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戴季陶唯心主义民生哲学的代表作。发表于1925年。“民生哲学”是戴季陶反动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什么是“民生哲学”呢?他认为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极的目的。在生存的行进中，遇到一种障碍的时候，求生的冲动就引导着人发出一种生存的欲望，因此，“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他说：“人是要生存的，人要生存，要发展生存，才有经济的要求；要满足经济的要求，才有政治的要求。生存的欲望，为人生一切欲望基础；所以能作的力量，为一切所作的基础。”这就是说，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人们“生存的欲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求生的历史。他把人们的生存欲望加以抽象化，使之成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历史的中心”，这就充分暴露了“民生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他的唯心主义道统说。他认为所谓“民生哲学”，“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说：“仁爱是人类的生性”，“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筑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道统，这个道统由尧舜开始，到孔孟以后就中断了，戴季陶又继承了这个道统，这样才使“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又发扬光大起来。在戴季陶看来，这个道统的内容就是仁爱，有了仁爱就有了一切，仁爱不仅是科学文化的基础。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革命的任务就是用“完美的知识，去陶融仁爱的感情”，这种仁爱的“感化和助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革命就成功了，人类也就进入了大同世界，显然这是一种十分露骨的唯心主义观点。

戴季陶所以又搬出了中国哲学史上早已陈旧不堪的唯心主义道统说，其目的在于论证“纯正的三民主义”乃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嫡传，并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宣扬阶级调和论，否认阶级斗争，企图从思想上解除工农群众的武装。其实，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说，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是有阶级性的，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人的思想感情都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那种抽象的“人类的仁爱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阶级的爱，阶级的恨。爱和恨的对立反映了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要资本家以仁爱之心对待工人，要地主以仁爱之心对待农民，这是根本不能设想的。客观实践告诉人们，戴季陶的“仁爱”，就是爱帝国主义、爱地主、爱资本家。至于对广大人民说来，他们所叫嚷的“爱人”实际上就是杀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就是戴季陶“仁爱”哲学的一次大表演。共产党人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仁爱”哲学，当时恽代英同志就曾指出：“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叫人格感化”，“这种感化哲学”，只是使老虎好吃人，为被吃人的超度，使他不怨恨老虎而已。”(《甘地与列宁》，《中国青年》第114期，1926年2月20日。)深刻地揭露了所谓“仁爱”哲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戴季陶从“人类的仁爱性”出发，就必然否认阶级对立的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说：“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中国革命“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而“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产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广大工农群众只要坐待革命利益的到来就可以了，用不着进行革命斗争，因为革命“只是由知识上得到革命觉悟的人，为大多数不觉悟的人去革命。”戴季陶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妄图以其伪善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这实质上就是大资产阶级对革命人民进行最阴险最毒辣的阶级斗争，所谓“民生哲学”的要害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