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因素，主要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这是史学界长期讨论，至今存在许多分歧的问题。一般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六世纪开始有了明显的表现，其基础是封建社会内部社会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十四世纪末期以后，社会长期安定，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措施，在劳动人民的努力下，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高的达到五、六石。闽浙地方发展了双季稻。从国外引入的玉米、花生、番薯、向日葵、烟草等高产、经济作物很快推广起来。植棉区也扩展到长江以南至华北、辽东的广大地区。明代废除了元朝的工奴制度，手工业生产发展较快。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等地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冶铁、锻钢业，炼铁燃料已大多使用煤炭。所产铁器行销国内外。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可载数千人，仅船锚就重达千斤，曾远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景德镇瓷窑三千余座，大者每窑每次烧制瓷器三千余件，产品驰名中外。印刷业中除雕版之外，木、铜、铅等活字版已广泛使用。丝织业中的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如“花楼”机，构造精巧复杂，可以织出多种形制的丝织品。棉纺织业中轧棉的“搅车”，弹棉花的弹弓，都有重要的改进。纺车从元代的三繀发展到可容四五繀。麻布纺织业中使用了“水转大纺车”，昼夜可纺绩百斤。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分工扩大，手工业日益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纺织业中“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户增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阶层。原来一些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工序，变为专门的行业，如纺织业中的弹花业、染房、踹房等。全国区域性经济市场也在形成、发展。如湖州，是桑叶、生丝的集中产地。苏州、杭州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松江布有“衣被天下”之称。某些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专业化农业区域已经形成。商品流通和货币关系日益发达。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为主，兴起一批繁荣的手工业、商业市镇。作为政治中心的一些大都市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成为全国各地行商、百工技艺之人四方鳞集的商品产销中心。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如徽商、晋商、新安商等等，其中都有藏百万的富商大贾。部分商业资本已向产业转移。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白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国家被迫改变财政体制，白银货币租税比重迅速扩大，加强了农民向非农业生产领域游动的趋势。手工业中也实行以银代役，削弱了人身束缚。

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六世纪形成、发展。这种萌芽突出表现在东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纺织业中。苏州出规了拥有生产资料，雇佣“机工”进行商品生产的“机户”。并且形成“什百为群”，自由出雇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待雇工匠，受雇则“计日受值”，否则即“衣食无所”，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式的雇佣劳动关系。万历时期苏州一地出卖劳动力的染工、织工就有数千人之多。长州郑氏一家即雇有织帛、挽丝工数十人。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由包买商支配的分散的手工工场也已产生。松江地区的百余家暑袜店，就以其资本控制着“皆以做袜为生”的合郡男妇的暑袜生产和收销。矿业生产中也出现了握有资本，租赁矿山，雇佣工人进行开采的生产关系。其他如制瓷业、榨油业中也出现有类似的生产关系萌芽。农业生产中，则出现“计岁受值”的长工，“计时受值”的短工，和“计日受值”的忙工。他们与雇佣者之间已没有主仆名分，是含有雇佣劳动特点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六、七世纪受到明朝封建大贵族地主疯狂掠夺的摧残，十七世纪中叶又受到清军入关南下的残酷军事征服战争的严重破坏，后来一个时期又被清朝一些落后政策所束缚，一百余年间处于凋萎状态。十八世纪以后，社会比较安定，清朝也陆续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资本主义萌芽重又发展起来，并逐渐超过了十六世纪的水平。棉纺织业中的一些私人手工工场达到五、六百张织机的规模。许多小手工业者被这种大的工场资本所控制，成为其“场外部分”。矿冶业的经营权大多属于私人而不属政府，“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规模最大的云南铜矿，“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铜矿分工细致，组织严密。铁冶、采煤业的生产规模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十八世纪，农业生产关系中，佃富农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的现象在江南地区也很明显。

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说明中国社会历史在十六世纪以来已经开始了封建社会结构解体的历史运动，显露出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商业资本大量流向土地而非投入商品生产，也吸引早期工场主将剩余资本用于购地，妨碍资本原始积累和商品生产扩大。工场主、商人、地主容易相互转化，甚至三位一体，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的矛盾。甚至使封建经济结构增强了韧性。地主所有制下，封建地租和赋税剥削十分残酷，迫使农民以副补农，小农生产与家庭手工业副业紧密结合，自然经济更加难以瓦解。二、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强制干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悠久的专制主义传统，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一体化强制干预。重农抑商，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低下。实行严格的禁榷制度，关卡重重，税收苛重无常。城市是封建政治统治的强大堡垒，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市民阶级和足以与封建中央政权对抗的经济政治实体。国家垄断大量工商业，排挤民间工商业使之无法顺利发展。对外实行严格控制的贸易，甚至闭关锁国，限制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封建专制统治还随时绞杀带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异端，致使迟迟不能发展起与资本主义萌芽呼应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遭到禁锢。三、周期性的战乱破坏。大约每二三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就爆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战争。战争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破坏经济正常发展的进程。战争之后，新的封建政权都要强制实行使自然经济复苏稳定的政策，使封建经济基础得以巩固。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争，尤其强烈地摧残了刚刚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四、强烈的宗法传统束缚。它使工商业者结成强有力的地域的或宗族的组织，导致工商业资本大量流回农村，妨碍工商业者的竞争、分化和独立发展。此外，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落后地区拖住先进地区的后腿；人口发展迅速而且集中，耕地面积相对不足，穿衣吃饭是从未根本解决的问题，社会生产力难以积累，而且易于爆发政治动乱；非农业浮动人口过多，工场手工业有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妨碍技术改进和工人队伍的稳定……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壮大。这样，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侵入中国，中国封建经济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传统的封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落后的科技文化并没有重要的改进。落后于西方，加上清王朝腐朽反动的政策，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入更加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史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产生的时代、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影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因等各个关键问题都存在分歧意见，需要系统了解这些意见才可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这些意见基本收编在下述论文集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版)；《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可读金观涛等著《兴盛与危机》第六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