良主义路线，以至堕落成资产阶级内阁的附庸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二者殊途同归。米勒兰的要害不在于是否参加资产阶级的内阁，而在于他在内阁中的行径，即成了实践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榜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完全表明，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和鼓吹“批评自由”的真实目的，不过是在理论上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之成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装饰品；在实践上以改良主义取代革命斗争，企图把革命政党改变成改良党。针对伯恩施坦提出的“过时论”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部分地说来，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创造精神来研究它，用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独立地探讨这一理论，并把它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列宁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过程中，从1908－1913年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和《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著作。对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实质，表现形式和产生根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因此，必须善于识别那些披着伪装的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修正，又在口头上百般狡辩，企图掩盖其背叛行为。列宁认为，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因此必须及时揭露，彻底批判。列宁还在第二国际“七大”上，批判了伯恩施坦等人鼓吹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谬论。他们胡说“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对此，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是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作辩护，是充当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行径。

列宁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斗争，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它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