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致康·施米特》

恩格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文献。十九世纪后期，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各种手法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复信康拉德·施米特，回答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信中对生产与贸易发展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国家、法、宗教、哲学和文艺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等错误思潮。

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时，恩格斯指出，国家产生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或者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不过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上层建筑各个部门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其中， “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如宗教、哲学及文学艺术等，它们离开经济基础更远，形成一些分工的特殊部门。它们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由于需要通过政治、法之类的中间环节(中介)而起作用，所以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变得非常模糊。

但是，恩格斯接着指出，所有意识形态最终还是“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哲学的发展，因为它“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所以有时会出现“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的情况。不过，即使如此，这类经济落后的国家还是具备了某种使先进哲学思想产生发展的经济土壤与其他社会条件。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状况对哲学、文艺等意识形态的发展毕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 “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支配作用多半以间接的形式发生，多半是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的。

恩格斯在批判了巴尔特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他们因缺少辩证法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之后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但上层建筑也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这些相互作用的力量往往“很不均衡”，不可能归入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恩格斯这封信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和特点、文艺与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