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是三十年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围绕着文艺界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展开的一场内部论争。“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抵抗日寇的侵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当时上海文艺界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展开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口号是由周扬等人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最早见于1934年周扬写的《国防文学》一文；这是为配合“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的形势提出来的。1935年底在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有些作家在报刊上又重提“国防文学”，不久便作为一个正式口号被提出来。解释这一口号的代表文章是周扬在1936年6月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和《现阶段的文学》。他说“国防文学”是为了配合当时形势而提出的“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因此，他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中之最中心的主题”。尽管这种解释有着偏差，但这个口号还是在实践中发挥了动员和团结文艺界一部分爱国力量的积极作用，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央委托到上海工作，他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谈到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时，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和解散“左联”有意见。后经冯雪峰和胡风商量，决定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得到鲁迅的赞同。这一口号由胡风在1936年5月底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首先提出。鲁迅于1936年6月9日、10日在病中口授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8月初又口授并修改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阐明了他对“国防文学”的意见和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鲁迅认为“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根据这一认识，他指出了“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上的不明了性”，以及一些解释这名词的“不正确的意见”。但他也同时指出，他并没有把“两个口号”看成是“两家”，认为“国防文学”可以存在，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虽有托派分子妄图插手其中，在内部也有一些人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给革命文艺运动造成困难和损失，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论争，是革命作家对新形势下如何完成新任务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认识。经过论争，提高了对敌斗争的共同认识，1936年10月便停止了论战。此后文艺界便在团结抗日的总目标下联合起来，初步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