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自发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外国教会在华势力也日益扩大。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不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还刺探情报，挟制官府，包揽词讼，霸占田产，高利盘剥，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民曾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洋教斗争，以反抗教会侵略势力。义和困运动正是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爆发的。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清代许多秘密结社中的一种。甲午战后，与大刀会、梅花拳等相结合，首先在山东迅速兴起，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基础上，开始有了鲜明的反帝政治色彩。1899年下半年，义和拳等组织改称义和团，并逐渐汇成一支反帝爱国洪流。义和团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也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在其中”，并以男女青少年居多数，妇女则组织红灯照、青灯照等组织。其基层单位称坛口、坛场或拳场，以某一城镇或自然村为一坛，每坛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设老师、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主持练拳、指挥战斗及管理日常生活。坛与坛之间，彼此独立，互不统属，有时临时协商，以传帖等方式联合行动，始终没形成统一的组织或共同的领导者。义和团组织上的这些特点，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既有广泛的群众性，又具有浓厚的自发性和分散性。

义和团运动主要口号是“扶清灭洋”，最早出现于1898年10月，1899年又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类似的口号，至1900年，“扶清灭洋”口号已普遍流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宗旨。这个口号的“灭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有笼统排外主义倾向，表现了落后性的一面。“扶清”，一是指扶中国，一是指扶清王朝。前者带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后者表现为当时还难以分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错误地以为要爱国就要爱大清，从而在群众中散播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削弱人民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易于被清统治者控制和利用。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开始张惶失措，严令镇压。山东地方当局，一方面因无力镇压，另一方面也不满于教会的横行不法，主张对义和团不可“一概剿捕”，建议改剿为抚，“改拳勇为民团”，使义和团发展更为迅速。帝国主义对此十分不满，要求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带新军前往镇压。袁世凯到山东后宣布凡参加义和团者“格杀勿论”，使义和团运动由山东向直隶发展。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激起义和团的反抗，二、三万人进占涿州城，声势越来越大。慈禧派亲信前往涿州调查，回奏说义和团“诛不胜诛”，“断无轻于围剿之理”，还“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这使因帝国主义反对废帝立储而心怀不满的西太后，更加滋长了利用义和团“驱洋人而复旧制”的心理，坚定了清政府全面招抚义和团的决心。于是在西太后的认可下，义和团象潮水般涌入北京城，东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地义和团也接踵而起，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风暴。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各国的震惊和恼怒，他们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扑灭义和团；接着便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5月下旬，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进入京、津。6月10日，英、法等八国组成二千余人的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地区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败退回去。17日，八国又组成新的联军，攻陷大沽炮台。20日，清政府经过多次御前会议的激烈争议，决心对外宣战，当天指使清军并利用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21日正式下诏宣战，并下令鼓励义和团“御外侮”，设立团练大臣控制义和团。南方各省督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制造“东南互保”，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也很快遭到清政府的出卖。还在天津保卫战中，慈禧太后即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准备投降谈判。7月14日天津失陷，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沿途抵抗，清军节节败退，敌军直逼北京，14日北京攻破前，慈禧挟光绪仓惶离京西逃，逃亡途中即任命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谈判代表向帝国主义乞和；并污蔑义和团为“肇乱之由”。下令痛剿，使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和清政府的无耻叛卖下遭到失败。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逼迫下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清王朝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工具。义和团的壮烈斗争及其失败，成为旧式自发群众运动的终结和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从此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进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阶段。可参看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