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图

中国幅员广大，各个地域在种族、部族活动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成果。由于不同地域给诸子注入的文化因素千差万别，因此考定诸子的家族身世和里籍，对于破解诸子的文化基因具有关键价值。但历史文献资料的短缺，为考订留下许多难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附墨子身世片段仅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将墨子附于列传中孟子、稷下先生、荀子之后，年代明显错乱。如此简略地记载一个学派领袖的一生，说明风行二百余年的墨子显学，到太史公时代已衰微到了几乎进入绝学之境。而且《史记》说墨子为“宋大夫”，与《墨子》记载他从不接受爵位互相矛盾；至于墨子的里籍在何处，也未做交代。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史记》《汉书》没有明确记述，唯汉末高诱注《吕氏春秋》称其为“鲁人”。以后就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迷雾之中。学术研究，器识为要。要善于拨开迷雾，辨识直指事物本原的途径。墨子里籍的最原始的材料何在？在《墨子》书，在墨子言。墨子对楚王言“臣乃北方鄙人”，说明他不是楚国人。他“出”曹公子于宋，用一个“出”字介绍自己的弟子到宋国做官；止楚攻宋之后，“过”宋而未被守闾者接纳，那他不是宋人，在宋地无家。他又说，“南有荆、吴之君”，加上“吴”，就在北方偏东；“北有齐、晋之君”，加上“齐”，就是不太北而偏东；“东有莒之国”，就在莒国西面、鲁国“南鄙”那些附属小国。鲁国南面存在过有名字可考的小型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二十多个，都属于东夷部族。墨子出身于百工，往往居无定所，游动于东夷部族之间，其思想与东夷文化结有不解之缘。这对于将诸子研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中的华夷互动体系，具有本质的价值，可以极大地拓展墨子研究的文化空间。

墨学属于“草根显学”，有别于儒家的“士君子显学”。墨子站在平民立场，提倡“节用”“非乐”，反对“厚葬”，倡导公平正义、反对上层社会的奢侈淫乐，非常有鼓动力。民众鼓动起来了，用什么来约束和监督呢？他提倡“天志”和“明鬼”。学者们考察《左传》等书，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民本思想”，即认为墨子讲天讲鬼，是思想倒退。其不知“民本思想”只是当时精英分子的思想萌芽，广大草根民众仍信天信鬼，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带有很强的心理强制性。墨子提倡“兼爱”和“非攻”，也是站在平民百姓、弱势群体一边。儒家的仁爱和礼仪讲究尊卑等级，亲疏远近，推己及人。一讲尊卑等级，就没有草根平民的份了。所以墨子讲“兼爱”，没有尊卑等级的普遍的爱，大家都是“天之民”，各国不分大小，都是“天之邑”，不能以尊压卑，不能以大欺小。墨子说他的思想行为是从大禹那里学来的。大禹的子孙分封在杞国，春秋时迁移到今山东新泰县，离墨子家乡很近。在墨子二十多岁时，杞国被楚国吞并，贵族、巫师、歌手把大禹故事带到民间，所以墨子能听到的大禹故事非常怪异，非常原始，带有东夷文化色彩。破解了墨子的家乡何在，就破解了墨子思想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如果进一步分析先秦文献中墨翟、禽滑厘及其身后的墨家“钜子”的活动轨迹，可以认定，河南中南部是墨家民间结社团体的根据地，或他们止楚攻宋、实行非攻主张的大本营。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思潮的启发，《墨辩》声誉鹊起，《大取》《小取》二篇也列入其中。梁启超有感于胡适的心得，认为墨子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此波愈涌愈烈，以至推崇“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考察《墨辩》诸篇的发生，有必要搜索墨子思维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换，由青壮年时期的满腔激情，到晚年充满悟性和理性的冥思。其转捩点隐藏在汉代邹阳的一句话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一次牢狱之灾，促使已入老境的墨子对于此前的人生和思想进行反思。

墨子被囚前可能已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被囚中，他苦思冥想早年百工众艺，以及日常事例、学理辩论的深层原理。他构思写作《经上》《经下》，可能在自宋国出狱后，不再能留宋或入楚，唯有返回鲁南鄙故里之时。从年龄心理学看，人在晚岁，往往津津有味地反刍早年的经验；人在捡拾早年的脚印中，捡拾青春的梦。墨子囚后返乡，旧雨重逢，朝花夕拾，许多当年的得意之事和幼稚笑话又何尝不可作为谈资？当年能工巧匠师徒相授，不乏绝技和秘诀，窥探这些绝技秘诀背后的原理，也是人生之乐事。因此，百工之技，绳墨之学，融合着民间能工巧匠世代相传的智慧，成了墨子《经》上、下对百科技艺进行思考的切近而稔知的资源。而且百工技艺，也是凿山开渠、治理洪水的大禹所推崇的，《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这里出了一个杰出的百工领袖：奚仲。《左传》鲁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文子》说，尧之治天下，“奚仲为工师”。《系本》说：“奚仲始作车。”《管子》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奚仲的薛国在战国时成为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墨子曾经称赞“奚仲作车”。造车这一在百工技艺中难度最大的技术，是在墨子家乡首先发展起来的。《法仪篇》载有墨子的话：“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可见他对百工技艺之“法”情有独钟。墨子由家常日用、百工之艺，开辟了通向科学的通道，绳墨之学的抽象化或数理化，向前延伸就是几何学。这是一种由经验上升为数理的科学主义的智慧。

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不仅对于破解诸子文化基因的来源效果明显，而且对于解释诸子的想象方式和理想追求，也可以得到深入一层的收获。在人性没有丧失自然本色的古老时代，人离自然很近，人处在自然的包围中，地方风物往往赋予思想者以思想的方式、想象的方式。老子有一种“复归于婴儿”的思想，就是返璞归真，复归生命的原始。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要复归社会生命之原始，复归社会形态上的“婴儿”：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目睹东周的衰落，身在洛阳进行思想创造的老子反观自己的生命源头，苦县赖乡的氏族原始生存方式被他理想化、童话化了。这里所描述者涉及小国（原始氏族或部族）的规模，器物和对待器物的态度，对待迁徙和战争的态度；重视风俗、君民安乐和衣食温饱，至于文字文化则宁可简朴原始；邻国（相邻氏族和部族）外交尽量平淡相处，自然自足。这实际是老子以童年氏族生活记忆，辅以清虚无为的文化想象而成的“小国寡民”乌托邦。

再看庄子的理想方式。尽管宋国政治没有接纳庄子，但蒙泽湿地接纳了他。《马蹄篇》论“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就与这块湿地的原始生态有关。接着这样描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而窥。”“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所谓“至德之世”讲的是社会理想，一如老子讲的“小国寡民”含有他对童年氏族生活的记忆，庄子对未来理想的构设，也嵌入了美好童年记忆的因子，崇尚的是一种未被社会异化的自然人性。人文地理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会给人的文化基因染色。它可以给墨子染上大禹的坚韧、百工的聪明，又可以给老子、庄子染上原始氏族的淳朴以及湿地风光的朦胧。

在先秦诸子研究中，走近先秦诸子、还原历史现场、破解千古之谜、重绘文化地图这四个命题互相关联，融为一体。走近诸子，就是走近他们所处的历史现场，还原现场才能破解千古之谜，谜团破解了，文化地图自然就变得清晰起来。反过来，以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年代学、职官与姓氏、考古与文献等角度重绘文化地图，就可以厘清千古之谜由何产生，就可以还原历史现场，自然也就能够走近先秦诸子。四维度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用《桃花扇》的话来说，就是与先秦诸子“一对儿吃个交心酒”。这一点就与现代文化建设联通起来了，它令千古心灯交辉互照。经过这番还原研究，我们就可以用熟悉的、真确的甚至亲切的姿态，与先秦诸子进行深度的文化对话，追问他们为我们民族注入何种智慧，他们在创立思想时有何种喜怒忧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中他们提供的思想智慧有何种是非得失，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上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如何革新重生，以此对话激活原创，在深厚的根基上共谋新世纪的人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