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曾与李斯同学于荀况门下。主张变法图强，多次上书韩王，但未被采纳。于是着书立说，以“观往者得失之变”。其着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的赞赏。出使秦国时，被李斯、姚贾陷害下狱，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又旁罗儒（认同荀子的性恶、法后王、重今圣，反对儒家的人治，尚法治）、墨（尚同、尚贤、尚功利）、名（刑名）、道（尚无为，并有《解老》、《喻老》）等，而集其大成（或相反相成或相倚相参），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巩固地位，主张君主要凭借权力、威势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以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韩非通过荀子的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主。

《韩非子》又名《韩子》，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共55篇，其中着名篇章有《五蠹》、《孤愤》、《内外储》、《说难》、《说林》、《解老》、《喻老》等。

《韩非子》反映了韩非的思想观点，阐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制理论。在《五蠹》篇中，他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要发生变化，复古是行不通的。《解老》、《喻老》两篇，集中表述了他的哲学观点，用法家的眼光对老子进行了解释。

1.韩非子的历史观——唯物史观

历史观是思想家对历史演进的看法。韩非子在《五蠹》中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官职），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韩非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地进步演化，因此，不同的时代，就要有一套不同的制度。如果时代变了，而法还墨守成规，那就会阻碍时代的发展，正如韩非所说：“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心度》）

反传统、反古制是法家一贯的主张。韩非从生活方式与客观环境的改变着眼，认为要用断然的手段实施法治。其学说也是完全反对古制，尤其是反对代表传统学说的儒家。他认为“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所以，韩非子尚法治不尚人治，认为讲仁义、尚贤人之治是过时的论调。

韩非子的“历史进化观”从积极方面讲，是革新、变革、改革、整顿振兴、除旧布新；从负面作用来说，则是变古乱常、非圣无法、颠覆传统。秦国的兵强国盛，直至最终的统一六国，都是得益于商鞅的变法求新。但后来李斯的焚书坑儒，对古代思想的一概否决，以及秦朝的过早过快灭亡，则是惟法、变古、乱常及法的严苛寡恩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2.唯“利”是图的人性观

韩非子的人性观，首先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子认为，以法治天下，必须根据人的好赏恶罚的心理，如果掌握这一特点，则可施行法令，法治也就能够建立。所谓的“因人情”，实际是利用人性的弱点。韩非子对人性进行了他独到的分析：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此鸩毒扼昧（绞缢）之所以用也……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韩非子·六反》）

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韩非子·饰邪》）

韩非子片面地认为，上自宫廷，下至百姓，自君臣至夫妇、父母、子女，“人性”的取向都纯粹是一“利”字，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以“利”字为目的的。韩非子的这些认识，并非是愤世嫉俗地否定人性，也不是对人性的失望，他认为这不过是正常的人性而已。对儒家而言，应当用教化加以矫正。而韩非子却认为要顺应人性的这一特点并善加运用。韩非子不以善恶论人性，而认为要“因人情”。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其人性观为基石，这也包括法治、术治与势治的具体方法的运用。

3.“参验说”与“名实观”的哲学思想

（1）“参验说”。“参验说”实际就是实证哲学，即必须经过实证考察，才可相信。“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荀子·性恶篇》）韩非子的“参验说”实际是荀子“辩合，符验”的发展。他认为凡事必须经过实证，否则，便是虚假欺骗。这也正是韩非子不信先王之道与尧舜之治的原因。韩非子还认为，“参验说”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法律制度上。“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言辞，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韩非子·显学》）这段话的意思是，贤能之人，不在空言，而是要通过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验证其是否真正贤能，然后据实赏罚。

（2）“名实观”。法家都是以形名、法术着称。所谓“形名”，《尹文子·大道上》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有形必有名，有名未必有形……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以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在韩非子看来，“形名”的用途非常广泛，世界万物，有形就有名。他对“君臣之名”的界定是：国君有赏罚褒奖的权力，臣子有守职效能的职责，君臣职责、名分不可僭越。“赏罚之名”的界定是：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必须与功过的大小相称。“循名责实”的界定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4.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1）公正性

韩非子主张，为人君要一举一动皆依法而行，不在法外开恩，也不在法内游移不决：“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另一方面，“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有法度准则，臣子也不可欺君枉法。公正性还在于：“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他要求法的绝对客观性，不论贵贱，一律平等。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对一切乱象的规范，就没有比法更好的了。法的客观性、公正性还要求：“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即使是明主，也是以法来举拔人才及论断功过的。

（2）权威性、强制性

法治要先建立一个绝对的权威性。韩非子在《问辩》中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意思是，法令是天下最可贵、最适当的，法令也绝对是一个标准，所有违反此标准的，就必须禁止。“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立治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人主之治国也，适于不可乱之术也。”（《心度》）韩非子认为，法治就在于把握住了不可乱的方法。这也是其必然性、权威性与强制性所在。

（3）必然性

法治就是以强制的方法，采取果断的措施。所谓必然性，是指没有妥协的余地，非如此不可。韩非子认为：“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即使如母亲般仁慈，也会产生败家之子，这种母爱只能姑息养奸。所以，道德仁慈并不能止息纷乱，只能借助于威势。韩非子又进一步指出：“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通过教化，即使为善，也仍然不可靠，还要借助于强势的要求，使其不敢为非作歹。这是因为，“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又说：“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蠹》）意思是，民众都惧怕强权的威势，用仁爱进行统治是行不通的，必须用威势。

（4）极端性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尊耕战之士，除五蠹之民。”“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实行法治的国度中，他只尊重两种人：农人和军人。因为农人务实业，增加生产，可以使国家富足；军人作战卫国，使国家强盛。其他都属于蠹民，共有五类，他们是：儒者、纵横家、游侠、患御者、商工之民。韩非子认为，儒者、纵横家，只有口舌之能，无益于实际；游侠，则以刀剑逞勇，违犯禁令；患御者，只知上下勾结，弄权贿赂；商工之民，牟取暴利，夺农民利益。这五蠹都在摒弃之列。他还主张对农人和军人进行法治的教育，官吏是教育的责任者。

（5）法以赏罚为用

韩非子主张政策的施行维系要利用人好赏恶罚的心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具矣。”（《八经·因情》）“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难一》）他强调君王之所以能够驾驭群臣，就在于有赏罚的权力：“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二柄》）

（6）严刑重罚

韩非子认为：“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又说：“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八经》）“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六反》）“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而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也。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内储说上》）由以上所言可知，无论是厚赏还是重罚，韩非子都是以利害为取向。

（7）用众而舍寡

法是针对绝大多数人，所以，韩非子认为有效的统治莫过于利用法治，就像木匠之于工具的“隐栝之道”：“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显学》）如果利用德治，那么自善之民太难得，所以不可取。至于人君，只求中主的原因在于：“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尧舜桀纣都是千百年难得，可是中主则占绝大多数，所以这也是用众舍寡的意思。

（8）以简御繁

韩非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只要持守法治，就可以以简御繁：“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用人》）“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尹文子·大道上》）离开了法治，即便如尧一样的贤君，也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只要归一准法，无论智愚贤不肖都可以一同治理，如此便是“用众舍寡”之道。

（9）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

这一部分与上面的“以简御繁”的论述相辅相成：“释法术而以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用人》）法治的执行，不必贤君，只要求中主便可万无一失。韩非子在《管子·法法》中进一步认为：“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10）富强主张

韩非子认为法是国家强弱的关键。“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有度》）“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五蠹》）在《饰邪》中也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法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只要国强，不论内政或外交，一切政策谋略都可以施展。否则，就只能“弱乱难为计”了。

5.韩非子的术治思想

（1）法与术的差别

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难三》）在《二柄》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者也。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法”具有公开性、普及性、标准性和统一性；“术”具有隐秘性、独特性，以虚静为体，以形名为用。

（2）形名与禁奸

韩非子认为对臣子有效的考核法是：“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一》）这是要求专职专任。“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奸劫弑臣》）

韩非子对《八奸》的界定是：

八奸者：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一曰同床（利用内宠）……贵夫人，爱孺子，便辟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二曰在旁（利用佞幸）……优笑侏儒，左右近习……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三曰父兄（利用血缘近亲）……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四曰养殃（利用声色犬马）……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之谓养殃。五曰民萌（挟民众以自固）……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谓民萌。六曰流行（利用说客）……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七曰威强（利用勇力）……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八曰四方（利用外力）……为人臣者……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守也，不可不察焉。

对这“八奸”的防范措施是：一、察同床：“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二、察在旁：“其于左右也，使其身必责其言，不使益辞。”三、察父兄：“其于父兄大臣也，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不令妄举。”四、察养殃：“其于观察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进擅退，不使群臣虞其意。”五、察民萌：“其于德施也，纵禁财，发坟仓，利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六、察流行：其于说议也，称誉者所善，毁疵者所恶，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七、察威强：“其于勇力之士也，军旅之功无逾赏，邑斗之勇无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财。”八、察四方：“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

（3）形名与虚静

“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智去旧，臣乃自备……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主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扬权》）

以上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①君王无为而治，臣子则有为而作。只有君王无为，才能无不为。这也是臣子之所以竭诚贡献聪明才智的原因所在。

②君王臣子各尽其职，既能消除越权侵职的现象，又可杜绝互相推诿。

③君主虽然不必贤智，但却能为臣子的贤智之师。让臣子贤智，便能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能力。所以臣子只有尽职尽责，君王才能成功地治理国家。

④君王只有做到虚静，形名才能一致，也才能根据名实的一致取得成功。

（4）舍己能，因法数

韩非子认为，君王一个人的才能智力，无法和臣子的集体智慧相比：“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下君，尽己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八经·主道》）“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之耳听，故听莫聪焉。”（《定法》）“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有度》）要用众人的智慧才能，而不能用一己的智能。并且以一个人的耳目来视察群臣百官，体力、时间上也不允许。况且臣子们还善于掩饰自己，所以很难得到真相。这就不如以一个国家的耳目来视听观察，这样就无所不知了。因此说：“舍己能，因法数。”这是无为而治的办法。

综上所述，韩非子的法、术思想，都从人性观出发——对人普遍性的好利，不论君臣、夫妻、父子等，都加以利用，而以赏罚作为鼓励或挟持的手段；也因此，法的运作才可正常推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而治具矣。”至于术的运用，在于预防八奸。预防八奸可以综合运用：形名参同，循名以责实，以察举真才，并借天下之力，告讦奸宄，揭发不轨等。所以，法与术的运用是相辅相成的。法的运作在于有为，术的运作在于无为，正如《庄子·天道》所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6.韩非子的势治思想

韩非子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两种：“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韩非子·功名》）韩非子“势”的学说是对慎子的发展，他强调“势”治的同时还认为有待于贤人：“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使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韩非子·难势》）

韩非子认为的“自然之势”在于：“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韩非子·难势》）所以，韩非子主张“人设之势”有待于中主：“吾所以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事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子因此认为，势治与法治必须结合才能治，不然，则乱。正如他对慎子言“势”的评论：“慎子蔽于势而不知法。”

势治与法治是互相依靠的。如果只有法治但没有权势作后盾，那么一切政策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只有权势的保障才有威信可言，才可以发号施令，也只有这样，法治才可以施行。

为达到行威固势的目的，韩非子认为当以杀戮赏罚作为手段，即赏罚为用。他在《定法》中说：“术者……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意思是法术都由君王所操纵，其手段则在赏罚。在《二柄》中论述道：

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

附：

韩非子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认为：“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七术

（1）众端参观。即众口相参。（2）必罚明威。（3）信赏尽能。（4）一听责下。（“一听则智愚分，责下则人臣参”）（5）疑诏诡使。（6）挟知而问。（7）倒言反事。

六微

（1）权借在下。（权势不可借人）（2）利异外借。（借外国力量惑乱君王）（3）托于类似。（4）利害有反。（5）参疑内争。（6）敌国废置。

7.法家的功过得失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以上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法家较为中肯、全面的评价。

《汉书·艺文志》评论说：“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礼记·经解》的评论是：“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这些都是在肯定其法制的同时对法家忽视人情、礼制而单纯注重法制的批评。

法家的优点在于建立起了正常的君臣秩序及政治伦理。法家所倡导的“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说明法家持有的也是以礼为本，而以赏罚为辅的政治理念。法家认为，无论赏罚，都在于树立法的制度与权威，而法的施行，只不过是辅助礼制的不足。法的优点还在于见效快，属激烈手段，而礼的作用则较为缓慢。正所谓：“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法家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如忽视教化、仁爱，片面推崇刑法，从而导致至亲残害，恩断义薄。法家的严而少恩，也导致其不别亲疏，不论贵贱，在法治面前，亲亲尊尊的恩情断绝。法家是主必然的，而儒家却是主当然。如果专任法治的必然，而不顾及情理与当然，肯定会有失偏颇。儒家属于养身正体，而法家则是对营养失调的补救，二者属于本末的区别。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说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如果一味任法，就会本末倒置，短命的秦朝就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