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研究·恶劣的个性化

这是恩格斯对当时流行的一种不良创作倾向的批评。在1859年5月所写《致斐·拉萨尔》一信中，恩格斯表示赞同拉萨尔有关个性刻画的见解。他说：“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

这种创作倾向主要流行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德国，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情绪和小市民胆怯、狭隘的鄙俗气。由于革命的失败和贵族大资产阶级的高压政策，德国文坛上一度弥漫着悲观失望气氛。许多作家无力反抗黑暗势力，转而逃避现实。他们极力避开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在题材上专注于个别地区的奇风异俗和历史故事的演绎，以及家庭琐事、爱情纠葛的渲染。刻画人物性格着力于偶然、畸形的细节描摹，摒弃对人物阶级属性、社会本质作典型概括。这样，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就多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沉湎于抽象的“爱”与“美”的追求，而同当时的历史潮流相隔绝。

另外，这类作品在艺术上也都缺乏独立的创造，热衷于追逐时髦，模仿因袭，满足于炫耀雕虫小技，自作聪明，表现出作家远离社会生活，囿于个人狭小天地的历史局限性。从艺术流派和美学渊源来看，这种创作倾向同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一脉相承，其共同特征是内容贫乏、题材狭窄、主题空泛、人物性格怪异偏狭而猥琐。

恩格斯批评“恶劣的个性化”并不是主张取消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相反，他一直积极提倡作家们应该对“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塑造出共性与个性完美统一的艺术典型。拉萨尔虽然在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序言中指出“恶劣的个性化”的要害是“对偶然性人物的既空空洞洞、又非本质的特征不厌其烦地去描绘”，表示要在创作实践中反对这种不良倾向。可是他的剧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人公济金根的性格被描写得“太抽象”，实际上变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个性消融到原则中去了。由此可见，同是反对“恶劣的个性化”，拉萨尔同恩格斯是有本质的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