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革命的要求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1891－1962)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反对旧文学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提出改革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即“八不主义”)。2月，《新青年》刊出陈独秀(1880－1942)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改革文学的纲领性主张的提出，可视为文学革命的正式发难。此后，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著文积极响应，在进步文化界展开讨论。1918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中的右翼)组成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对封建势力所维护的旧文学和文言文展开坚决斗争，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学不断扩大影响，取得决定性胜利。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文学革命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两大基本内容。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大力批判“文以载道”、“代圣贤之言”的封建文学观，坚决反对内容反动陈腐，脱离社会、人生，成为旧政治、旧伦理附庸的封建旧文学，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提出建立面向现实社会人生、“赤裸裸地抒情写世”，反映大多数人的愿望要求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理论主张。1918年以后，更提出建设“平民文学”的口号；1919年，李大钊(1889－1927)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开始力图用马列主义解释文学现象，引导新文学在反对封建文学同时抵制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名利观念，反映了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作用。文学革命倡导者们认识到文言文严重脱离群众语言和现实生活实际，为少数人所垄断，成了宣传封建思想、实行愚民政策的工具。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及其表现形式，为了宣传新思想，他们坚决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倡以人民群众口语为基础的生动活泼的白话为文学语言的正宗，并从中国语言文字的演化说明废文言用白话，求得“文言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18年5月，《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出版，发表白话诗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不只在文学作品上，报刊上，而且在一般著作范围内，在学校课堂里，逐渐取代了文言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以及刘半农、郑振铎、耿济之、周作人等，都积极翻译介绍世界各国著名作家作品，传播新思想，提供艺术经验和方法，促进了新文学的建立发展。文学革命倡导不久，便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倾向的，以“白话”为语言形式，摆脱旧的格套的新文学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学连同它的表现形式，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使我国文学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从文学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为我国文学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