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国学及其内涵
人类的文明史，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文字的产生，结束了人类“万古如长夜”（朱熹《朱子语类》）的蒙昧史。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最早的文字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这些文字有的刻于大口陶尊上，也有的刻在玉器上，后来的甲骨文、钟鼎文等则刻在甲骨、青铜之上。这时候的文字记载大多限于只言片语，尽管这些散乱的文化瑰宝还称不上国学，但它们却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国学是指以中国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一词，既是“由来已久”，又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国学”首次见诸《周礼·春官》：“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国家设立的学校的意思。这时的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有王室所办和诸侯国所办，二者的名称和规模基本一致；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也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叫做辟雍，由王室直接管理；诸侯国都所办的大学，称为泮宫（或类宫），由国君直接管理。其次，建筑规模上，辟雍要比泮宫大一半。辟雍修建在四周有水的圆形土台上，如同建在小岛上；泮宫修建在东、西、南三面有水的半圆形土台上，犹如建在半岛上。国学所招收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礼记·王制》记载：“凡入学以齿。”尽管都是贵族子弟，但入学年龄却有不同的规定：王太子8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15岁升入大学。公、卿的长子及大夫、元士的嫡子，13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20岁升入大学。嫡子之外的诸子，包括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叫众子，15岁入小学，7年读完，23岁升入大学。
国学的逐渐复兴，始于20世纪初，1920年前后达到鼎盛。“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世纪80年代“国学”重新兴起，并且日渐兴盛。这既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五四”前后，在“西学东渐”地冲击下，当时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则站在较为全面的立场，认为应公允地对待中西文化。曾国藩就主张继承明儒传统，倡导通经致用。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中西文化的关系。后来，一部分传统派兴起“整理国故思潮”，虽然在当时被激进派视为倒行逆施，但事实证明了它是历史性的理智之举。这在魏源身上就有较好的体现，他不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看似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过人之处。即使是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胡适，也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的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合理原则。
进入中国的欧美学术被称为“新学”、“西学”，与之相对应，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国粹”、“国故”。但是，“国粹”、“国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守旧与落伍。国外的汉学家则称之为“中国学”或“汉学”。然而“汉学”一词，在我国学术界一般理解为汉代的学术，或者是指以训诂、校勘为主的考据学。这时，“国学”一词被重新发掘了出来，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五四”时期的国粹派代表邓实曾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这一概念很宽泛，主要是从经世致用性着眼。旧版《辞源》解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1936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曾出版《国学论文索引》一书，书中收录了清光绪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国学方面的主要论文。这部论文索引，被认为基本涵盖了国学所包涵的内容，现列举如下：1.总论；2.群经；3.语言文字学；4.考古学；5.史学；6.地学；7.诸子学；8.文学；9.科学；10.政治法律学；11.经济学；12.社会学；13.教育学；14.宗教学；15.音乐；16.艺术；17.图书目录学。
现代一般提到的国学的内涵也相当宽泛，主要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系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季羡林先生也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近年来，在学术领域及学人中间逐渐达成共适，即：凡国家文明史以来的、包括现当代的所有文化成果，诸如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军事、文学、艺术、思想、科技等等，皆可称之为国学。或者简而言之，国学，便是指我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
从学科角度划分，国学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从思想角度划分，应分为儒、道、释及先秦诸子等；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认为：“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他把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四库全书》则以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该书虽然只记书名、卷数，着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勾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分类依据，把所有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历代一直沿用至今。但经、史、子、集的分类，基本是图书的分类，不是学科的分类，所以，经、史、子、集四部，只是国学典籍的内涵，与国学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先秦时期形成的诸子思想、学说，包括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阴阳家思想、儒家及道家思想等，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甚至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思想、学说从各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平衡社会、如何治理国家，并且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所以，经、史、子、集所涵盖的内容——狭义上的国学，既是国学研究的重点，也是我们这门课程所要讲述的问题。
二、国学的现代意义
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社会，科学无限制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自身的迷失。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拯救当下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所以，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教育成为当务之急。需要说明的是，国学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体系，现代社会的国学也必须具有现代化的特点。
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经、史、子、集”以及“五术”、“六艺”中的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剔除糟粕，汲取精华，使之更具有永恒的价值与超越时代的精神。这既不是单纯的尊古、复古，又不是简单的复兴、振兴。这是一个长期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
传统认为，“儒、释、道、刑、名、法、墨”等诸子百家的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之学”。“五术”所包括的“山、医、卜、命、相”，是“究天人之际”、“为往圣继绝学”的学问。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是站在终极关怀的立场，探究天、人之际，天、人之间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沟通生命存在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在生命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礼、乐、射、御”，古代称为“大艺”，是从政必具之术，大学阶段的贵族子弟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也是“为生民立命”的必需本领。这些文化瑰宝，是中华传统文化成分中所独有的。
“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不同。”（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向别人看齐什么，而应该是贡献什么。贡献什么呢？科学技术，当然不是。在这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谁早谁晚，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经济实力，这也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西方的文明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警示我们，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与文化的提高、文明的进步并不同步。非但如此，还常常背道而驰。现代西方文化的颓废与穷途末路就是明证。早在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西方工业发展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大胆地预言了它将带给人类恶果。在《诗辩》中他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向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
在雪莱的感受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谓病入膏肓。人们醉心于利用新兴的科学占领财富，一味放纵钻营的才能，而忽视心灵的培养。人们以机械的生产压制真正的创造性，而只有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识的源。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受着强大的冲击，科技的惊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学黯然失色。为积累财富所需的知识和理性活动为文教界所重视，而诗和想象力则由于无助于直接换取市场上的价值而受到忽视。前者雪莱称之为钻营的本领，诗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并非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的发展。随着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更是产生了种种新的罪恶——核辐射、艾滋病、生态失衡所导致的狂风肆虐、洪水泛滥、极度干旱、地震、海啸，民族仇恨的战火、森林的被破坏、海洋受污染、动物种类不断的灭绝、臭氧层遭破坏、吸毒的蔓延、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等等，可谓处处触目惊心。
雪莱开出来的药方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爱。雪莱认为，诗是神圣的，它具有一种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恶。雪莱在《诗辨》中提出了以“想象力”作为与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这种“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主义，以及大量带有非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在雪莱看来，在富与高尚之间遗失的一个环节，就是这种“想象力”和诗。雪莱医治人类创伤的另一剂良药就是“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更说：“爱，这双有医疗功能的翅膀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总之，雪莱以他的浪漫主义的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力来开拓人的崇高，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土地。他的这些想法，我们不一定全盘接受。但是，它的启发意义，则是必须肯定的。
西方人意识到应该向东方学习。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出现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希望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季羡林语）
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必将是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纪。这并非是我们的夜郎自大或者盲目自信。这既是东西方有远见的学者专家达成的共识，更是我们的文化系统自身的特点所决定了的。物质生活的过度发展、传统的逻辑思维难以解释的自然规律，使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惘。西方的有识之士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曙光，“天人合一”的理论可以解决他们因征服自然而引起的自然报复，“仁者爱人”的理念可以融解他们人际关系中的冰霜。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仁”字，从象形的意义是两个人在一起。郑玄解释说：“仁，相人偶也。”（《礼记》注）意思是两个以上的人平等相处才可称之为“仁”。人类尽管已步入了21世纪，但灾难反而变本加厉地威胁着善良的人们，诸如战争、恐怖、疾病、瘟疫、核武器、伪科学、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好像科学的程度越高，人类的灾难就越重一样，人们似乎走入了科学的怪圈。其实，这一切的灾难皆源自人类的自我迷失。而根除这种迷失的良药又非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莫属。愈是简单愈是真理，愈是朴素愈是重要。“仁者爱人”，简单朴素的四字箴言，正是医治这些现代顽症的灵丹妙药。只要人人把这四字真理植根于心中，真正做到人人爱人人，那么这一切的症结、一切的灾难、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孔子“仁者爱人”的“爱人”不等同于西方基督教教义上的“博爱”，因为二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类爱的本能来自于上帝，人类自身是不具备爱的能力的。基督徒内心深处的爱是出于宗教层面的对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对世人无差等的爱，所以人类的爱也应该是无差等的，这便是所谓的“博爱”。孔子所倡导的“爱人”虽然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但其旨意却在于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也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由此不难辨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哪个更科学，哪个更高明？“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由此也可见一斑。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行仁的规范。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整部论语，孔子讲到“仁”的地方达109次之多，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这包括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仁”是孔子的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他认为，离开了“仁”，忠、孝、信、勇等都没有意义。正是孔子提出的“仁”，才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现代社会倡导的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爱心奉献等，归根到底都源自于“仁”，都是“仁”的延伸和发展。
道家的精髓则是“顺应自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道家不同于道教。道家是指以老子、庄子为代表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道教则是指东汉张道陵成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另一支是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又称黄老道），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道教。老子的道德经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不难看出，老子是将天、地、人及自然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对待的。这与基督文明中的人类中心论正好相左。庄子也说：“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篇》）“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形象地表明了庄子的物我一体、“物我合一”观。
中国文化虽然历经劫难，但国学的精髓却一直未曾中断，现在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既是对儒学“仁爱”思想的继承与弘扬，又是对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诠释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