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生命之母，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几千年来，海洋也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大量关于海洋，以海洋為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征服海洋漫长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譬如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东渡，唐朝的鉴真东渡，一直到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
与中国人民征服海洋的壮举相伴随，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海洋的记录和描述，如《精卫填海》的神话，如《山海经》这样的海洋文学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海洋也一直是作家们勤奋耕耘的一片文学富矿，从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到近期赵德发推出的长篇小说《经山海》;从黄传会的“海军三部曲“纪实，到张培忠的《海权战略》，李旻关于钓鱼岛的书写，傅逸尘关于中国远望号远航科考的《远航记》，宋宜昌、远航的《驶向深蓝》;一直到近年来的唐明华的《耕海》（单行本名《沧海九章》），陈新的《探海蛟龙》《蛟龙逐梦》，刘广雄的《闯海记》，朝煜的《面朝大海》，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海洋文学确实是文学创作的一片蓝海。
近年来，许晨在海洋文学方面的耕耘颇为用力，继《第四极》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航海家郭川的故事》。这一次，又通过对“科学号”的跟踪采访，推出了描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近七十年历程的这一篇长篇纪实《耕海探洋》。
海洋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题材，也是一个独特的创作的背景和环境。在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价值的环境中，人类的研究科考，开发利用海洋，对于与海洋相关的岛屿的开发建设等，都可以归入海洋文学。海洋文学是海洋文明也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可能更多的具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特征。海洋又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器和聚宝盆，海纳百川，波澜壮阔，隐藏着无数的奥秘，等待着人类的开掘和利用，当然也等待着作家们的不断挖掘和创作，许晨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希望在海洋文学上打出一口深井，这种毅力和坚持，不仅值得嘉许，也值得期待。
梅榛的《抗病年》写的是自己2014年陪家人抗击癌症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病房就是一个小社会，个人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人生展示平台，在癌症病房里，既有对生命的坚守和哀伤，又有亲情的温暖和希望，同时兼及对人性恶的批判鞭挞。一年的抗病经历，展现的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令人感叹和深思。
第一章 中国“科学”号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阴有小雨 青岛薛家岛码头
天空一直阴沉沉的，灰色的云团压得很低，间或飘过星星点点的小雨。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阳光，明朗而欢畅。因为经过了多次申报、联系，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科学”号海洋综合考察船，作为一名科考队员，前往远海体验、采访了。
上午10点多钟，我按照预定计划，乘车来到了黄岛长江东路8号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园区船舶中心码头，拖着一个拉杆箱，沿着扶梯上了船，走进了分配给我的505舱室。这是一个十二三平方米的单人房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写字台、沙发、电视、电话、卫生间，应有尽有，俨然星级宾馆待遇，比我上次随乘的科考船强多了。
四年前——2014年6月，我曾经随同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前往西太平洋实施试验性应用航次。那是一艘30多年的老船了，设施落后且已老旧，为了照顾作家让我住上了双人间，但卫生间还都是公用的。如今的“科学”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综合科考船，无论驾驶系统、科研装备还是生活设施，都是国际一流的，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考船之一。从这一点上，就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科研实力和装备设施极大地提高了！
午饭后，科考队员们领到了装备：橘红色的工作服、便于抓地的工作鞋，还有生活用品等。为了保障安全，当进入工作状态时，必须穿上统一的工作服，佩戴安全帽。按计划，“科学”号将在下午1点30分启航。海洋所领导和有关方面人员前来送行。
“呜——呜——呜——”
随着三声长长的汽笛鸣响，一艘上白下红两种颜色相间、漂亮威武的科学考察船启航了。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船舶出航是向前开行，只需鸣笛一声即可，“科学”号十分先进，可以横行或倒行离开，而倒行时则需三声响笛。现在它就是倒行离开码头的。
右舷靠码头一侧栏杆前，我作为一名特邀科考队员，与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张鑫、科考队长王敏晓和全体乘员统一身穿紫红色工作服——胸前绣着一面五星红旗、背后印有“中科院海洋所”几个大字，像海军出航“站坡”一样整齐地列队，与前来送行的人们告别。
恰巧，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在现场录制节目，年轻的女导演一声令下，船上船下的人们互相挥手致意：“再见了！再见了！”“祝愿科学号早日凯旋！”……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是海洋所深海中心的张鑫研究员。我曾在所里采访过他，一位高大帅气、年轻有为的海洋学家。他告诉我此次航行主要是进行西太平洋冲绳海槽和南海冷泉调查，时间为26天左右。今天刚刚启航，他正忙着，许诺等到稍有空闲再详细介绍。正常行驶之后，我走上驾驶舱，观看他和大副等船员们操船航行。
“左舵五！”
“五舵左！”
“把定！”
“是，把定！”
驾驶台上，一身洁白工作服、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船长孙其军手持望远镜，像一位临阵的将军一样，密切观察着前方海况，不时地下达着口令。年轻的操舵手则一句一句复述着。尖尖的船艏像一具锋利的犁铧，翻开滔滔碧波，两道白浪航迹翻卷在船舷两侧，轮船以每小时10节的速度驶出胶州湾。不一会儿，就把母港——青岛西海岸薛家岛码头和美丽的城市岸线远远地留在身后了。
这一天是2018年7月9日，我国最先进的综合科学考察船“科学”号，出海执行“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科研调查航次。这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其中包含数个海洋研究前沿课题，计划船时一个月。为了书写我国艰辛曲折的海洋科考历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建国70周年，作为一名致力于海洋文化的作家，我有幸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选派，随船出航体验、采访、写作。
走进“科学”号，我首先被其英武而别致的外貌深深吸引了！流线型船体、宽大的甲板，通体洁白的上层建筑耸立着高高的球型全球卫星通信天线，挺拔的前桅杆，360度环视驾驶室，好似无敌海景房一样，个别位置还装了落地玻璃窗，视野异常宽阔明亮，茫茫海天尽收眼底。笨重的舵轮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高科技电子仪表盘，显示出高度的自动化控制。船身亮丽的“中国红”底色上赫然印着两个草书大字——“科学”。
这是一艘中国自主设计的可进行全球海洋探测的船舶，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横空出世，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我国从浅海走向深海、从近海挺进大洋的蓝色征程，为揭示深海大洋乃至深渊海底奥秘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国际著名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充满感叹地报道说：“科学”号的成功建造，使其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探索与研究，是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的又一壮举，而现在是为了探索海洋的奥秘，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开展深海研究的能力。
然而，亲爱的读者你可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海洋科学工作者总是“望洋兴叹”，只能在近海边上“打转转”，根本无法深入到那时而碧波如镜、时而风狂浪高的深海大洋。
“海洋强国”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公元2018年仲春时节，山东半岛上的璀璨明珠——美丽而浪漫的青岛，如同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一样，盛开怒放在波光粼粼的黄海之滨。中山公园红艳艳的樱花笑逐颜开，八大关里的碧桃、海棠争奇斗艳，汇泉广场中的青松翠柏和绿毯一样的草地，鲜灵灵闪亮亮，就连小鱼山、金口路周边住户人家的花墙栅栏间，一簇簇粉红色的蔷薇、鹅黄色的迎春也探头探脑地挤了出来。真个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提着简单的行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海洋书籍，兴致勃勃地穿过这春意盎然、一派生机的城市，来到了此行目的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洽谈采访并写作反映新中国海洋科研的报告文学事宜。综合处处长刘洋和主任科员王敏，热情地把我带到了位于三号楼的党政办公室，代表王凡所长、王辉书记表示欢迎——二位主要领导人正在北京开会，择时专门会见并接受采访。而后，他们与我坐下来详细洽谈，介绍情况，安排日程和工作计划。
说起来，我与刘洋处长是老朋友了。他老成持重，可实际年龄并不大，属于年富力强的中层干部。早在两年多以前，海洋生物学家郑守仪院士邀请我前往她的家乡——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参观考察她的科研成果——放大雕刻的海洋有孔虫模型雕塑园时，研究所的陪同人正是刘洋。我们一同度过了一段愉快而有意义的南方之旅。当时，他听说我曾经乘上“蛟龙”号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亲临“蛟龙探海”现场，写出了一部颇有影响的海洋报告文学，立即爽快地表示：“我们所的‘科学’号考察船十分先进，每年都会去太平洋科考，欢迎你也来体验采访啊！”
“好啊，我很想再到深海大洋走一趟。”
本来以为是一句客气话，不料想竟一语中的，如今变成了现实。在刘处长的办公室里，我们笑着谈起这段往事，都感觉到冥冥中早就约好了似的。按照我多年的采访体会和写作习惯：要想写好一部写人记事、真情实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亲临现场实地考察一番，因而随乘“科学”号考察船就安排在采访日程中了。
简要洽谈之后，刘洋处长安排办公室的王敏领我走走看看，大致熟悉一下环境。年约三十出头的小王是一位面容秀丽的女科员，一头乌黑的短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热情干练。她陪同我相继参观了海洋研究所史成果展厅、海洋生物标本馆、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文献信息中心、餐厅与研究生公寓楼等，使我对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研机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尤其是当我们走进一座科研楼时，在一楼大厅看见几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有的微笑着透着愿与每个人交朋友的神情，有的充满期待地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学子，也有的凝神静气似乎还在思考什么科学问题……走到他们面前，我不禁肃然起敬，放慢了脚步，久久地凝望着。啊，那是放大镶在墙壁上的一排历年在本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照片！他们都是海洋科学家，是我国海洋科研事业的先驱和柱石！
一共是九位：童第周、曾呈奎、毛汉礼、秦蕴珊、刘瑞玉、郑守仪、胡敦欣、侯保荣、穆穆。其中前五位已经离我们远去，离开了他们奋斗一生的海洋事业，可是他们的传奇人生、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人格魅力必将永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和蔚蓝色的海洋里。他们就像天上的恒星一样，夜夜闪亮在幽深的天空上，照亮了我们前进征途上的星辰大海……
楼道走廊两边，分门别类镶嵌着海洋知识介绍和科研项目展示，图文并茂，琳琅满目。其中，一块铭牌映入了我的眼帘，上书几行大字：“耕海探洋 唯真求实 博学创新 厚德致远 科技报国 创新为民。”这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训，也是一代代海洋科学家终身为之奋斗的信念和理想！
蓦地，寫在前面的那四个字如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过我的脑海：耕海探洋！好啊！大气磅礴，生动形象，完全可以做长篇报告文学的书名，同时彰显了这部反映海洋科学事业纪实作品的主题思想！
走出海洋所的大门，我回身久久凝望着这座朴实无华而又丰富多彩的大院——它坐落在青岛最美丽的海滨之一，身后是中山公园、汇泉广场，身前是八大关风景区、第一海水浴场，红瓦绿树银浪涌，蓝天碧海金沙滩。景色绮丽，游人众多，闹中取静的一方净土，面对着蓝色的大海波涛，潮起潮落，年复一年，科研人员们心无旁骛，精益求精，默默工作着，为了祖国的海洋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啊！
那座20多层的高楼上，从上到下书写着一行草书大字：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那一排排实验楼、办公室外墙上，镌刻着中科院的LOGO标志和英文缩写：IOCAS。此时此刻，我又忽发奇想了——瞧，这就是作家的职业“毛病”或称习惯，形象思维常常不经易地冒出来：
整个海洋所大院仿佛是一艘巨型的科学考察船，最高的大楼形似驾驶台和主桅杆，位于南海路大门前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正如在公海航行舰船上的国家象征。每座办公楼好像一个个舱室或实验室，而一位位科研人员就是船员、水手和科考队员，驾驭着它在波涛起伏的科学海洋里航行、考察和科研，为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发拼搏，勇往直前。
这是真正的“科学”巨轮！
这是中国“科学”号，正在劈波斩浪，驶向深海大洋。如今，我作为一名科考队员，将随同走进“深蓝”，迎来一段不平常的航程……
第二章 探寻海洋的奥秘
人与海洋
生命起源于海洋。
海洋是人类的摇篮。
航天员从宇宙飞船上观察茫茫太空，非常容易地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与其他天体星辰区分开来。因为只有地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那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洋，覆盖着大地71%的面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叫它水球更为合适，而五大洲则像是点缀在浩瀚海面上的一个个海岛……
是啊！蓝色海洋敞开博大而温馨的胸怀拥抱着万物生灵，为苍茫大地提供了物种生存的平台和营养。她以其独特的神奇波涛呼风唤雨，吞云吐雾，调节自然气候，孕育海陆生命，储藏海底矿产，沟通商贸航道。无数事实证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发展史上，到处闪耀着晶莹剔透的蔚蓝色。难怪古往今来人们反复强调：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
我们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岸线就有18000多公里。又有6000多个岛屿环列于大陆周围，岛屿岸线长14000多公里，它们绵延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辽阔水域并与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紧紧相连，这就为华夏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发展海洋事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然而，最早的“探索开发”“研究利用”海洋，还是为了解决“民以食为天”的吃饭问题。
在距今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上古年代，一片洪荒，刚刚进化而来的人类过着茹毛饮血、兽皮为衣的日子。每天一睁开眼就如同鸟兽一样，四处觅食，填饱肚子。生活在沿海的原始人发现退潮之后的海滩上，贝类和海藻可以食用，纷纷拾取果腹充饥。后世考古竟挖掘出堆积如山丘一样的残留贝壳及部落遗迹，称之为“贝丘遗址”。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人们在向大自然索取生存之道的进程中，又学会了捕鱼而食、煮海为盐。《山海经》记载：“捕鱼者在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庄子》一书中也说：“投竿东海，旦旦而钓。”由此可见，堂堂华夏先民们早在“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中，就懂得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梦为舸，向海而生”的道理。
不过，进行海上活动，无论是捕鱼晒盐，还是交通往来，首先就需要有船只，这是海洋科技的第一步。我国的造船史绵亘数千年，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
海洋是地球之母，没有海洋就没有生物，没有我们人类。浩瀚的海洋分布于地表的巨大盆地中，储藏着地球97.5%的总水量，栖息着20多万种生物，蕴藏着全球80%的蛋白质和75%的石油天然气，不但过去可“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现在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空间。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大陆及岛屿海岸线长达3.2万公里，除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包括内海、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如能源、金属矿物、化工原料、珊瑚礁、海柳等。目前已探明的资源有：
（1）面积广阔的浅海滩涂资源;（2）160多處优良港湾;（3）繁多的物种，记录在案的有2万多种;（4）蕴藏量达数百亿吨的油气田;（5）矿床800多个;（6）含有丰富盐和其他化工原料的海水;（7）潮汐、波浪、海流、盐差和温差等巨大的再生能源等。未探明的资源还有很多，如埋藏在深海底下的甲烷，称为可燃冰或天然气水合物，能够让人类使用上几百年。因此，科学家认为21世纪人类将回归海洋，这是一个海洋世纪。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电力不足、石油短缺、淡水匮乏、农田减少，无时不给崛起之中国以巨大的压力。海洋是沿海国家合法扩展的最后国土空间。直面海洋，走向海洋，开发海洋，兴海强国，是我们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种文明如果是为了获得无穷欲望的满足，而毫无顾忌地掠夺和征服自然，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发展的健康性和持续性就失去了根基。海洋资源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损害，构建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海洋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才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科研是人们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打开神秘海洋之门的“钥匙”……
新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
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
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头，11辆吉普车、轿车，还有一长队大卡车，齐整整地排列在那里，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站在车前，转身意味深长地对副主席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考个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接着，按照警卫人员的安排，领导人们穿上雨衣，戴上挡风眼镜上车。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挥手，轰隆隆，马达轰鸣，车轮滚滚，长长的车队向着古都北京进发……
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从夺取政权转向了国家经济建设。万事开头难。工业、农业、国防、治安、文化、教育、金融等，从党政建设、城市管理到恢复生产、发展各项事业，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啊！
就在这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的时刻，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还是牢牢抓住了千秋大业的根基——科学！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繁荣经济，都绝对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一个团体、一支部队、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所在。
中共中央刚刚进驻时下还称北平的北京，在负责组建新中国国务院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下，立即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自然科学事业。而首任院长则历史性地落到了著名作家、诗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肩上。具体工作则由陆定一、钱三强和丁瓒等人参与，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定中科院基本框架。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只争朝夕的年代。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致力于发扬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传统，而科学家们则意识到了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满怀振兴科学、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精诚团结合作，积极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194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天，中国科学院就正式宣告成立，可见共产党人对科学界的高度重视。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首批接收了原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及所属的原子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史学6个研究所，掀开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新篇章。
此前7月份，在中共中央指导支持下，由当时的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社、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老解放区的东北自然研究会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目的是加强科学界的团结，总结科学工作经验，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为即将成立统一的全国科学组织做准备。与会代表共有205人，都是分布在各地的国家科技界精英人才。
两位海洋界的重要人物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写下了新中国海洋科研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就是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第周和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海藻学奠基人之一曾呈奎。当时两人都在山东大学（驻地青岛）任教授，同时进行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
他们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生物学大家，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原籍浙江鄞县的童第周出任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和山大海洋研究所所长，他的夫人叶毓芬在同系任教。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童第周受校长赵太侔委托广揽人才，想到了十年前曾在山大当过教师，现在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工作的曾呈奎，连夜写信邀请他回国任教，聘为植物系主任、水产系主任和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就这样，两人携手并肩为海洋科学尽心尽力。
与会期间，他们找到了实际负责筹建院所的著名科学家、拟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殷切地提出了一个设想：“我们中国是一個海洋大国，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太薄弱了，建议在科学院里设立全国性的海洋研究机构！”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青年时期便抱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认为我国以农业立国，注意力多在气象与农业关系方面。可他是浙江绍兴人，距离海滨并不遥远，深知海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即表示：“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在研究学科布局时，我们一定争取列进去。”
果然，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生物学、地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他积极呼吁筹建海洋研究所。1949年11月21日，竺可桢与另一位副院长陶孟和联合复信童第周和曾呈奎：“……承示各节，当在专门委员会中提出讨论也。”由于当时我国海洋科学力量十分薄弱，较多的仅是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人员，全国也不过30多人，打算先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以后逐步扩展。
1950年2月，北方尚在天寒地冻时节，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的春天早早降临了。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北京召开动生物学研究机构调整座谈会，竺可桢、贝时璋、童第周、陈桢、汤枫松、张景钺、吴征镒、伍文献、罗宗洛、朱洗、张玺、朱弘复、沈家瑞，还有计划局副局长钱三强、联络局副局长丁瓒等人参加会议。研究讨论了中科院接收、调整和改组原来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事宜，以及海洋科研机构建设问题，拟议设立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和水生生物研究所，下设三个半独立的科室：一是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二是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三是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
一个月后，3月9日上午，竺可桢副院长来到政务院，向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汇报：要编制、定地点、调人员，均一一得到了批准落实。由此，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拿到了“出生证”，隶属于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
3月13日，郭沫若院长签发（50）院人字第19号令：选派党组成员、植物学所吴征镒、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动物学所张玺组成三人小组，前往青岛办理筹备事宜：与青岛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协商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机构问题，与山东大学协调调童第周、曾呈奎主持海洋生物研究室建设问题，与童、曾二人商讨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有关事项。
当时，童第周、曾呈奎等教授均在山东大学任教，且一位是动物系主任，一位是植物系主任，可谓是学校顶梁柱人物。为了调动之事，吴征镒等人与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后来的校长华岗反复商谈。华岗既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功力颇深的学者，爱才心切，起初不愿松口：“你看看，二位教授德高望重，新山大离不开他们！”
“是啊，可是国家的海洋科学刚刚起步，更需要两位先生领军啊！”
一时呈现僵持之势，可毕竟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大局。三个月后，华岗专门委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赵纪彬前往北京，带着山东大学的新方案向竺可桢汇报：同意调动童第周、曾呈奎到中科院工作，但仍需兼任山东大学系主任之职，每周回校担负教学工作，直到学校找到继任者为止。
两全其美，只是辛苦两位教授了。竺可桢得知华岗已经征得了童、曾二人同意，欣然一笑：“好！就先这么办吧！”
很快，中国科学院的任命书下达了：童第周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曾呈奎、张玺任副主任。人员有随童、曾两位主任从山东大学调来的张峻甫、娄康后、吴尚勤等人，并请著名生物学家赫崇本教授等兼任海洋生物室研究员。此外，原任北平研究院动物所所长张玺，也从北京带来了张凤瀛、赵璞、齐钟彦、刘瑞玉、李洁民、王思庆、王壁曾、马乡同、张枫轩等人。全室共28人。
这些人就是新中国海洋科学的开先河者。
当时，吴征镒等人来青岛除商调人员之事外，还有先期论证海洋研究室业务和具体建室事宜。于是，送走华岗主任之后，三人小组加上童第周、曾呈奎等五人，便開始了专题讨论。
时年不到50岁的童第周作为主持人，德高望重，大家尊称为“童老”。他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却具有山东大汉的爽朗性情，为人真诚，作风民主，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既有思想交锋，又能冷静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当时在院部工作的吴征镒，还是年龄和学术上的“小字辈”，主要倾听大家的发言交流，并兼任王家楫教授的“翻译”——他是浙江奉化人，口音较重，北方人张玺先生听着费劲。经过热烈而坦率的沟通、交换意见，很快便在建室方向、任务、主要人员分配方案等方面达成了一致。
在此期间，忙里偷闲，童第周、曾呈奎等人尽“地主之谊”，陪同“客人们”参观了山大动物系、植物系，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去鲁迅公园、水族馆、中山公园、栈桥、崂山等风景名胜区游览。童先生还设了家宴招待大家，夫人叶毓芬女士不仅是他研究教学的得力助手，还烧了一手宁波味的“生猛海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就是到现场勘察“海生室”（海洋生物研究室简称）办公地点和人员宿舍。他们先是看了设在海湾的一座美军总部，可感到那里太大，又刚由人民海军接管，只得放弃了。而后又找到了位于莱阳路28号、离海滨不远的一个小院，二层小楼，旁边还有原“税务司”的宿舍，十分适合，商请青岛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同意，当即确定了下来。
八月一日，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的日子，是人民军队建军的节日。当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此后经过井冈山、万里长征和八年抗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
1950年的8月1日，在青岛却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正式成立了！表面看来，海洋研究似乎与军队武装不相干，老话还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是为了抓紧时间挂牌，迅疾展开工作而为之，实则蕴含着深刻哲理：有海无防，何谈海洋科学？反过来，科学将极大促进海防。选择这一天成立中国海洋科研机构，冥冥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办公地址就设在前文说过的青岛市莱阳路28号。这里原是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青岛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全部房屋和小院空了出来，青岛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拨付给中科院使用。一块硕大的木牌挂在大门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成为新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
这里距离著名的汇泉广场和第一海水浴场很近，环境优美，风景迷人，旁边就是全国第一个水族馆，存放着丰富多彩的鱼虾类活体和标本。在办公室里一抬头，就能望见波光粼粼的大海，真是研究海洋科学的好地方。
当时从北京动物研究所调来的人较多，个别人担心生活不习惯，有些犹豫。童第周和曾呈奎借去京开会的机会，前来看望大家，解疑释惑。那一天，童主任特意让张玺副主任召集准备前往青岛的科研人员开会。他热情地说：“青岛研究海洋生物具有极好的条件，你们到青岛可以大有作为。现在我们已准备好莱阳路的两座楼房作为研究室和标本室，在附近金口路也准备了两座小楼做宿舍。青岛是个好地方，康有为的晚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欢迎你们的家属去安家，我们共同努力将海洋生物研究室办好。”
“是啊，童先生说得不错。青岛我去过几次了，又漂亮又凉爽，好像天天在度假啊！”北京动物所老所长张玺赞同道，“研究海洋生物，应该到海滨城市去，再说还可以时常吃到螃蟹大虾，比北京便宜得多哩！”
哈哈，一句话引得大家笑起来。随后，他们就动手将本所有关海洋生物的书籍、标本和仪器、药品等装箱托运，于1950年10月便在张玺主任的带领下，转移到了青岛，参加“海生室”的建设和研究工作。
中国海洋科研事业掀开了崭新的篇章。她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海洋研究机构，她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全面、系统、规模化发展的开端。建室初期，主要开展海洋动物实验胚胎学和海洋动、植物分类学研究以及小范围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经济海藻生活史及人工养殖研究等。
后来根据中科院的部署，为适应海洋科学的发展，1954年1月1日，中科院决定扩大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业务范围，并改建制，直属中国科学院领导，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人员增至78人，主任、副主任还是童第周、曾呈奎和张玺，李荣镜为党支部书记。10月28日，海洋生物研究室建立并执行室务会议制度，由童第周、曾呈奎等5人组成。
一年后的1955年10月20日，中科院第45次常务会议批准海洋生物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童第周任主任，曾呈奎、张玺为副主任，毛汉礼、朱树屏、张玺、张孝威、曾呈奎、童第周、赵九章、赫崇本、郑重为委员。
1956年8月8日，根据《中国科学院1953-1957年计划纲要》：1957年扩充海洋生物研究室为海洋生物研究所（设青岛）的规划方案，海洋生物研究室召开副研究员以上人员会议，讨论通过了建所方案。1957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以（57）院厅秘字第0956号发布“关于通告成立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的公告，其中宣告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扩建为海洋生物研究所。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张玺、孙自平任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由孙自平兼任。
在此基础上，1959年9月1日，再次扩建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掉了“生物”二字，把单学科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扩充为多学科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机构。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张玺、高墨华、孙自平任副所长。高墨华任党委书记。1962年后由孙自平接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了，海洋科研机构也走过了9年的历程，先后筹建了烟台工作站、厦门工作站、舟山工作站、大连工作站、南海海洋研究所（由张玺兼任所长）。1961年之后，中科院的长春地质研究所、山东分院海洋化学研究所、哈尔滨地球物理研究室等先后并入海洋研究所。
这样看来，人们称她是新中國海洋科学研究的“摇篮”和基地一点也不为过。从此，规范、科学、全面的综合研究海洋学，就在共和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展开了……
第三章 大海给了一个“下马威”
（作家远航日记之二）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阴有雨 成山头海面
昨天下午，“科学”号航行到了外海，风大浪高，船舶摇摆角度也随之加大了，人在舱室站都站不稳，而且胃肠内感到一阵阵恶心，有种想呕吐的感觉。啊？难道我也晕船了？或许是刚上船尚未适应，一会儿就好了，我想尽力控制住。
可是，船体晃动得越来越厉害，坐在椅子上都东倒西歪、天旋地转，刹那间一股腥味涌上口腔，我内心大叫不好！无论如何是压不住了，跳起来跑向卫生间，还没有瞄准马桶，一口胃容物冲口而出，哗地喷在地上。哎哟哟，可惜了我中午吃的红烧鱼啊！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是一口喷出，直到胃里没有存货了，才算消停下来。我赶紧用卫生纸、拖把清理干净，慢慢回到桌旁坐下，长舒了一口气，竟然感到一阵清爽。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那年我随“蛟龙”号工作母船到了太平洋，还遇到过几次台风，都没有晕船，为此经常沾沾自喜，向别人夸口。如今这是怎么了？刚上船就出了“洋相”，接下来的几十天将怎样过啊？采访写作任务怎样完成呢？我不禁产生了畏惧心理。但我是个要强好胜的人，也经历过一些风浪，决不能有打退堂鼓的想法，甚至都不能让其他人知晓。晚餐时，我没有一点儿食欲，只拿了几根香蕉便回了房间。当通知全体队员开会时，我还是强打精神拿着笔记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了会议室。
会上，由首席科学家张鑫研究员讲了本航次主要工作，强调了船舶纪律，安全第一。其他几位助手从生活工作上讲明注意事项，提醒大家适应船上特点。好嘛，这时才知道：刚才一阵颠簸，不仅仅是我，还有不少队员也晕了船，吐得一塌糊涂，至今仍有几人躺在床上起不来呢！据船员介绍：初次上船或者隔一段时间上船的人，遇上风浪大都要经历这样的“下马威”，过两天就好了。但愿如此！
早晨醒来，感觉船摇摆的幅度小了些，打开舷窗的窗帘，看见外面还是阴雨连绵，波翻浪涌，但船体却原地不动了，只是随着浪涛起伏着。蓦地想起来：昨天听张首席说当晚行驶到威海成山头海面，暂时驻泊做海底地质取样，看来这是夜里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船员已经驾船到了目的地停下了。
船上严格遵守开饭时间，早七点、午十一点、晚五点，到时候值班船员只在驾驶室喇叭上喊一声：“开饭了！”人们便及时来到餐厅用餐。整个就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过时不候。昨天晚饭时，我一是因为刚刚吐了几口，没有食欲;二是从未有那么早吃晚饭的习惯，六点多才进餐厅，已经空空如也了，只好拿了点水果了事。后来想想船上都是集体生活，十分有规律，早用餐是为了早工作。
可能是昨天下午晕船的不少，大部分人还躺在床上睡觉休息，前来吃早饭的人不多，特别是女队员来得更少。我一问才知道：有一半队员都晕了、吐了。这是何故？原来除了初次上船缺少适应以外，还有昨天下午为了赶路，航船特别加速了，加之海风增大，摇晃尤其厉害，很多人包括我这个经历过深海体验的人都受不了。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想吃，只求同伴带点水果或饼干回去。
饭后我来到后甲板一边散步一边观察，只见几位年轻队员坐在那里发呆，便过去问他们做什么。其中一位瘦弱的女队员名叫张文燕，昨天我刚上船时，曾向她打听联络人连超，她说他可能正忙着，一时不好找。我说分配我在505房间，不知在哪儿？她热情地说我带你去吧。由此，我感到这是位善良热情的姑娘。这时她却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原来他们都是晕船晕得难受，感觉二楼口这里稍微平稳一些，而且风凉清爽，干脆跑到这里透风了。提起晕船呕吐的事，他们说很多人都吐了，有时都来不及跑卫生间，清理起来很麻烦。说着小张竟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袋，看，我们都准备了这个，万一跑不及就吐在里边。呵呵，看来晕船都晕出经验来了！
本来按照计划要做地质取样，可天空还是风雨交加，海况也十分不好，科考队员们休息待命。我则乘此机会来到船长舱室，与他交谈——因船舶不航行了，驾驶台上轮流值班，他就有了空闲时间。船长名叫孙其军，老家在潍坊。用他的话说：“我是老潍县人，就是郑板桥当知县的那个潍县，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知道这个县了。”
船长室是个里外间，较为宽敞，里边是卧室，外间办公兼会客。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倒上了一杯热茶，一见我拿着笔记本摆出采访的架势，有点紧张，说自己不善言辞，从小就语文不好，人多了不会说话。我连忙表示随便聊聊天，并将本子放在一边。“好啊，聊天可以。”这样他才自然起来，我也了解到了他的身世与工作情况。
孙其军是农民的儿子，兄弟五人，他是老小，本来一直在家上学，谁知上初一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家里生活困难，辍学在家了。无事可做不行，便去帮助哥哥放羊带孩子，还学会了挤羊奶喂侄儿。这样干了一年，哥哥们凑钱让他复课上学。潍县中学里有位英语老师讲课好为人又好，十分关心孙其军，将他带出了好成绩。这一下提高了孙其军的学习兴趣，数理化学得不错，可正如他所说，偏科严重，最怕语文作文。1989年他参加了高考，一举通过了本科线，只是语文刚刚及格，被大连海运学院录取到了航海系驾驶专业。四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一直干到现在。
他几乎在所里的几条科考船上都当过船长，经历丰富。当我问他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没有，他想了想，拿出一盘视频资料，说是某次去西太平洋科考时遇到了特大风浪，跟随的央视记者拍摄了一段，放出来让我看：伴随着歌曲《怒放的生命》，铺天盖地的风浪打上船头，惊心动魄，威武豪迈。
正在这时，喇叭广播让新上船的人都去餐厅照相——这是例行公事，每个航次所有人员都要穿上工装照张免冠相，以备存档。我马上告辞，回去换工作服。
中午用餐时，看到了随船拍摄“加油，向未来”节目的央视摄像记者，年轻健壮的鲍仁坤——大家爱称他“鲍鱼”，坐在那里无精打采的。一聊才知道：他昨天晕得厉害，吐了三次，早饭也没吃，一直躺着呢。我打趣地说：“你这么壮还晕船啊？”“嗨，这跟壮不壮没关系，是我的平衡机能不好。”“那不能不吃饭，要保持一定体力才行，而且也不要老躺着，活动起来会很快适应的。”他摇摇头，吃了一点简单东西，说还是回去躺着舒服……看来，心理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如今进入了微信时代，从一上船起本次科考队就建立了微信群，命名为“2018出海群”，张首席第一时间把我拉了进来，什么通知都在群里发一下，人人尽知。准备午休时，我看了一眼微信群，科考队长王敏晓发信了：“下午两点五楼会议室安全培训，请大家安排好自己工作，准时参加。请相互提醒。”从一上船我就把自己当作了一名普通队员，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马上把手机定在了1点30分起床。
两点钟，我准时走进了会议室，听取了负责安全、救生工作的三副介绍登船注意事项和安全知识。本来还要进行身穿救生衣、上救生艇的安全演练，只因外面一直下雨，改在晴天时再办。与此同时，辅助科考的工程技术部主任姜金光、科考队长王敏晓等人又讲了几条工作须知。其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引起我的注意：当三副说到发现有队员拿了备用消防水带使用，这是不允许的。需要水带时可以找他借用，不能动用应急箱里的备用带。这时，首席科学家张鑫严肃地站起来：“谁干的？不能有第二次发生了，切记！”
最后，孙其军船长也说了几句：“欢迎大家登上科学轮！希望把这条船当作自己的家，同舟共济！”
会后，雨小了，张首席说按计划做好取样准备。我了解到，本来此行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2018年度热液冷泉调查航次。具体是对西太冲绳海槽热液区、我国南海冷泉区进行一系列调查与研究。但在临行前，天气预报7月11日左右，“玛莉亚”台风逼近浙江福建一带，正好拦在我们的航路上，需要避风。于是，临时决定启航后不向南航行，而是向东北行，在成山头外海驻泊，结合地质室的沉积物取样任务，实地验证海洋所新近研发的可视可控夯击式重力活塞取样器“开拓3500”，充分利用科考船出海的每一个船时。
为什么选取这里呢？据说古时这里曾是黄河入海口，后来改道才从今天山东西北部入海。咦？黄河曾流经过胶东半岛的威海一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看来，对于黄河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秘密需要探求。
这是本航次第一次作业，我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于是，开完会我就按要求穿戴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来到了后甲板。几名队员正在做着各项准备，身材不高生着一副圆圆脸的队员介绍说：“我们争取在这里创造一个纪录！”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什么纪录？原来当年中科院海洋所曾在台湾海峡南部采用重力活塞取样到了15.25米深度，全国第一。这次争取打破它，计划如果土层合适，取到16米左右。可是海况一直不好，船摆还是很大，为了作业安全，张首席决定晚饭后看天气再干。
当晚，风力转小，有关作业人员集合到后甲板，准备用绞车吊放“开拓3500”。我看了一会儿，感到一时半会儿还干不完，就回到房间抓紧写当天的日记，想到明天再问他们结果。祝愿他们创造取样深度的全国新纪录！
第四章 浪花里的科学家
“童鱼”——克隆先驱
二十世纪的1997年的某天，一头浑身洁白、长着细长的弯弯曲曲羊毛的小绵羊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明星。它的名字叫多莉，是用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的名字命名的。它不是一只普通的绵羊，而是从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里克隆出来的，没有经过传统的受精孕育——即无性繁殖。
真是破天荒了！这项研究不仅对胚胎学、发育遗传学、医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有丰厚的经济潜力。克隆技术可以用于器官移植，造福人类;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改良物种，给畜牧业带来好处。然而，你可知道，早在20多年前，我们中国科学家就已经成功地运用克隆技術，诞生了数尾金鱼，世人称其为“童鱼”！因为取得这项惊世骇俗成果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童第周。
十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及时在国际最高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没有公开亮相，也就没有像多莉羊一样引起巨大的轰动。但圈内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划时代的研究项目。童第周堪称全世界克隆技术的先驱者之一。
事实上，童第周先生不仅仅创造了生物科学的巅峰——“童鱼”，更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创始人，经他手筹建、培育起来的海洋科研院所和海洋科学家，遍布全国许多城市。每当谈到海洋科学之时，人们总会首先想到那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的童先生。
进入二十世纪的第三个年头——1902年，童第周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唐溪童村一个私塾先生家里。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可以从小跟着父亲读私塾，早早就识字学到了一些知识。父亲常常给儿子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讲学海无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道理，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
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而童第周正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可在私塾里，他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直到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童第周进入了宁波师范预科班。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穷人家的孩子能在这儿上学，是很幸运的。童第周十分高兴，他抓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勤奋刻苦，努力学习。
在他内心深处，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考上宁波效实中学。这是当地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入大学。效实中学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他还从未学过英语。自从确立了考试目标之后，童第周更加用功了，自学英语，强化数理，常常学到深夜。
可生不逢时，效实中学这次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这可怎么办呢？亲友们都大摇其头，可童第周却不改初衷，再难再苦也要考上去。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铁杵也能磨成针。童第周咬紧牙关竟榜上有名，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既有终于成功的喜悦，又有分数较差的难过……
一定要赶上去，童第周暗暗下着决心。一天深夜，教数学的级任陈老师办完事情回到学校，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有个瘦小的身影在晃动，陈老师想：深更半夜的，谁还不回寝室就寝呢？他带着疑问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童第周正在借着路灯光演算习题。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呢？”
“陈老师，我要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要倒数第一名。”
望着童第周瘦小的身躯，陈老师关心地劝他回去休息就走了。可是走出不远，回头一看，童第周还站在路灯下捧着书本学习。陈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完全理解和赞赏童第周的志气，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期末考试到了，童第周又成了全校关注的对象。他终于靠自己刻苦的努力，使各科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得了满分，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就这样，到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后来童第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慨地说：“在效实的两个‘第一’，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高中毕业了，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高才生。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在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同寝室一个外国学生就公开说：“中国人太笨了。”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站起来对他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像钟表工人那样细心，像绣花姑娘那样灵巧，像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弛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们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四年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
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绝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拇指。这年他才32岁。而那位同寝室的洋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正在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的童第周谢绝了高薪挽留，克服了种种阻力，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任生物系主任、校海洋研究所所长，进而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中。这一年他48岁。从1934年获得比利时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过去，如今终于可以专心致志搞科研了，童第周百倍珍惜。
莱阳路28号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待的地方。当时，他不但担任海生室的第一任主任，全面负责海洋生物研究工作，还在华岗校长的坚持下，于1951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这个时期，承担着繁重行政和科研任务的童第周，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教室里满堂的学生，倾耳静听着童先生那富有哲理的学术思想，印象极为深刻。
与此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显微镜，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等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童第周在生物进化具有重要地位的脊索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中，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春天，大地复苏，是金鱼繁殖的季节，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童第周不顾年高事繁，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与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教授合作，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实验材料。实验室里，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像个将军般地运筹帷幄，助手们则紧张地忙碌着做各种准备。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童第周想通过这个叫作核酸诱导的试验来验证在科研上的设想。
金魚排卵了，排出的受精卵比芝麻粒还小。事不宜迟，助手们把已经提纯过的鲫鱼卵核酸快速送到童第周的手边。他迅疾而稳定地用那双灵巧的手，将这些核酸注入了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而后密切观察由此繁殖长大的金鱼性状会发生什么变化。金鱼一般在早晨6时左右产卵，实验则需一批接一批地进行，往往要工作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8 个小时，童教授匆匆回家喝下一碗稀饭（他胃不好，此是经常饭食），而后再匆匆赶回实验室，观察胚胎发育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童老，您休息一会儿吧！”一位助手忍不住说道。童第周摇摇头说：“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而且，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忙吗？”童第周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和他的学生们。
不久，这些由动过手术的受精卵生成的金鱼慢慢长大了，奇迹也出现了。童第周和他的助手们惊喜地发现，在发育成长的320 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了单尾，金鱼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
这次实验，证实了童第周先生的设想，他脸上露出了成功后的喜悦之情。《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项科研成果，引起极大轰动。著名画家吴作人为此鱼画了一幅水彩画，称为“童鱼”。诗人赵朴初专门题诗曰：“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道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逐风雷不怪渠。”
这两种鱼——童第周课题组诞生的金鱼，与吴作人绘画的“童鱼”照片，一齐被收入到英国皇家科学院大百科全书中。可是，当合作者牛满江教授在美国生物科学年会上发布这项成果时，竟因种种原因受到一些质疑，以至于未能获得应有的认可和荣誉。直到20多年后，爱尔兰研究院的“多莉羊”问世，才使“克隆技术”轰动全世界。
事实上，当年童第周实验室的那些“童鱼”，至今依然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人类对生物进化和细胞遗传变异研究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开创了人类按照需要而人工培育新物种的历史先河，被誉为世间克隆第一人。
当之无愧，童第周堪称中国的“克隆之父”。20世纪90年代，他被列入世界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
尽管“文革”期间，童第周与许多科学家一样遭受不公正冲击，但他从不灰心气馁，始终坚持光明在前、科学报国的信念。扫除“四人帮”阴云后，童先生又焕发了科学的青春，身兼数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仪的生物学研究。
其中，他每年都要前往青岛住上一段时间，看看一手创建的海洋研究所，与后辈们交流座谈，勉励大家：“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八小时，而是寸阴必珍，寸阳必争。”
我是大海的儿子
奔涌的海浪，劲吹的海风，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宽大的银幕上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
惊涛拍岸的南海边，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穿上潜水衣，戴上潜水镜，像年轻人一样跳进大海。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宛若一条游龙，俯仰自如，鱼儿在他身边畅游，一串串美丽的水泡儿冒起来……
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喜浪藻》中的一幕。主人公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著名海洋学家曾呈奎。那是1980年，他已经71岁了，仍然亲自率队赴西沙群岛考察，历时40多天，并首次发现了对研究光合生物进化有重要价值的原绿藻。
阳光和海风很快使他的面孔皮肤变得黧黑。影片片头介绍说：“有一种海藻，喜欢惊涛骇浪，在礁石上生长，人们给它起名喜浪藻。”
喜浪藻，不正是曾呈奎人生的写照么？
说起来，曾呈奎担任海洋研究所领导职务时间最长了。从1950年创建“海生室”开始，童第周先生任主任，他就是第一副主任。后来扩建成海洋研究所，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任第一副所长。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童第周调任中科院副院长，曾呈奎接任所长，直到1984年他以75岁高龄卸任之后，还担任了多年的名誉所长。
其间，1951年，山东大学新校长华岗坚持让童第周出任副校长，甚至说：“童先生如来不了，我也不当这个校长了！”可此时海洋生物研究室刚刚建立，作为主任事务繁多，童第周只好找也在山大兼职的副主任曾呈奎商量：“两边都很重要，这可怎么办才好？”
“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应该去！”曾呈奎深明大义，毫不犹豫地表示：“我可以把山大植物系主任工作辞了，多承担一些海生室的工作。”
童第周拍拍老伙伴的肩膀，点了点头，兼任了新山大副校长一职，平常忙于教学、校务，但仍然每周抽出两天时间来海生室搞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他调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及副院长，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同时还兼任海洋研究所所长，实际工作又交给了第一副所长曾呈奎。
如此算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呈奎的后半生一直负责海洋研究所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生命完全献给了海洋科学事业。用他那句发自肺腑的话就是：“我是大海的儿子！”
是的，曾呈奎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华夏大地东南濒临东海的地方，有一个四季如春、风光秀美的菱形岛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就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1909年6月18日，曾呈奎出生于这里的灌口镇李林村，两岁时，父母携全家去缅甸投靠经商的外祖父，之后回国定居在厦门鼓浪屿。说他是在涛声浪花里成长起来的，一点也不过分。
小呈奎6岁了，进入厦门鼓浪屿福民小学学习，聪明又刻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上中学了，每学期都被评为全班一二名，四年级全校大评比，他成为全校第一名好学生，领到了10元大洋的奖励。在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后，他对农业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先进的科学可使农业增产丰收，为劳动人民造福，使国家发达强盛，决心攻读农学，还给自己取了名号“泽农”。
殊不知，他并没有在土地上泽惠农民，而是一生在海洋上耕耘。1929年夏天，曾呈奎从厦门大学植物系毕业，留校当了助教。这里是他的老家，又是他工作的地方，自然充满了感情。教学之余，青年学子曾呈奎喜欢独自在礁石上静坐，在沙滩上漫步，听浪拍沙石的声响，任海风吹拂着面庞，心里常想著科学、人生、国家……民以食为天，谁都得吃饭穿衣，他决心沿着自己“泽农”的宏愿走下去！
正是得益于时常在海滨上散步、畅想，他发现当地人们手拿抓钩、铁铲，采集礁石上的紫菜、海萝等藻类海植物，不由得询问起来：“采这东西做什么呢？能吃吗？”“能吃，回家洗洗，炒菜煮饭都可以的。”这给了曾呈奎很大启发：人们能在陆地上种植庄稼，也应该能到海上去栽培海植物。由此，他决心以海藻研究为起点，开始了“变沧海为桑田”的远征。
1935年之后，曾呈奎先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和岭南大学任讲师和副教授 。这期间，他只身一人开始了对海藻资源的调查研究。194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奖学金，他赴美攻读，获理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又获该校拉克哈姆博士后奖学金，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进修物理海洋学和海洋化学，同时开展海藻资源、琼胶原料的研究。
曾呈奎一生有三次重大选择，从而实现了从一个爱国科学家到党的科学战士的转折。1946年，37岁的曾呈奎已成为当时美国海藻工业和食品利用方面的领军人物。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接到童第周先生的邀请信：“山东大学（青岛）复校，请来任教！”他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回国担任了山大植物系主任兼水产系主任。他对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的理解是：我的海洋事业在中国。
回国后，曾呈奎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开始了报效祖国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海洋科学事业。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海洋科学教育并不支持。一无经费，二无专职人员，他的科研工作未能真正开展起来。他的“泽农”志愿、“沧海桑田”理想，也只能成为一种美丽的幻想。
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安排一批科学家去台湾，曾呈奎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远在福建厦门的夫人和子女已被接去台湾，日夜盼望着他也能来团聚。此时的曾呈奎面临着人生的艰难选择：是前去全家团圆，还是留在大陆工作？
一个月明星稀的傍晚，曾呈奎独自一人来到了海滨沙滩，此时海水刚刚退潮，尽管仍有一波一波的浪涌扑向岸边，但好似力竭而衰的斗士一样，喘息着退向远方，除了轻微的水声和海面上的点点星光之外，周围一片幽静。他坐在一块礁石上，远望着静悄悄的海洋，内心却在波翻浪涌……
思考良久，他终于痛下决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重视国家科学和教育事业。我绝不跟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去！ 我要在大陆建设新的中国！要知道，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做出多大的牺牲啊！由于政治的原因，这就等于与至爱的妻儿从此天各一方，甚至终身难以相见！曾呈奎心在滴血，欲哭无泪，可是为了心中大义，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
从而，新中国有了一位海洋科学奠基人，曾呈奎一家却咫尺天涯，再难团圆。甚至遭到了子女的误解，直到几十年后，也成为科学家的儿子才理解了他的追求与选择，与分别多年的父亲重逢团聚。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充分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之情，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期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支持，使曾呈奎深受鼓舞，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由衷地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
由此，他开始把加入党组织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最高追求。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重大选择。虽然历经“文革”磨难，但严冬过后绽春蕾，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曾呈奎以71岁高龄站在了鲜红的党旗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的海洋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海洋人生，离不开海洋。那还是建立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不久，童第周、曾呈奎、张玺三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先查清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的“家底”，分门别类，然后才能全面研究，整体规划，进而开发利用。
不用說，对我国海藻资源的调查是由曾呈奎组织的。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单枪匹马进行过此类工作，如今更是志在必得。他带领张峻甫、张德瑞、夏邦美、陆保仁、纪明候、史升耀等科技人员，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完成了我国沿海的海藻分布和区系特点，以及西北太平洋海藻区划的调查任务，为海藻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曾呈奎还在海带研究与生产上大显身手。
1950年深秋的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拿着一把墨绿色的裙带菜，急匆匆走进成立不久的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找到了时任副主任的海洋学家曾呈奎，急忙忙地问：“教授，你是藻类专家，你说在青岛养海带行不行？”
“哦！”曾呈奎看了看来人，知道他是山东水产公司的军管干部薛中和，便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认真解答：“海带是寒性水藻，青岛海水属于温带，目前养恐怕还不行。”
此前，薛中和曾在较早解放的烟台水产试验场任场长，聘任日本海带专家大槻洋四郎为技师，开始了海带养殖的试验。海带味美价廉又可充饥，富含维生素C、蛋白质、糖、钙、铁等营养，特别是含碘极高，可以预防大脖子病。但因海带是冷温带植物，中国过去并不生产，多是从日本、朝鲜和俄罗斯等国进口。
时光到了1927年，日本人在大连寺儿沟修建栈桥，从北海道用货轮拖来了一批玄木筏子，充当建筑材料。当时恰逢海带成熟季节，放出了大量游孢子附着在玄木上，并且逐渐生长起来。这些木筏拖到大连后又在海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发育成了小海带。第二年它们又放出许多游孢子，附着在栈桥基石上，继续发育。从此，我国便有了自然生长的海带。
这些出现在大连海区的海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海带原产地在日本北海道，那里水温较低，夏季一般不超过20度，自然生长的海带很多，到时收割就行了，不需要人工养殖。但要适应温度相对较高的我国海区，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负责大连水产的日本技师正是大槻洋四郎，他后来又在烟台进行筏式养殖海带试验，初步取得了成功。烟台解放了，薛中和场长把他聘请来继续试养。
不久，薛中和调任青岛水产公司经理，仍然十分重视海带的研究种植。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海带养殖的文章，署名是李洪基，感觉这是一个有见地有抱负的青年，调他到养殖场工作，给日本技师大槻洋四郎当助手。当得知青岛建立了海洋生物研究所，薛中和便兴冲冲地找来了。
“烟台距离青岛这么近，为什么在烟台能养成，在青岛就不行呢？”薛中和不甘心地说。
曾呈奎闻言追问道：“烟台在养吗？”
“是的，我亲自参加了养殖，而且已经养成了。你是专家，应当研究研究在青岛甚至以南养海带的办法。”
这给了曾呈奎很大的启发，我们国家有广阔的海域，可是每年还要大量进口海带，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令他心里很不安。他对学生说：“我们是研究海藻的，看到国家还要进口海带，真是感到羞愧。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海带。”
自此，曾呈奎組建了海带养殖小组，开始了艰辛而坎坷的研究之路。几年过去了，他与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著名海洋学家朱树屏一起筹划、组织，成立了课题组，带领几位年轻人吴超元、刘恬敬、蒋本禹等，陆续创造了“海带夏苗培育法”“海带陶罐施肥法”“海带南移养殖”等多项科研成果，使海带产量大为增加，为我国的海带栽培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海的儿子”曾呈奎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不仅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更是一位海洋战略学家，既创造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成果——尤其在紫菜、海带、螺旋藻、原绿藻等海藻类科研上成就斐然，还为绘制国家宏远的海洋发展蓝图竭尽才智。早在全国第一届海洋科学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请科学家“下海”“耕海”，开发海洋。
自著名海洋学家朱树屏提出“水产农牧化”的战略创想后，曾呈奎于1978年再次倡导发展海洋水产应走“农牧化”的道路，对中国的水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
“所谓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就是通过人为的干涉，逐步地改善或改造海洋局部环境条件，为经济生物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同时，也对生物本身进行必要的改造以提高它们的质量和产量。”
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曾呈奎领导下，中科院有关单位分别在山东省胶州湾、广东省大亚湾进行了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试验，付出了很多心血，均取得了圆满成功。
海洋农牧化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遍了中国南北沿海。渔民们再也不只是出海捕鱼一条路了，而是掀起了养殖、增殖水产动植物的热潮。近年来，虾、扇贝、海参、鲍鱼等一向被视为名贵海味的海产品，日渐增多，价格下降，“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记者就此采访曾呈奎时，他高兴地说：“海洋农牧化这条路走对了！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可耕地又日益减少，发展海水养殖事业是解决食品来源的重要途径。现在对虾和一些鱼种牧化研究已成熟，可以选择一些海区建起海洋牧场，大幅度增产廉价水产品。”
此时，他已提出了“海洋牧场”的概念，将来会有更大的作为。
1984年，曾呈奎退居二线担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却仍然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做试验、看标本、写作、审稿、开会、接待、访问、出差，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仍嫌不够用，工作到凌晨更是家常便饭。
他的精力充沛是出了名的。年轻时，上楼都是一步两级，下楼腾腾一阵风;平地大步流星，在海滨走岩石如履平地。只有进入图书馆，他才脚尖点地，进进出出毫无声息。
熟悉曾呈奎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开会或主持会议时，他常常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等报告结束了，旁人正担心如何收场呢，他却忽然睁开眼睛，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对报告作总结，甚至还说出“一二三”来，做出自己的评价。
有一次，他的学生、年轻的王广策教授去曾所长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办公桌前审阅稿件，身体端坐，双手扶腿，看几行字就闭上眼，双手开始慢慢滑，快要滑到膝盖了，眼睛也睁开了，旋即提笔把刚看过的几行作出修改。再看几行又闭目，再睁开眼睛提笔修改，如此周而复始。
王广策关切地说：“曾老，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一下吧。”
“呵呵，小王，你以为我想睡觉吗？其实我合着眼，比别人睁着眼思考得还深呢！”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瞠目结舌，惊叹曾呈奎好像在打盹休息，实际上他没有停止思考;同时又自叹弗如，恨自己学不来这一“绝招”。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曾被同学戏称为“那个不睡觉的中国学生”。可是人总不能不休息啊，那就抓住零碎时间随时休息。这种“分段休息法”换来的是浑身使不完的劲。
2002年，曾呈奎右臂长出一个恶性肿瘤，住进医院。大夫叮嘱：“注意静养，小心观察。”一天深夜，陪同的夫人张宜范醒来，发现曾老病床上空无人影，心里不由得陡然一惊。环顾室内，她发现卫生间隐约透出亮光。
老人耐心等待了几分钟，没有一点动静，赶紧披衣下床。走过去推开门：身着病号服的曾老，正手拿铅笔坐在马桶盖上。原来，曾呈奎惦记着即将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悄悄起来，担心影响老伴休息，就跑到卫生间里修改起学术报告来了。
“报告没改完，实在睡不着。”曾老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般地赶紧解释。几天后，刚刚做完手术、刀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曾呈奎，便带着学生飞赴马来西亚，参加亚太海洋科学与技术大会去了。这年，他已经九十三岁高龄。
曾呈奎一生获奖无数，但获得的最后一项荣誉却不是来自科研领域。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躺在病榻上的他荣获民政部授予的“全国爱心捐助奖”。他一生俭朴，却从自己的工资、稿费和奖金中累计拿出30多万元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
“身体有用的器官捐献给社会，骨灰撒入大海，所有书籍和资料全部捐给中科院海洋所。”这是曾呈奎临终前的遗言。2005年1月20日，“大海的儿子”回家了，回归他魂牵梦萦的蔚蓝色的大海……
永恒的“海洋之心”
啊！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神奇的新世界——
一只只、一群群多姿多彩的海洋原生动物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圆形的、尖形的、长方形的，纯白色的、深褐色的、通体透明的，有的像钉螺，有的像蜗牛，有的像转动的车轮，有的像天上的星星，身上布满了条状、点状、年轮似的花纹。随着移动，它们犹如具有了生命似的，无声地、轻盈地、快乐地从蔚蓝的海洋深处浮游而来。
这就是我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守仪实验室显微镜下看到的情景。刹那间，我的心灵被那种无与伦比、无法言状的美强烈地震撼了，情不自禁地脱口赞叹道：“太美了！千姿百态，玲珑剔透。”
“你讲得真好！”郑守仪院士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助手傅钊先老师笑容满面、异口同声地说：“不愧是作家，玲珑剔透，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啊！”
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主人与来访者之间的距离。
虽说我们过去从未谋面，但对她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仰慕已久。初次见面，竟是一位和蔼可亲、如同我的母亲一样的老太太。她个子不高，衣着朴素，瘦削的脸庞上勾画着一道道皱纹，诉说着逝去的不平凡的岁月;唯有那双眼睛，一点儿也不像年逾八十的样子，依然明亮灵动，闪耀着勤奋和智慧的光泽。一走进她那15平方米的实验室，到处是海洋生物的图示、照片、标本、模型及科研仪器，宛如来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百宝房。郑守仪夫妇正在实验桌前忙碌着。
“来，你先看看这个……”她把我引到一架高倍显微镜前，指点着我调整焦距、睁大双眼，轻轻推动着一块满是沙粒的玻璃，屏息静气地低头观看。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一幕。这些精美绝伦的小生灵，就是郑教授从事一生并取得非凡成果的研究对象——海洋原生动物有孔虫。从而，我走进了一位归国华侨、著名海洋生物学家的心路历程。
一架班机从马尼拉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着中国香港方向飞去。坐在前排靠窗座位的是一位身材娇小、面容秀丽的姑娘，透过圆圆的舷窗，她久久地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市，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儿，心中暗暗自语：“爸爸妈妈，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吧……”
她是谁？她是飞向何处呢？
原来，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子女郑守仪。这是1956年初夏的一天，刚满25岁的她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感召，毅然放弃了即将拿到的硕士毕业证书，瞒着父母家人，强忍离别之苦，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办理了出境签证，只身一人回归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了。
祖国母亲，这个名词对于身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不仅仅是诗句里的呼唤，而是铭记在心中的家园和圣地。郑守仪的祖籍是广东省中山市，早年间父母迫于生活的压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菲律宾，依靠打零工、做小生意度日。1931年，小守仪呱呱落生了，上有3个哥哥，下有2个弟弟，她是唯一的女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毕竟在寄人篱下的异国他乡，从小饱尝了“海外孤儿”的苦难。这更令他们心怀家乡，耳畔始终回响着“不能忘祖”！当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和东南亚时，郑家还立下了一条家规：不买日货！刚上小学的郑守仪需要本子铅笔，宁肯绕道多跑路，也不进学校附近一家日本人开的文具店。
时光的车轮驶到了1949年10月，无线电波里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郑家人欣喜若狂，父亲更是扬眉吐气，欣然以《醒狮》为题赋诗庆贺：“乍觉沉沉梦，昂首试吼声……”次年，郑守仪考进马尼拉商科学校夜校班，又令父亲勾起思虑多年的一件心事：女儿从小在免费的菲律宾公立学校读书，学的是英文，讲的是英语，作为炎黄子孙，岂能不识中文？于是他不惜加重经济负担，把女儿送进爱国华侨办的洪光小学作插班生。此时的郑守仪已经19岁了，每天与八九岁的小孩子在一起上课，还有些难为情，可很快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吸引了。在这里，她不仅学到了中文知识，而且更加强化了爱国精神，激发了对新中国的向往。
白天学中文，晚上读夜校，郑守仪昼夜不停。商科学校的老师对她的勤奋好学多有赞扬，说她是“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并在她毕业时建议校方留校任教英文速记。谁知她只上了第一堂课，就被砸了饭碗。那天，郑守仪高高兴兴地走上讲台，按照惯例向学生自我介绍：“同学们好，我叫郑守仪，是纯正的中国人！” ……
下课后，已经得到汇报的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很抱歉，你不能在这儿工作了！”
“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你是中国人。政府有规定，外国人是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的。”
郑守仪不由得瞪圆了眼睛，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痛。可她没有辩解，转身走了出去，更加坚定了决心：将来我一定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
此后，她考入菲律賓东方大学，半工半读，刻苦学习。1954年她获得了“商科教育”和“生物学”两个学士学位。同年，免试进入国立菲律宾大学研究生院，专修生物学。她像一块投进知识海洋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充实着，为将来报国积蓄着能量。课堂上，导师常常不吝词汇地表扬她，并且断言：用不了两年她就能够拿到硕士学位。这位导师哪里知道，既聪颖又刻苦的郑守仪，在抓紧深造的同时，也在时刻寻觅着回国的机会。
不错，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55年，在华侨中学教书的一位C先生率先回国了，来信告诉相熟的郑家姐弟：“祖国正在大搞建设，迫切需要人才，欢迎海外学子归来！”好啊！郑守仪欣喜若狂，心像小鸟一样扑棱棱飞向了北京，渴望早一天投入祖国的怀抱，当即回信请他联系归国事宜。很快，好消息就传来了：C先生说中国科学院同意接收，并且委托在菲朋友H先生帮助办理护照。这些都需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因为父母就她一个女儿，一旦走漏风声，会难分难舍，甚至还可能受到台湾特务的干扰。好在弟弟绍隆是支持姐姐的，悄悄地偷出户口簿去办有关手续。
不料，那天清早，郑绍隆慌慌张张地跑来说：“不好了，姐，昨晚上我放在衣兜里的证件不见了。是不是被妈妈拿走了？”
啊？郑守仪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是母亲发觉了自己回国的迹象，舍不得了？是啊，路途遥遥，关山万重，中菲还没有建交，回国后又是人地两生，老人怎能放心独生女儿离家远行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H先生得知遇到了麻烦，关切地问道：“那还办不办呢？”
倔强而志向远大的郑守仪归心似箭，毫不犹豫地回答：“办，不管想什么办法也要办成！”
就这样，郑守仪终于拿到了出境签证和机票。1956年6月30日，一家人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吃早饭，心中有事的她强装笑颜，却暗暗做着最后的告别。等到送走了上工的父亲、哥哥和上学的弟弟，又送走了去菜市场的母亲，郑守仪带上准备好的简单行装，匆匆打车直奔飞机场。
古人说：忠孝难以两全。别看年轻的郑守仪成长在异国土地上，血管里流淌的还是鲜红的炎黄子孙热血。面对新中国的召唤，她深藏起浓浓的亲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母家人。在香港住了一晚，第二天乘火车经罗湖桥抵达广州。在火车站广场上，郑守仪看到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把青春献给祖国》，眼泪再也止不住，扑簌簌地夺眶而出：祖国啊，我回来就是要把青春献给你啊！
在当代国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啊！百废待举，励精图治，朝气蓬勃，热火朝天……似乎类似的词汇再多，也难以概括周全。新生的共和国，年富力强的一代人，在整个神州大地上卷起了浩浩荡荡的春潮。郑守仪来到首都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安排到位于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即海洋研究所前身）工作。刚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安顿下，顾不上四处看看，她扑到宿舍桌子上，写信给父母报平安并请求谅解自己的出走。
不久，她收到了深明大义的大哥的复信：“……你投奔祖国是万分对的。希望你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以贡献祖国，将来一有成就，我们更是快慰的。”
满纸勉励与期望，未见一个字的责备，郑守仪不仅为自己的误解而惭愧，同时更为远在海外深深爱着祖国的父母兄弟而骄傲。那颗高悬着的歉疚的心放下了，她走出实验室，横过莱阳路就是海边的鲁迅公园，站在一块礁石上，请人给照了一张相片：碧海蓝天，洁白的浪花簇拥而来，一位年轻的姑娘英姿飒爽，明亮的眼睛望向远方，海风吹起她的衣襟，如同海燕张开了飞翔的翅膀……
有孔虫，一个奇特而新颖的名字。
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还不太知晓它的来龙去脉，而这恰恰是郑守仪皓首穷经、潜心一世并且做出巨大成就的研究对象。它是一种带壳的海洋单细胞动物，平均约有1毫米大小，仅像针尖一样，肉眼难以看清楚，却有着5亿多年的地质历史。由于它对其所处环境的深度、温度、盐度等反应灵敏，遺骸成为化石，因而既是研究海洋生态学的良好材料，又对认识开发海洋和勘探石油等沉积矿藏、推断古沉积环境鉴定地层年代具有重要作用。珠穆朗玛峰是从海底里“生长”起来的，这一科学论断的依据之一就是在那里找到了有孔虫化石。所以，人们称有孔虫为“大海里的小巨人”。
关于现代有孔虫分类学与生态学的研究，发达国家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在我国当时尚属空白。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向，何况还是她所钟爱的生物学呢！郑守仪乐此不疲地投入了有孔虫的世界。每天就是宿舍——食堂——实验室，三点一线，早出晚归，节假日甚至大年初一几乎都在实验仪器旁度过。年复一年，她以女性的细致和科学家的严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北部以及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从潮间带到水深几千米的上千测站的有孔虫。
在别人看来枯燥单调的小虫子，却使她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这是与她早年的经历和性情分不开的。小时候，全家住在碧瑶山区农村里，周围是一个大菜园子，虽说生活贫寒而清苦，却也给了郑家兄妺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一只小蚂蚁爬过来，一朵牵牛花儿开了，都会引起小守仪的关注。课本上讲到“巴氏消毒法”，她就想着试验一下，放了学捡些野草菜叶，放到石板上砸碎，闻闻产生什么气味。看到小鸟飞上天空，她竟也想飞，甚至跑到高台上往下跳，差点摔坏了腿。即使这样，晚上睡觉做梦还经常梦到飞起来了——后来，当她上了年纪有了外孙女，却再也梦不到飞翔了。有天郑守仪自言自语：“哎，真奇怪，这几年我怎么不做飞的梦了？”正在一旁玩耍的小外孙女插言道：“鸟老了，就飞不动了！”逗得一家人大笑。童言无忌，却有一定的哲理。
1954年，郑守仪免试进入国立菲律宾大学研究生院专攻生物学。有一天，她在导师实验室里看到了海洋中的有孔虫，立刻被这些小精灵吸引了。显微镜下，它们是那样美丽，那样奇妙，仿佛是上天派遣来的使者，邀请人们去探寻大海的奥秘。似乎从那一刻起，郑守仪的生命就与有孔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回归祖国来到青岛之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创造！风华正茂的郑守仪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的浪漫，不谈恋爱，不去游玩，心中早已与有孔虫“结合”了。她委托海外的亲戚购买图书资料，借相机拍摄各种研究图片，用描图仪绘成平面图，分类定量做好记录，直到今天，她还保存着当年收集的许多有孔虫胶片和大量的计数资料。
“既然我们的研究是空白，我就从最基本的实践做起。”如今，郑守仪对当年的工作记忆犹新，深有感触地说：“泥样烘干、称重、冲洗，标本浮选，接着进行分类鉴定、形态描述、绘制形态图等，再对采自不同海域及其部分岛礁上的不同种类的标本一一计数。到目前，我画过近一万幅有孔虫形态图，不仅画了它们的外部形态，还绘制了内部切面形态。用铅笔的深浅明暗显示标本的立体感。”
从小喜欢画画的郑守仪，在研究有孔虫方面派上了大用场。即使年逾八十，她对笔者说着，又随手拿起一支绘图铅笔娴熟地比划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60年到1964年，郑守仪与郑执中先生合作，全面、系统地完成了中国海浮游有孔虫分类与生态的研究，发表出版了4篇计6万多字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从生物海洋学角度首次用浮游有孔虫种类及其数量分布规律，确定海流水团分布范围，提出黄海冷水、黄海暖流、台湾暖流和黑潮主干在黄东海的分布趋向示意图，以及黄、东海邻近水域浮游有孔虫生物地理区划;指出南海北部浮游有孔虫的分布，反映出南海暖流及其进入北部湾分支的途径。在海洋生物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获得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为了提高分类研究质量，她既不轻信他人的结论，也不满足于只凭外部形态鉴定种类和传统的磨片方法，而是精益求精，在“深入”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和创新研究手段，不惜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大量磨片解剖观察有孔虫内部形态结构，成功地制作了许多首次向国内外显示的薄切面、半切面以及整体或管道、壁孔等内部形态结构塑模。从而使我国的现代有孔虫分类研究后来居上，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谁能想到，身高刚够一米五，体重不足九十斤的她，竟在这项国家空缺却又急需的事业里，做出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人们称道有孔虫是“大海里的小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也是对辛勤劳作的郑守仪生动形象的赞美嘛！
后来她与远在异国的亲友联系上，请了三个月的假，领着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傅新红，前去探望日夜思念的家人。那时中菲还没有建交，只有取道香港再转机马尼拉。看到她们兴冲冲走出海洋所大院的身影，有的人断言：“郑守仪这些年吃了那么些苦，受了很多委屈，她不会回来了！”
“不一定吧，她丈夫老傅还在这儿呢！”
“那不会长久，你看吧，过些日子也会把他接出去的。现在没有海外关系的人还千方百计出国呢，她那么好的条件，不走不是傻了吗？”
当郑守仪回到了阔别20年的母亲身旁时，悲喜交集。老人拉着女儿、外孙女的手热泪纵横。各自成家的兄弟们也都赶来，一家人团聚一起，备享天伦之乐。只是疼爱她的老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守仪能为国家效力，殊堪欣慰。”面对父亲的遗像，郑守仪心潮翻卷，可以告慰老人的是：没有辜负期望，没有虚度年华，为国家取得了不小的科研成果！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假期到了，母亲还要女儿再住下去，希望她永远留在身边。甚至有亲友帮助找好了工作，待遇十分优厚。郑守仪呢？她没有丝毫的动摇，微笑着摇了摇了头：“妈妈，我的好妈妈，说实话我愿意留下来陪伴着你，可祖国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啊！她刚刚摆脱了动荡，又是百废待兴，这个时候我可不能离开啊。我要按时回去，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呢！”
通情达理的妈妈破涕为笑了：“唉，我知道你的心思，不勉强你了，只是以后能够多回来几次看看。”
就像当年初次离家一样，郑守仪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唯一区别的是，再也不是悄悄地背着家人出走，而是领着女儿，带着大包小包，在亲人们手捧的鲜花簇拥下，高高兴兴地走向机场了。
辗转两天，转乘火车回到青岛，爱人傅钊先早早赶到火车站迎接她们母女。在回家的路上，夫妻俩的话题从探亲很快转到了有孔虫的研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科学事业的春天到来了，矢志不移的郑守仪们怎能不迈开大步、奋力前行呢？
就凭着这种精神，几十年来，郑守仪辛勤劳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完成了上千测站（次）的定量计数工作，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海有孔虫区系、生态特性和多项有孔虫参数的分布规律。她的论文《西沙群岛的现代有孔虫》作为集体成果《西沙群岛海洋生物调查研究》的组成部分，荣获198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专著《东海的胶结和瓷质有孔虫》荣获198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一等奖、1990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1年，郑守仪当之无愧地荣膺最高学术称号：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她又以多年来的坚守执着，以及丰硕的科学成果，获得了国际有孔虫研究的最高奖——“库什曼有孔虫研究杰出人才奖”。这是自1978年设立此奖以来，全世界13个国家26位学者中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國科学家。
今天的郑守仪院士已是耄耋之年了，仍然精神矍铄，每天与爱人傅钊先忙碌在实验室里。当我慕名前来采访她时，深深领略了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的严谨认真与一丝不苟。这不仅使我对其一生的科研经历和奋斗精神充满了敬意，同时也倍加感受到她那母亲般的细心和温馨。
正值七月，即使海滨城市青岛也是烈日炎炎，由于我为了遵守时间，走得急了些，到了她的实验室，还是不停地出汗。郑老给我倒了一杯水，目光注意到了我身上那件汗湿的短袖衬衣，关切地提醒道：“夏天最好穿纯棉的衣服，对身体有好处。”立时，犹如一股清风吹来，我心里感到一阵由衷的清爽。这是一位多么可亲的老人，又是一位多么可敬的科学家啊！虽说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令人感到特别的亲切。
采访顺利进行完毕，郑教授夫妇看出我对那些美妙的小生灵产生了感情，专门赠送了我一套有孔虫彩色照片和一幅精心制作的有孔虫模型。那是镶在镜框里的树脂材料制作的放大雕塑，晶莹透亮，呈桃型，上面还有几根腔管，犹如一颗完整的心脏图形。镜框上印着：大海里的小巨人。海洋原生动物——有孔虫（模型），乳小滴虫 ×110，东海（East China Sea）130m。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郑守仪。
蓦然，我的脑海里冒出来四个大字：海洋之心！
这是多么珍贵的礼品啊！手捧着这幅雕塑模型，看看身旁的郑守仪院士，我觉得，在海洋生物界耕耘了一生的她，不就是一颗炽热的跳动的海洋之心吗？
照亮海面的“金星”
顾名思义：海洋科学家就是研究海洋的，就是要年年月月与大海打交道的。因而，必须有海洋调查船，也称海洋科考船才能出海工作。这是进行海洋科学考察不可或缺的重要设备，它为海洋科研人员和海洋调查仪器设备提供了场所和平台，是一所深入到科研现场的“海上活动实验室”。
最早的海洋调查船一般是其他船舶改制而成，如英国挑战者号，就是由军舰改建的，长68米，排水量2306吨，靠风帆和蒸汽机推进，曾于1872年12月7日——1876年5月26日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环球海洋考察。后来，出现了专为海洋调查建造的船舶，船上装有专业的海洋考察仪器设备。
由于建造海洋调查船和支撑其正常运转，耗资巨大，技术要求较高，长久以来，全球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这种能力——建造专门从事海洋调查的船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世界各临海国倍加重视对海洋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调查船也相应建造得多了起来。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整个中国的海洋科研十分落后，海洋科学家少之又少，海洋调查船也就无从谈起了。
自从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成立以来，科研人员们面临去海上调查、取样、测量等问题，怎么办呢？只好租用渔船或机帆船出海，使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和简单的方法作业，只能满足最初步的工作需要。
用一位早已退休的老科学家的话说：“当时，海洋地质和生物的取样基本就是靠一张网，要测量海水的温度、盐度、深度，只能在钢丝绳上绑若干个温度仪……渔船上没有什么定位、导航设备，科研人员除了一个指南针外，大海定位全靠肉眼观测太阳。如果没有太阳，就有迷航的可能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制订的《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国家12年科学规划”），将“海洋综合调查”正式列为其中第七项任务。当时，人们都简称它为“07”任务。为此，成立了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是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常务副组长是海军某部长律巍，组员由来自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组成，其中有童第周、曾呈奎、赵九章、张乃召、赫崇本、毛汉礼、刘好治等人。
国家科委海洋组成立后，先后在北京西郊宾馆和昆明湖龙王庙饭店开过两次会，討论落实的办法。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率先提出在北黄海和渤海湾搞“多船同步观测”的建议，大家一致赞成，各方都表示全力支持。这就迫切需要专门的海洋调查船。
这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中南海西花厅院内海棠花开了，施放出一阵阵浓郁的芬芳。忙碌了一夜的周恩来总理走出办公室，两手叉腰，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见秘书小童快步走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夹。
“总理，又是一夜没睡，这可不行啊……”
“没事的。今天的文件来了，快给我看看。”他说着，接过文件夹翻看着走进办公室，“哦，这是关于海洋方面的。”
原来，这正是童第周、曾呈奎他们联名给国务院写的一份报告：主题就是海洋调查工作急需解决船只问题，没有海洋调查船将严重影响海洋科研事业。
周恩来总理认真看着，眉头渐渐微锁了起来。他默默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一枝红蓝铅笔，在上面批示：此事刻不容缓，请与交通部海运局协商解决。
“太好了！我们有船了！”童第周接到国务院转来的批复文件，喜不自胜，立即告知两位副主任曾呈奎、张玺和综合组长毛汉礼等人，组织人员具体接洽。从美国归国不久的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在国外曾在做过海洋调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要船”的任务，几次三番奔赴上海落实。
理解了此事的重大意义，交通部上海海运局毫无二话，立即行动起来。经过一番严谨细致的研究商讨，他们决定将还在运营的海轮“生产三号”改装一下，无偿调拨给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并且选派一批经验丰富的优秀船员随船前来工作，船长就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戴力人。
这是一艘远洋救生拖轮，船长54.9米，总吨位930吨，满载排水量1700吨，航速13节。它本来是美国于1918年建造的军用救生船，二次大战期间援助中国政府的。原来的动力是蒸汽机，燃烧的不是煤而是重柴油，正常航行每天需用14吨重柴油。平时看不到烟气升腾，只是在启航或突然加速时，由于油与空气混合暂时不足，才会冒出一阵黑烟。这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蒸汽机铁船。那时没有大马力内燃机，轮船或列车都是用煤来燃烧蒸汽机，带来航行奔驰的动力。因此曾有一个时期称轮船为“火轮”，机车叫“火车”。
别看它是一艘有着30多年船龄的老船，可整体构造和轮机设备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结实可靠。1956年移交给海洋研究所，就地安排在上海中华造船厂进行改装。冬去春来，直到第二年初夏全部完成，焕然一新。船上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6个实验室和1个气象观测室，可分别进行有关海洋的各项研究。另外，还配备了5部浅水电动绞车和相应的吊杆，铺位增加到了80多个，设有自记水温计、无线电测向仪等新式仪器。在当时来说，这些设备是国内最完善的，适用于浅海综合性调查。
其间，海洋所的毛汉礼等人付出了大量心血，除了实地考察监造之外，还抓紧时间办班培训人才。他亲自上课，编写了《海洋学的任务、发展和现状》讲义。他说：“海洋学的总任务，就是研究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与自然资源的本质及其变动规律，使海洋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海洋水产只求一时之利，以竭泽而渔的错误办法来增加产量，将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石油为浅海海相的产物，据估计，目前地球上尚未开采的石油资源，有半数左右藏存在水成岩的岩层内。探勘海底石油这项工作，应由石油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海洋学家以及工程师们密切合作……”
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在当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开展正规的海洋调查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1957年6月4日，那艘原来的“生产三号”救生拖轮改造完毕，摇身一变成为科学调查船昂首出厂，可以执行海上考察任务了。名正才能言顺，世界各国科考船都有独特的船名，我们这艘“独生子”起个什么船名呢，既要响亮新颖又要寓意深刻。从几位所长、副所长、研究室主任到各个部门的研究员，思来想去，举一反三。最后确定就叫“金星”号！
好啊！金星，“金星”号，“金星”轮！
仰望星空，金星是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最亮的行星，在无月的晴夜，甚至可以看到金星照射下的物体影子。宇宙中除了太阳和月亮外，金星是最美的天体了。因此，西方人用美神维纳斯的名字来称呼它。我国古人则称为“太白星”或“太白金星”。同时，金星还是我们共和国旗帜上依次绣上的五星标志，象征着新中国海洋科学的未来一片光明。
1957年6月28日，“金星”号海洋调查船一声汽笛长鸣，缓缓驶离青岛港，前往渤海海域。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考察队随船出海作业，正式开始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综合性海洋调查。
由此，这冉冉升起的第一颗“金星”，尽管孤单，却也开始照耀着新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航程！
海洋大普查
打开中国地图，在东北方向有一片烟波浩渺的海域，这就是我国四大海洋之一的渤海。它一面临海，三面环陆，北、西、南分别与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三省一市毗邻，东面经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犹如伸出的双臂将其合抱，构成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放眼眺望，渤海形如一只由东北向西南微倾的葫芦，侧卧于华北大地。
渤海海峡口宽59海里，有30多个岛屿，其中较大的有南长山岛、砣矶岛、钦岛和皇城岛等，总称庙岛群岛或长山列岛。 整个海域由北部辽东湾、西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中央浅海盆地和渤海海峡五部分组成。面积77000平方公里，平均深度18公尺，沉积物以淤泥和粉沙淤泥为主。由于辽河、滦河、海河、黄河等带来大量泥沙，海底平坦，饵料丰富，是国内大型海洋水产养殖基地，盛产对虾、黄鱼。
据史料记载，在西周时期，中国海还不存在具体海区的名称，凡是能见到的海面，一律都称为“海”。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增加、渔业的兴起，以及沿海一带海洋灾害的不时发生，人们开始把海域加以命名区分，便于说明管理。位于东部和南部的一目了然，称为东海、南海，山东半岛海面由于黄河带来了黄色泥沙，即称黄海。而在古代于京冀辽等地设立有“渤海”为名的郡国，那么这片海域就叫作渤海了。
它完全是我国的内海，也称渤海湾。“金星”號首选的科学考察对象就在这里，名为“渤海及北黄海西部综合调查”。科考队以海洋生物研究所人员为主，加之有海军、水产部、山东大学海洋专业的人员，分为鱼类、浮游生物、海洋地质、海洋物理、化学等几个学科小组。海洋物理学家毛汉礼亲自带队，主持调查。随船观察指导工作的，还有从菲律宾回国研究浮游生物的郑执中、底栖生物学家刘瑞玉等专家学者，加上数名船员水手，共五六十人。按照预先选定的观测点，逐一停靠，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
每到一个站位，“金星”号抛锚之后，科考队员首先要测量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就是在垂下的钢丝上，按照一定水层的需要，安装上一个个带有“颠倒温度计”的采水器。建国之初我们尚无能力制造这种仪器，只有通过香港到英国去购买。且因政治形势所限，我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缺少外汇，买一支这样的“玻璃颠倒温度计”，需要用一千多斤小麦去换。
科学技术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就拿测量海水温度这样简单的事情来说，还要依赖外国，动不动就让人家卡脖子。科考队员们得知此事都非常气愤，纷纷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难道这小小的玻璃颠倒温度计，咱们就不能征服吗？建议国家组织攻关，一定要为新中国争口气！”
这是海洋科研必不可少的仪器，海洋所童第周、曾呈奎、张玺等领导积极向上反映，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不久专门召集全国有关科学技术人才，在上海某厂进行研制。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终于制造出合格的玻璃颠倒温度计。
好啊，在那个年代，正是这种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海洋科研考查也不例外。当时，海军改装了两艘军舰——拆卸大炮，安上绞车，黄海水产研究所也派出一条实验船，加上中科院海生所的“金星”轮共4条船参加调查，由海军统一组织和指挥。
初秋时节，“金星”号科考船驶向黄河口外面的一个观测点，海面上逐渐风平浪静，飘浮着密密麻麻、大小不一、形态奇妙的海蜇群，就像是晾晒在蓝色海面上的大蘑菇。科考队员们都跑到甲板上，饶有兴致地观看这一奇观。
海蜇属于随波逐流的浮游动物，迎着海流，撑着蘑菇伞，伞的后面就是海蜇头，头的中心是嘴，嘴的外围生长着密密丛丛可以引诱捕食小鱼、小虾的彩色爪子。这些爪子因种类不同，有长有短，有的像“嫦娥奔月”，有的像“天女散花”。
远望黄河口，孕育着中华民族的黄河昼夜不停、浩浩荡荡地将金黄色的河水汇入蓝色的渤海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黄河水与蓝海水交汇的广阔海域，也是鱼、虾聚集繁殖的最好场地。因为黄河水带来很多的腐殖质，有利于浮游生物的快速繁殖。它们又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鱼、小虾的必备食物，而这些小鱼、小虾又成为大鱼的食物。
大自然中具备相互依存的正常“生物链”，如果破坏了其中的某个“环节”，就要影响整个渔业生态的发展。渔民千百年来流传着一句俗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这些污泥就是科考队员研究的浮游生物或植物。
当时还有位年轻的苏联海洋专家，带着自己刚研制的新式电子海流计，来到“金星”船上进行航行中“试验运行”：即在船航行时，就可检测到此海域的流速、流向如何？
每当他进行试验时，一些科考队员就认真观看：原来是在船尾的海水里施放两根可导电的线绳，拖着两个隔一定距离的电极，用于测量电极之间的导体——海水在地球磁场中流动时产生的电流是多少，从而评价海流的速度。但它本身产生的电流很小，必须用电流放大技术，才能将种种数据描绘在记录纸上。如今早已被更先进的海流计所代替了。
不知不觉间，科考船行驶到了预定观测点上，戴力人船长指挥船员抛锚，稳稳停住之后，船上的人们迅速各就各位，观测着自己研究的科考项目……
“渤海湾”海域的科考任务完成以后，“金星”号立即返回青岛，将各研究组采集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标本，运到海洋研究所各实验室研究使用。同时，船上再补给足够的必用品，准备下一个航次到黄海海域考察。
在途经“成山头”东面的急流海域时，队员们幸运地看到一对对大鱼翅露出水面来，就像是小船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行。渔民叫这种大鱼为“对子鱼”，因为都是一雄一雌在急流中生活。此时，就有两条这样的大鱼，一左一右紧随在船尾畅游。大家挤到后甲板上兴高采烈地观看，它们都有一丈多长，灰褐色的流线型鱼体，光溜溜的游起来像是在玩耍，也像是在欢送“金星”一程又一程……
年轻的队员周永文老家在荣城葛家村，距离海边很近。当“金星”号航行到那片海域时，他站在甲板上，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向西眺望，希望能看到村口的人们，看有没有自己的老母亲。如果恰巧能看到，他会挥挥手说：“娘，我正在祖国的‘金星’号上呢！”
这时，待人热情的戴力人船长走了过来，问道：“小周，看什么呢？”
“哦，我的老家就在西岸的葛家村，看看街口上有没有我的母亲？”
戴船长笑了：“隔海有十多里地远，哪儿能看得清楚？来，用我的望远镜，好好看看吧！”
说着，他将手中的望远镜调好焦距，并教给小周如何使用。
周永文十分感激，连忙接过来举在眼睛上：嗬，科学就是厉害，似乎一下子将远方的葛家村拉到眼前，甚至自家门前东面的大槐树都看得清清楚楚，确实有人在走动，或许正在看驶过的“金星”号。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母亲——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无法预先联系，毕竟看到了家乡，小周心里还是很高兴和激动的。
不一会儿，科考船航行到“俚岛港”的东方，周永文将望远镜交给了戴船长，真诚地表示了谢意。而那两条紧跟船尾的大鱼，似乎是完成了欢送任务，调头廻游到成山头东面的“急流海域”去了。因为这一带沿海是大群的鱼、虾、乌贼回游的水道，所以不但是捕鱼的良好渔场，也是这些大鱼、海豚等来猎取食物的宝地。
值得一提的是：某个国家的飞机或舰船也像“大鱼”长期般地跑来凑热闹，只不过远不如鱼们友好迎送，而是监视干扰我们的“金星”号。当科考船在黄海海域做科考观测时，有时就飞来标有白五星的侦察机，围着我们“金星”低飞、盘旋拍照。这是从南朝鲜飞来的美国侦察机。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美军驻扎南朝鲜，常用飞机、军舰侵犯黄海、东海一带的领海领空。
理所当然，我国政府一次次提出严正警告。并且从那之后，每当“金星”科考船驶向科考观测点时，天上就有人民空军的两架喷气式战机高高地盘旋，海里也派有人民海军的两艘军舰，远远地伴随在海洋科考船左右，保驾护航。这时科考队员们感到的不仅仅是安全，更是一种无比的自豪和扬眉吐气……
开发海洋、利用海洋，首先必须认识海洋，而认识海洋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海洋调查。由此所获得的资料和标本是研究海洋、正确认知海洋，以及有效地管理与保护海洋的基础资料。
如前所述，1957—1958年，在國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的领导下，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产部和山东大学在渤海、渤海海峡和北黄海西部，联合进行了多学科同步观测，较系统地调查了此海区的水文、生物、化学和地质特征，掌握了多种海洋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一些变化规律。
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根据同步观测资料和同期内“金星”号调查船获得的数据，编写了《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渤海及北黄海西部综合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标志着中国海洋调查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综合性调查的转化，是全国海洋普查的预演和序幕。
紧接着，1958年春夏之交，在国家科委海洋组的规划和组织领导下，开始了名为全国海洋综合调查的全国海洋普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地调查我国近海情况，摸清家底，掌握数据，史称“海洋大普查”。
普查的主要目的是：编绘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和海洋地质地貌等图集、图志;撰写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制定海洋资源开发方案;建立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渔情预报系统;为加强国防和海上交通建设等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风景秀丽的青岛，不仅是有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也是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山东大学海洋系（中国海洋大学前身）等诸多涉海部门的驻地，是海洋科研的大本营。1958年5月7日，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普查会议。主持人是国家科委海洋组常务副组长律巍。
会议一致决定，从下半年开始扩大调查范围，进行全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普查工作。为此成立了由海军、中国科学院、水产部、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山东大学等部门8名人员组成的全国海洋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律巍，副组长曾呈奎（海洋生物所副所长）、赫崇本（山东大学海洋系主任）、王云祥（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副司长）、毛汉礼（海洋所物理室主任）等为成员，并组成由毛汉礼为组长，管秉贤、任允武为成员的技术指导组。领导小组下设海洋普查办公室和3个海区（黄海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调查领导小组。
海洋普查办公室是全国海洋普查领导小组的常设机构，下设几个专业研究组。其中任允武任调查技术研究组长，管秉贤任海流组长，秦蕴珊任地质组长，顾宠堪任化学组长，郑执中任底栖生物组长。参加全国海洋普查的调查队员先后有600多人，来自海军、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水产部、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系统和单位，并且选调了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中学学生参加海洋调查。
在全国海洋综合调查的11个项目中，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承担了9项，分别为：黄、东、南海潮流的大面积预报，黄、东、南海航用海流图的编制，中国海海水密度和飞跃层的分布及其季节变异，中国海主要水团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海溶解氧、磷酸盐等重要化学因子分布规律的研究，中国海底形态和现代沉积物的研究，浮游生物的主要种类数量分布的调查，底栖生物量主要经济种类的分布及季节变化的调查研究，中国海岸地貌调查。
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这次大普查中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9月15日，黄海、渤海调查队和东海调查队的船只分别从青岛和上海出发，揭开了全国海洋大普查的序幕。
其范围包括我国大部分近海区域。在28°N以北的渤海、黄海、东海海区，布设了47条调查断面、333个大面积巡航调查观测站和270个连续观测站;在南海海区内布设了36条调查断面、237个大面观测站和57个连续观测站。另外，在浙江、福建沿海的两个海区内布设了8条调查断面和54个大面观测站，进行了8个月的探索性大面调查。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东海区台湾省附近和南海区大片海域未能进行调查。
这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洋普查，在我国海洋科研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我国缺乏基本海洋资料的局面，更是因为这次调查的组织和实施凸显出中国特色的大协作、大联合、集中力量攻关、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毛泽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思想的活学活用，与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路数一模一样，见效快，成果大，影响久。
多年后的2008年12月29日，在中科院海洋所学术会议报告厅内，高朋满座，济济一堂，其中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会议正在隆重举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中科院海洋所纪念全国海洋综合调查5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
岁月悠悠，从1958至2008，那影响巨大的全国海洋大普查，转眼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许多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已经霜染须发，满脸皱纹，还有一些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可是经过惊涛骇浪的洗礼留下的数据、资料、标本，仍然焕发着灿烂的光彩。
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的秦蕴珊院士、刘瑞玉院士、胡敦欣院士等老科学家，与年富力强的新一代中青科学家、研究员、博士生们出席了会议。时任中科院海洋所所长、党委书记孙松首先致辞。他强调说：
“1958年9月15日开始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是划时代的全国海洋调查，影响至深至远，意义至重至大，值得我们永久纪念。”
在会上，出席会议的院士和老科学家们分别回顾了当年劈波斩浪、奋勇拼搏的艰苦场景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历数了我国海洋科研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讲述了其中的发展轨迹，展望了宏远的未来蓝图。
最后，在一阵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孙松所长代表所党委和全所人员，对50年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的76位老科学家进行表彰，颁发了纪念章和证书。
1960年1月，全国海洋普查工作重点转入内业，即整理调查资料阶段，年底结束，共获得各种资料报表和原始记录9.2余万份，图表（各种海洋要素平面分布图、垂直分布图、断面图、周日变化图、温盐曲线图、温深记录图等）7万多幅，样品（沉积物底质表层样品、地底垂直样品、悬浮体样品及其他地质分析样品）和标本（浮游生物标本、底栖生物标本）1万多份。国家科委海洋组办公室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编，于1964年出版了由毛漢礼主编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报告》（10册）、《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10册）和《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图集》 （14册）。
根据全国海洋普查的实践，国家科委海洋组对海洋调查中临时制定的规范进行了全面修改、补充，于1961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正式的海洋调查规范——《海洋调查暂行规范》，规范了我国此后的海洋调查。
首先进行的是近海标准断面调查。1960—1962年由中央气象局负责，1963—1965年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负责，1966年以后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近海断面监测是在中国近海水域布设了多条标准断面，定期开展水文、气象和海水化学等要素的观测，为研究主要海洋现象的季节和年际变化以及异常海况等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预报、渔业生产及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前，我国只有相当薄弱的海洋生物学有一些研究工作;全国海洋普查培养、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海洋科技人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海洋科研队伍，所以不仅海洋生物学得到极大的加强，也促成了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的建立，促进了我国完整的海洋科学学科的发展。
与此同时，全国海洋普查还促进了我国众多重要海洋机构的建立。在普查中，1959年1月，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扩建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1月，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广州成立;3月，我国第一所海洋综合性理工大学——山东海洋学院成立。特别是，它还直接促进了国家海洋局的成立。
全国海洋普查后，国家科委认为国家应当有一个海洋发展规划。1962年组织了一些海洋科学专家编制《1963～1972年海洋发展规划》，编写工作委托曾呈奎主持。1963年3月和5月国家科委海洋组在青岛和北京香山召开会议，讨论《1963～1972年海洋发展规划》草案。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山东海洋学院、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水利学院、南京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央气象局、海军航保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全国范围内涉海专业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教授及有关部门领导。
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海军某部领导袁也烈将军，国家科委海洋组副组长、国防科委某部领导于笑虹将军，海军航保部律巍部长，中央气象局姚兴礼局长，国家科委海洋组办公室刘志平主任、松文副主任，国家科委孙学勤处长等同志也到会并参加讨论决策。会上，大家希望专门成立一个机构，进行海洋调查观测，规范海域管理，为涉海单位提供服务。
起初，有关部门考虑由海洋研究所兼做这项工作，童第周、曾呈奎等人得知此事，纷纷摆手摇头，婉言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研究所就是做科学研究的，如果加上了行政管理，两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言之成理，会议代表们进一步商讨，一致认为应该成立专门的中国海洋事业政府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洋行政方面的工作。会议决定由曾呈奎、赫崇本等29位海洋科学家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
196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国务院下设立国家海洋局，1964年7月22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24次常委会议批准。9月1日，国家海洋局印章正式启用，开始对外办公。10月31日，国务院第14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齐勇将军为国家海洋局局长，刘志平、周绍棠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国家海洋局的成立，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海洋科学和海洋管理史上的重要一页，标志着新中国从此开始走向经略海洋的时代。
此后，国家海洋局陆续在青岛、上海、广州设立了北海、东海、南海三个分局，还分别在青岛、杭州、厦门、天津、大连等地组建了综合性的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和专业研究机构或中心。
全国海洋普查加强促进了我国海洋文明的建设，发展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与黄河文明相结合，为进一步建设海洋强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五章 西太平洋的热液
（作家远航日记之三）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西太平洋某海域
天气越来越好了，终于看到了难得的蓝天白云、太阳高照。海面上风平浪静，海水显得特别湛蓝，犹如一片片蓝水晶、蓝宝石，让人心旷神怡。一只只海鸥伴随着考察船，上下左右翻飞，宛如依依不舍的友人，一直相跟着送行。
本航次“科学”号驶向目标海区时，因还受台风影响波翻浪涌，只是开动了一台主机，以较慢的速度前进，即使这样还是摆幅不小，有些队员仍然晕乎乎的。而现在船长下令打开了双机加速，因了海况良好，也不感到颠簸摇晃了。从早餐开始，一些不常吃早饭的人都来了，精神好了许多。首席张鑫打趣地说：“看来刚出来晕船也有优势，把该吐的都吐了，到了地点就好干活儿了。”
经过一夜一天航行，我们的“科学”号于下午四点左右驶到了预定的作业点——西太平洋某海域，“发现”号无人缆控潜水器（ROV）随即准备下潜。当时，我正在深海中心高工连超房间里采访——这位高大健壮的年轻人，是“科学”号上的“元老”，对其设备性能了如指掌。得知实验人员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我马上中止，回去穿好工作服来到后甲板上。
“发现”号已经揭掉防护罩，开动了专用绞车，随着机声隆隆，四方形的无人缆控潜水器高高起吊，沿着左舷向海面移去。这使我联想起了四年前跟随“蛟龙”号科考时，现场观看布放入水的情景——因为那是载人无缆潜水器，操作起来更为复杂一些，需要由船舶尾部大A型架起吊摆放到甲板外海面上，再由“蛙人”驾驶小艇靠上去解开挂缆，潜航员再操作下潜。而“发现”号则在这方面相对容易一些，只需用绞车吊起来放到海面上，然后一节一节放缆就可以了。
这根钢缆外面是钢丝编织，内部则是供电、通讯传输线路。只是为了在钢缆的末端增加浮力，不至于使缆绳缠绕打结，入水前由工作人员在缆的末端50-100米绑上6-10个浮力球。可惜在操作时，他手下一滑，一个浮力球掉落到海里：“哎呀，可惜！”有人惊叹了一声。不过还好，人是安全的。
一切就绪，绞车匀速旋转，钢缆一米一米地放下去。刚才还在碧蓝海水里时隐时现的“发现”号眨眼间不见了，海面上只见一根黑色的钢缆唰唰地钻进水下。我抓紧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下楼走进了设在甲板上集装箱改装的操作室。只见里面布满了各种仪器仪表显示屏，张首席和王队长都在旁边坐着，主操手吴岳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第一个潜次任务是：寻找这个站位的热液口，生物取样，研究特殊环境下生物成长的奥秘。
当仪器显示到达海底1000多米时，吴岳操作“发现”号沿着过去标定的航迹，一点一点地搜寻着。照明摄像头同步传来的画面上，一层层泥沙泛起，那是“发现”号推进器搅动起来的，犹如漫天飘舞的雪花，占满了整个屏幕。间或出现一只只小螃蟹、铠甲虾，还有游来游去的鼠尾鱼。蓦地，海浪推动船体晃动了一下，我猛然感觉似乎身在“蛟龙”号里一样，正在潜到海底悠然自得地漫游观察。
终于，视频画面里出现了一堆堆类似喀斯地形的礁石丛，其中一个山头样的高点上冒出了一簇“火焰”，随着海流晃动着，在幽暗的海底里显得分外耀眼。我惊叹了一声：“这是海底火山口在喷发吗？”张首席说：“不，那是含有多种矿物和溶解气体的水柱，也就是热液。因为刚出来温度极高，所以显得特别亮，很快冷却到与周围水温一致，它就暗淡无光了。我们研究它可以探求生命与环境的关系。”
哦，这是科学的解释。可对于我这样一个善于形象思维的文化人来说，感觉它就是一团火焰、一支高扬的火炬！在无边无际的海底里熊熊燃烧着，为寒冷黑暗的世界送上光和热。尽管只有豆大的一粒星星之火，但可以给未来人类带来无限的科学的希望……
随着摄像头的移动，我们看到热液口周围生存着一群群铠甲虾，舞动着一条条毛茸茸的螯。在我看来，它们极像螃蟹，不知为什么科学家把这种深海生物叫作“虾”。突发奇想，我问道：“有谁吃过没有？什么滋味呢？”有人乐了：“还没人敢吃呢，要不许老师先尝尝？”“啊，不行，我可不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大海里的生物资源会给人类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如果证明了这种虾可以食用，打出深海美味的广告，一定会赚大钱的，呵呵……”
说笑着，负责生物科考的王敏晓队长，指点着机械手操作员看着屏幕开始采样了。他中等个头身材略胖，人们爱称“小胖”，妻子曾专门为他买了减肥产品，可他说不管用，还不如多出几次海呢！别看外表粗壮，他内心却很细致，不慌不忙地安排着团队运作。
王敏晓原籍青岛，父母早年支边来到青海，他就出生在那里，虽说地名都带一个“青”字，可自然环境不能同日而语。后来他上学又回到老家，2004年考上海洋所的研究生，导师是后任所长的海洋生态学家孙松，从此跟着导师的团队兢兢业业工作。这个航次的任务相当重要，与热液系统交叉研究特殊环境下的生态与人类的关系，所以王队长特别看重生物样品。
眼下，他正指挥着机械手操作员挑选心仪之物呢：“这一堆个头不小，抓它。”而那位操作员像一个艺术家般地头上蒙着一块蓝绸子，坐在那里凝神静气握着手柄，似乎摆动着什么乐器，操作机械手举着一节类似吸尘器的吸管靠近小山头，巨大的吸力将小鱼小虾、泥沙石块，还有不少含有各种气体的海水吸进去，装到“发现”号上携带的一只只采样瓶中。等到升上来后，再分配到研究人员手中仔细分析。
无人有缆潜水器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下潜时间长，因为它是由母船上供电，又无须考虑人员的耐受力，可以长期在水下作业。这一次首潜热液口观测以及生物取样，确定10个小时，算起来要到后半夜才会提升上来。于是，我想不能再等了，抓緊回到舱室写下今天的感受，明天再看样品吧！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睛
西太平洋某海域
又一个周六到了，如果在家里那是休息的日子，如今我们在考察船上，根本没有什么星期天礼拜日的概念。只要到了作业海区，天气又好，从首席、队长到每一个队员均全力以赴投入科考工作。
清晨当我还在梦中的时候，忽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拿起桌上的座机话筒一听，传来大副的声音：“许老师，你不是说想看日出吗，现在天气很好，太阳马上出来了。另外，XX飞机也过来了！”
哦！我立刻“精神”起来：昨天在驾驶台与大副聊天时，说起来很喜欢海上日出，有机会要看看。同时，听说每次我们来到这片海域，因为距离XX岛很近，他们的飞机舰船都会过来侦察干扰，而现在还没看见呢！ 大副表示有机会就及时通知我。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我马上回答：“好好，我这就过来。”
放下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工作服、带上拍照手机，走上了驾驶台。果然，东方水天连接线上，铺满了一片火烧云，周围灰黑的云团好像不愿离去的夜幕，拼命遮挡着，金红色的光线像一把把利剑穿透进来，不一会儿，就把它们切割得七零八落，好似四散逃开的残兵败将一般。一团圆圆的亮亮的火球跳了出来，光芒万丈，辐射到整个穹庐似的天空。我抓紧拍了几张风景照片，又请值班船员为我和海上日出留了影。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XX国的飞机。大副说刚才过去了，一会儿还会飞回来。果然，我刚给日出拍完了照片，就看见一架小型飞机出现在前方，飞了一会儿，转向又朝着“科学”号飞来。看来，它就是在这里兜圈子。而且还不断地通过无线电甚高频呼叫：“这里是XX国专属经济区，这里是XX国专属经济区，你船不宜在此停留，请尽快离开，请尽快离开。谢谢！”
大副抓起话筒，用英语回复道：“这里是中国海洋调查船‘科学’号，我船于7月13日到22日在此海域进行作业，相关事宜已通过我国相关部门告知贵国政府，请不要干扰我船正常作业。谢谢！”
连续几遍，一个问一个答，飞机一直转着圈飞，我们岿然不动。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离这儿远吗？我问。大副说不远，就是XX辖区过来的，离这儿也就几十海里。过不久，他们的船也会来的，这几年已经形成套路了。正说着，开饭了，我连忙告辞走下驾驶台。
上午，按照昨天晚上例行办公会决定，首先进行电视抓斗操作。即通过昨天“发现”号在1000米水下探测，除了起吊出水取出一些生物、水样之外，还由此次的科考队长、生物专家王敏晓定位了一个取样点，那里有大量的铠甲虾、饴贝等底栖生物，可以用抓斗大把大把地抓上来，再具体分析研究。
电视抓斗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革新改造的一种取样工具。过去只是简单地把工地挖泥机用到海底，盲目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抓到什么是什么，上来再挑拣分析。现在将它与电缆摄像设施连接在一起，就像安装上了眼睛，海底世界一览无余，想抓什么再抓什么，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给科学家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科考船上不管施放什么设备，大体相同，就是将其与船上的万米绞车连接起来，而后开动马达，隆隆地提到一定高度，使用A架（实际与陆地上的门型吊车差不多，只是需要大幅度摆臂，因形状与英文A字母相似，所以称A型架，简称A架）外摆到45度左右，将设备放到海里，匀速松开钢缆一米一米地降到海底。在后甲板与之相配的还有折臂吊，因机械设备都很沉重，哪怕挪动一步也需要吊车。只有施放“发现”号无人潜水器，是配备的专用A架。
十时左右，一切准备就绪，电视抓斗开始施放。我走到船后部，及时拍照留下资料。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张是，海水是那样湛蓝、细腻，像一匹平滑的高质量的蓝绸子，而黄色的抓斗在里边分外清楚，如同被包裹在里边的黄金块，在水纹的波光里闪着金色的光泽。
不一会儿，抓斗放到了海底，我连忙跑进俗称八角楼的控制室，观看操作员现场作业。张首席和王队长都在那里，指点寻找定位点。与可以自行操作的“发现”号不同，电视抓斗虽然能够看到地点，但不能自己移动，需要母船配合。即看着电视屏幕，调度船员驾船前后左右行驶，以便找到点位抓取样品。
不知是船移动位置太大了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连两个多小时都没找到定位点，只看到海底一些零零星星的铠甲虾、小鱼等，远不如昨天在“发现”号里看到的样品多。所以，必须找到那个点才行。终于，王队长看到了取样点，高兴地说：“在那儿，可以定位下抓斗了！”
好事多磨，由于寻找定位点花费了不少时间，抓斗上的电池没电了，无法继续作业，必须提升上来充电，这样就安排在午饭后了。中午，由于早上看日出，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四点多钟就起来了。现在困得不行，饭后就一门心思补觉。一觉醒来，竟快三点了。
下午，我又来到后甲板上，得知电视抓斗充满电再次施放，一下子抓到了很多宝贵的样品，科考队员们高兴极了。而现在，“发现”号又放到海里去了，执行“深海热液拉曼光谱原位探测”任务——将使用一种海洋所张鑫团队自主研发的“深海拉曼探针”，对深海热液喷口高温流体、热液硫化物、沉积物、生物进行深海原位探测。
“拉曼”是一种科学术语，来源于二十个世纪印度科学家拉曼，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亚洲人。拉曼1888年11月7日出生于印度南部的特里奇诺波利，天资出众，16岁大学毕业，以第一名获物理学金奖，19岁又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后来，使他享有世界声誉的成果正是来自海洋上。对此，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1921年，拉曼出席了在牛津召开的英国大学会议。会上，他作了精彩的科研报告，备受人们欢迎。在乘船取道地中海回国的船上，拉曼偶然听到一对母子的对话，促成了他科学研究的新转折。
轮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一碧万顷的地中海。蔚蓝色的海面风平浪静，拉曼信步来到甲板眺望，旁边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正在谈话。
“媽妈，这个大海叫什么名字？”“地中海。”“为什么叫地中海？”“因为它夹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之间。”显然，这个小男孩是聪明好学的，他引起了拉曼的注意。
“妈妈，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碧蓝的海水成了小男孩疑问的对象。年轻的母亲一时语塞，只好向拉曼投去求援的目光。拉曼蹲下身来，亲切地牵着小男孩的手，说：“小朋友，海水之所以呈现蓝色，是因为它反射了天空的蓝色。”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可了这一解释，它出自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勋爵， 这位以发现惰性气体而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曾用太阳光被大气分子散射的理论解释过天空的颜色，并由此推断，海水的蓝色是反射了天空的颜色所致。
不知为什么，在告别了那一对母子之后，拉曼总对自己的解释心存疑惑。 那个充满好奇心的稚童，那双求知的大眼睛，那些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为什么”，使拉曼深感愧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男孩那种到所有的“已知”中去追求“未知”的好奇心，他不禁为之一震！
一回到研究室，拉曼就开始研究海水为什么呈现蓝色的课题。他运用爱因斯坦等人的涨落理论，观察光线穿过海水时的散射现象。通过大量的实验，他发现，在光散射实验中，散射光中有新的不同波长成分，它和散射物质的结构密切相关。1922年，拉曼发表论文，用细致的分析证明了水分子对光线的散射使海水显出颜色的机理，与大气分子散射太阳光而使天空呈现蓝色的机理完全相同。因而，海水并不是反射的天空蓝色，而是本身的一种特性。此后，他和助手又在其他液体、固体和气体中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散射效应。
拉曼发现的光散射效应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为全世界的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了纪念拉曼，人们把这种光散射效应称为“拉曼效应”。1930年，他因此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世界公认的顶级大奖。
后来，许多科学家根据“拉曼效应”制作出了检测仪器。如今张鑫他们也是这样运用到海水探测的，简称“深海拉曼探针”。
晚饭后，在一片夕阳中，预料中XX舰船开来了，同时利用甚高频呼叫着：“中国海洋调查船科学号，这里是XX国专属经济区……”恰巧又是梁大副在值班，他同样不动声色地照本宣科。我从驾驶台后门出去，来到后甲板上，对着落日余晖中的那艘XX的工作船拍照。突然，我耳边响起了一首歌：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第六章 从春天启航的
“科学一号”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高大宽阔的会议大厅里，回荡着响彻九霄的讲话声，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热烈的掌声不时地震响起来，好似大海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轰然作响直冲天花板。
啊！这是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著名播音员虹云朗读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讲话稿——《科学的春天》。由于年老多病，郭院长一直住院治疗，只在开幕式上出席了一会儿，闭幕讲话只能用书面形式进行了。没想到的是，效果出奇地好，洋溢着科学家与诗人的满腔激情。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代表，以及全国各地各个专业的科研人员，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是的，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了“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给经历了“文革”浩劫、心有余悸的科学家们极大的鼓舞和振奋，大家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不用说，海洋科学家童第周、曾呈奎出席了这个重要大会，同样扬眉吐气，信心满怀，回到单位立即着手追赶被浪费掉的时光。此时，童第周就任中科院副院长，将海洋研究所的担子全交给了曾呈奎。曾呈奎正式担任了所长职务，全面负责海洋科研工作。
千头万绪，一一展开，那是曾呈奎最为忙碌、也是最为痛快开心的一段日子。用现在一句时尚话说就是：累并快乐着！他看到国外各主要海洋国家都在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充实海洋调查船，开展海洋考察研究，海洋科学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自己呢，却由于“文革”浩劫，使本来与国际水平差距并不太大的海洋科研大大落后了，心急如焚，必须一步并作三步跑地赶上去。
一手抓陸上和浅海的海洋研究工作，一手抓深海调查船的建造和调查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曾呈奎所长上任伊始，就明确了当前的工作思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组织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调研商讨，拿出方案，向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申请订购一艘海洋调查船。为此，他还带人数度进北京，跑国务院部门，汇报、答辩和解释引进调查船的重大意义。
跑得气喘吁吁，说得口干舌燥，终于把有关领导说动了，国家计委批准中科院从国外引进一艘4000吨等级的海洋综合调查船，还有相关的仪器设备。好啊，胜利在望。曾呈奎所长和海洋科学家十分高兴，期待着佳音传来。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引进调查船项目被叫停了。海洋所的人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另辟蹊径，再起炉灶。曾呈奎考虑到国内造船厂技术不差，想何不发挥自己的能力呢，立即把引船改成造船班子，再次积极运作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此这般地奔走，尽心尽力地呼吁，中科院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终于，1980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拨款，由上海沪东造船厂为海洋所建造两艘性能先进的海洋调查船。
经过一年的精心打造，两艘新船于1981年正式下水了，分别命名为“科学一号”和“科学二号”。其中“科二”轮转给兄弟单位使用，而“科一”轮则成为海洋研究所的远航调查重器。
它总长104米，吃水4.9米，排水量3324吨，经济航速15节，续航力8000海里，配备先进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高分辨率電子显微镜、光谱仪、能谱仪、电子探针、X光衍射仪、元素分析仪、数字地震仪、旁侧声纳和浅地层剖面仪、CTD系统、水文测量和浮标系统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近百台，是一艘以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为主，兼作综合性海洋调查的科学考察船。
这一来如虎添翼，我国海洋科研具备了走向远海的能力。
“科学一号”轮承载着海洋科研人员耕海探洋，唯实求真，多次担负国家“863”“973”高科技计划任务。远征太平洋，几度过赤道，在深海科研、国际合作等项目中，显示身手，采集了数以万计的科研数据。其中，物理海洋学家、研究员胡敦欣课题组是使用这艘科考船取得显著成果的典型代表。
胡敦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青岛即墨人，祖祖辈辈务农。他从小好学上进，1956年考上了山东大学海洋系，成为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被著名的海洋地质专家、海洋研究所的毛汉礼博士录取为研究生，从此走上了研究物理海洋之路。
多年后，他说跟着毛先生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无旁骛、专心治学。因为年轻的胡敦欣爱好广泛，绘画打球都能来两手，毛汉礼曾语重心长地说：“做研究工作，你屁股上长尖不行，那坐不住。应该像有胶水一样，沾在椅子上！”
此话振聋发聩，胡敦欣永远记在心里，不但牢牢黏在研究室的椅子上，还牢牢沾在了科学考察船上……
说到这里，有必要隆重介绍一下他的恩师——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毛汉礼先生。这是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海外归国、创立了新中国物理海洋学的功臣。可以说，他是可以与童第周、曾呈奎、张玺等海洋科学奠基者相提并论的科学家，学问精深，治学严谨，成果丰硕，著述等身。除了前边提到的主编了100多万字的《全国海洋调查报告》，他还先后撰写了《黄海综合调查报告》《中国海的温盐跃层》《海洋科学》《东海北部的一个冷涡》等专著和论文，培养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弟子学者，推动了物理海洋学的快速发展。
二十世纪初的1919年，正是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毛汉礼出生在浙江诸暨枫桥镇毛家园村。诸暨是古越国美女西施的家乡，人杰地灵，古有卧薪尝胆的勾践、梅竹宗师王冕，近有科技精英赵忠尧、斯行健等。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出身于豪门，这与后来成为科学大家的毛汉礼颇为相似。毛家世世代代都以农耕为生，依靠几亩水田旱地过日子。父母勤劳善良，生活再困难也要让孩子读书。小汉礼从小知道上学不易，便十分认真努力，但凡考试总是拿到优秀成绩。只用一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初小所有课程，顺利升至诸暨县城高小、中学。
就在毛汉礼读高二时，“七·七事变”爆发，万恶的日寇侵略军依靠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大举进攻。整个华北乃至大半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很多学校被迫停课、迁移甚至解散。战争，击碎了年轻人的求学梦想，一心向学的毛汉礼下决心自修。不久，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竟修完了高中三年级的国语、外语、物理、化学、三角几何、中国地理、历史等所有课程，成功考上了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地理专业。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文明的种子，将各大学纷纷迁移到西南安全地带，浙大也内迁至广西宜山。此地相距浙江千里之遥，且无盘缠费用，这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毛汉礼喜忧参半。天无绝人之路，浙江省财政厅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毛汉礼谋得一个临时工的“差事”，担水、扫地、劈柴样样都干，挣得了一笔收入。眼看入学日期临近了，他背上行囊辞别亲人，一路向西而去。
此时学校转到贵州遵义，日寇一时打不到这里，可是国难民穷物价飞涨，生活十分艰苦。好在毛汉礼兴趣全在学习上，粗茶淡饭能够果腹就行，史地兼学刻苦钻研，年年获得“林森奖学金”，深得老一辈气象学家竺可桢校长赏识。不料，竟因此触犯了“众怒”。他的夫人范易君是大学同学，回忆起这段往事忍俊不禁：
“汉礼用功苦读，脑子里想了很多问题。每当老师讲完课后，他总是不停地提问。老师说他提得好。可有些同学却讨厌他：‘怎么回事，都下课了，你还没完没了，耽误我们吃饭！’呵呵……”
1943年，毛汉礼获学士学位毕业了。经由老校长竺可桢推荐，受聘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四年后，他参加了国民政府公费留学生招考。根据此前学科背景，可供选择的专业有地理、气象、海洋三项，许多人积极报考地理、气象学。而来自浙江的毛汉礼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洋学。考试成功后，他于1948年8月启程，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深造，从而一辈子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
这样的莘莘学子，成绩一定是优异的。毛汉礼于1950年获得海洋学硕士学位，一年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大洋彼岸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和许多海外学子欢欣鼓舞。尤其听到了先期回国的科学家发出的热情呼唤：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是已任美国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返回祖国时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的一封公开信，显露出一颗爱国爱家乡的赤子之心。
这极大地激励振奋了毛汉礼，学业结束之后，他当即提出申请回国。不料，就像钱学森的回国之路一样，美国政府以“中美在朝鲜正处于交战状态”为借口进行阻挠，不予办理相关手续，使他久久不能成行。
为了等待时机，毛汉礼一边在斯克里普斯海洋所工作，一边聘请律师，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利。他状告美国移民局：“你们这是破坏家庭、侵犯人权！”这场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历时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也想方设法，通过国内家属，写信向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请求国家援助。
机会终于等来了。1954年夏，美英中苏法等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國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想到包括钱学森在内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便有利有理有节地与其交涉。几番斗争与协调，美国才不得不解除禁令，批准毛汉礼等人离境回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在毛汉礼准备启程之时，台湾方面找上门来：“请毛先生到台湾工作，一切待遇从优。”
这是建国初期一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毛汉礼如同当初曾呈奎教授似的——妻儿都被接到台湾去了，仍严词拒绝对方的拉拢，留在了大陆。此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回应：“我为什么要到你们那里去？我的祖国是新中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都在大陆，我是坚决不会到台湾去的！”
若干年后的1985年，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的毛汉礼，应邀访美再回母校加州大学，当年的同学和朋友见了还问：“经历了文革磨难，有没有后悔过回去？”他响亮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母亲。祖国再穷，孩子也不会看不起她或者不要她。我要为母亲效力。我还要动员我的学生们学成之后都要回来报效祖国！”
毛汉礼回来了！这是一位重量级的海洋学专家。当年的校长老师、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了解他、器重他，亲自与童第周、曾呈奎联系将其安排到新中国唯一的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海洋研究所前身），任副研究员，创建领导海洋环境组工作。后来陆续晋升为海洋研究所物理海洋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大海在奔腾欢笑，高山在挺胸昂首，学有所成年富力强的毛汉礼豪情满怀，决心倾尽全部聪明才智，为欣欣向荣的祖国奉献一份赤子之心。他在海洋科学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雄厚的理论基础，留美期间就与日本海洋学家吉田耕造合作研究上升流理论，取得过引人注目的成果。如今在国家制订海洋科学规划时，他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同时身体力行带队出海考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于中国海的调查方法，为我国海洋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全国海洋普查胜利结束之后，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扩建为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所，毛汉礼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由他领导的海洋环境研究室的海洋化学、地质地貌和情报资料3个组划出去独立建室（后来又将仪器组也划出去独立建室），将其余部分建成物理海洋学研究室，下设水团、海流和混合三个实验室，率领管秉贤、任允武等开展“黄东海环流（海流与水团）”中心课题的调查研究。
有理论又有实践，既组织科研攻关又取得科研成果，这就是毛汉礼们的特点。经过三四年的调查研究，他与管秉贤合作的关于黄东海海流系统的论文发表了，第一次公布了由中国人描绘的整个黄、东海的冬夏两季海流系统模式图;他和任允武等首次应用大面积同期资料，详细阐述了冬夏两季黄东海的水文特征与水团分布，并第一次应用T-S多边形混合百分比法定量地分析了黄东海的水团，说明各水团之间的混合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他主持了院所重点课题“黄东海大陆架综合调查研究”和“黄东海环流结构与海气相互作用的研究”。在他领导的这两项研究中，共完成重要论文报告30余篇，其中“东海环流结构中的两个主要分量（长江冲淡水及东北部气旋型涡旋）”和“黄东海水文物理学的调查研究”分别获得了中国科学院1985年重大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与此同时，毛汉礼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他曾大声疾呼：“要出高水平的成果，必须有高水平的人才。”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于海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所以他特别强调培养海洋科技人才，重点应放在建立一个专业配套的科学集体上，尤其应注意对“学术带头人”即“将才”与“帅才”的培养。几十年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点不亚于科学研究，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其中，秦蕴珊、甘子钧、金翔龙、袁业立等人均各有建树、成就斐然。不用说，前面提到的胡敦欣也是毛先生“得意门生”的典型代表。
公元2018年仲春的一天下午，我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环流与波动实验室大楼上，与年已八十有二的胡敦欣院士倾心交谈。首先他办公室里的书橱吸引了我，里面满是中英文的专业图书，以及工作照片和获奖的奖牌证书等。
我走到近前仔细观看，情不自禁对这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老科学家充满了敬佩之情，也就更加渴望了解他献身于海洋科技的人生之路。正是太阳西斜之时，秘书家中有事，他让她提前走了，拿出一盒新茶，亲自为我倒水说：“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我的学生从杭州寄来的，咱们品品。”
“好的，谢谢！”我们坐下来。我说作家采访与记者不一样，不是答记者问的类型，而是朋友般地漫谈聊天。显然，这一下拉进了距离，难得浮生半日闲的胡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我就是咱们青岛即墨人，原来是县级市，现在划区了，1936年10月出生，父母全家都在家务农。我小时候上面有四个姐姐，男孩我是老大，爷爷喜欢常带着我玩。他愿意帮助人，是村里的大善人，对我教育帮助很大。那时晚上很早就睡觉了，躺在炕上就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年轻人为了赶考，头县梁锥刺骨的，给我印象很深，从小就知道要努力刻苦才能成功。
到了上学年龄，开始在村里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考上了高小，离家有十公里左右，我每天早上起来揣着地瓜去，中午不回来接着学习。高小还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力报考县城的信义私立中学，就是现在的即墨一中。报名费没有，怎么办？我上地里捡子弹壳，那是铜的，到城里卖了钱，报上名还买了一支钢笔。考完试感觉不错，高兴了，拿着衣服当旗帜挥舞，一溜烟地跑到家，结果一看钢笔没了，找了老远也没有找到，沮丧了好几天。后来得知考上中学了，才有了笑模样。
1956年我准备参加高考时，校长知道我爱好打排球篮球，身体素质好，动员我先参加飞行员招考。给家里一说也都支持，那天团县委派人带着我和另一个学生去了济南检查身体。记得正是夏天，很热，等待时我们到大明湖去玩，吃了两根冰棍。没想到晚上闹肚子，吃了药睡了一觉才精神起来。查体时，他眼睛不大行，我在耳鼻喉科下来了。看来这辈子注定不能上天，却与大海结下了缘分。呵呵！
那年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学生们都抱着当工程师、科学家的理想。我们高中三个班150多人，班主任是蔡老师，对我说：“你物理好，应考清华力学系。”我就填了第一志愿。不久，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海洋系派人来了，找到校长把历年成绩单拿出来，挑了几十个数理化不错学生说：“现在急需海洋人才，你们应该报考海洋专业。”当时有个口号：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于是我就把第一志愿改成山大海洋系，一考就考上了。
入学后的海洋系主任是赫崇本先生，讲海洋绪论，很多奥秘我愿意学，成绩一直不错。第二年教学实习，上船，在胶州湾遇到风浪，晕船厉害，有些同学受不了闹着转系，后来整风反“右”，提意见。而我看到图书馆里还有用功的学生，就向他们学，占一块地方坚持学习，不闹腾，各科成绩都是优。1958年下半年全国海洋大普查，抽了我们一些大学生参加。开始在东海舟山，又去了南海在湛江干了一年多，每次出海都晕，吐了再吃，三四天就挺过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乘坐一艘二三百吨的猎潜艇到北部湾调查，遭遇了台风，很危险。艇长跟舰队联系能不能到越南避风？命令不行，必须返航。于是就顶着风走了，风浪差点把船掀翻，铁锚都打掉了，我跟同学们都躺在舱里滚来滚去。第二天到厨房找吃的，一看锅碗瓢盆洒了一地。嗬，可以说，那是我这些年出海最危险的一次。
1961年大学毕业时，我们五个同学报考了毛汉礼先生的物理海洋专业研究生。当时海洋所总部在莱阳路上，复试时有两个没过关，我和另两个同学考上了，从此我一生都得益于毛先生的教诲。办公室是一座二层小楼，毛先生在中间屋里，与我们一门之隔。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本来门上的玻璃刷上一层石灰水，他抠了个小洞，常看看督促我们学习。那时他特别强调业务，看到所里给我安排了个团支部委员，不愿意了，说：“你做研究生的，屁股上长尖不行，应该有胶水，沾到椅子上。”为此，他还专门找到所里党委书记： “别让小胡当什么支委了，他主要任务是学习，将来向科学进军！”
那时我们确实很用功很充实，一天安排三个单元，早晨上班到12点，沿着鲁迅公园小道上去食堂吃午饭，回来接着上下午班。晚饭后到海边上走走，再回所里干四个多小时，有时就到了半夜。党委书记孙自平是很好的干部，他常陪着毛汉礼主任来查夜，看谁偷懒不好好学习。他有气管炎，一上楼就喘气还咳嗽，我们一听就知道：孙书记和毛先生来了！
那时学习风气很浓，全所常考外语。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到了研究所改学英文，全是自学。我买了基础英语，又常向英语好的研究员请教，早晚都在背单词，有一次毛先生推门进来，看到我正学科技简明英语语法，说：“你读读。”结果我一读还有俄语腔，他叹了口气：“哎呀，这回考试你够呛！”我不服气，心里说也不一定。从那就更用功了，买了一本高级语法书，把不会的划上红线，一遍一遍地学、背。我体会文法是骨头，其他是肉，没有骨头学得再多也立不起来。全所英文考试了，我一下子考了前三名。毛先生很高兴，让我给大家介绍学习经验。我说没什么，就是多用功，用心学！
总之，我跟毛先生做研究生，最大的收获就是集中精力，心无旁骛，能够坐得住。后来我当了一届副所长，处理完公务一坐下来，就能专心思考业务，不想其他事情。中午饭后我不午休，上一天班不走，干到7点回家吃点饭，再回来干专业到十一二点。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扎到办公室学习，研究。本来我有糖尿病，中医劝我练练气功，其中讲究专注叫意守丹田。我体会就是专注，贵在坚持，大年初一也练习，不想别的，控制住了病情。如果一天不练两天不练，松懈了，病情就会加重。我悟到业务上、科学上也应该“意守丹田”。
后来我取得了一定成果，当选了科学院院士，这都是与毛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他还有一个学生叫袁业立，学习也很好，当过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所长，1995年的工程院院士。你看，毛先生培养出了我们两个院士，这在导师中是不多见的。
“文革”时他也受到了极大冲击，可志向不移。时光转到了1979年，科學的春天来了，大家都憋足劲搞业务。过去我们所在全国是老大，睡一觉别人都赶不上，现在不行了，十年耽误各方面都有差距。那年组织上安排毛汉礼先生参加访美代表团，他检查出有心脏病，让我代表他参加。一行12人去了美国。当年我42岁，历时一个月在麻省、哈佛、伍兹霍尔，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海边转了一圈，印象是美国太先进了，海洋科学领先世界潮流，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来呢？
回国后，我在毛先生推荐下，受中科院公派又到美国留学三年，选择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我英语还不太过关，大使馆人员说要与美国人住在一起才能练好语言。当时曾呈奎所长的儿子曾天宏也在麻省学习，帮助我找房子，看到一则广告，有个单身老头有房。我们去了一谈，他却说：“我想找个英语流利的跟我聊天，你这个朋友不大行。”我在旁边听懂了，就说：“天宏咱们走，等我学好了英文再来找他聊！”
那时国内每月给300美元，实报实销，一年后增加到400美元包干。有人就尽量节省，省下钱来买几大件。我不，把钱都花上，买书买资料，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野餐郊游，与大家聊天，许多思想火花就是聊天中碰撞出来的，比看论文还丰富，等于交学费了，值得！现在我对我的学生也这样讲，出去利用一切机会好好学，回来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
1982年，我学业结束，导师要留下我继续做研究，但我婉言谢绝了。他问：“你为什么回去，难道条件比这里还好吗？”
“NO！比这儿差。可是我们国家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要回去工作！”
整整一个下午，我凝神静气地聆听着胡敦欣院士的侃侃而谈，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已经故去多年的毛汉礼老先生的影子。
棉兰老潜流
在科学的春天里，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各个专业的科学家、研究员，全都焕发出冲天的干劲和主观能动性，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立志赶上被“文革”耽误的时光，效果显著，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骄人的成绩。
应运而生的“科学一号”海洋调查船，极大地填补上“金星”号、“海燕”号、“水星”号等旧船改造的调查船的不足，为海洋科研插上了起飞的翅膀，从而真正意义上突破了第一岛链的“封锁”。
第一岛链，主要是指位于西太平洋的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中国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中国船舶前往太平洋航行，必须穿过其间的大隅海峡、吐噶喇海峡、奄美海峡、宫古海峡、石垣海峡、与那国海峡，以及巴士海峡和菲律宾南北部海峡等国际水道。它既有地理上的含义，又有政治军事上的内容，尤其冷战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战略”：即利用第一岛链围堵亚洲大陆，驻守海空军事力量形成威慑之势。因为该岛链距中国仅160公里，从这里能够向整个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投射力量。
事实上，岛链对中国主要是航运能力上的距离考验，没有谁能够真正阻止中国航船通过这些国际水道。只是那时我们的海军舰艇和科学调查船性能较差，无法远航至深海大洋，只能在近海沿岸进行防卫和科学研究。“望洋兴叹”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第一岛链再也阻挡不住人民海军和海洋科学家的步伐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科学一号”成为海洋研究所走向远海的“旗舰”，也是唯一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的科考船。它配备了最强的驾驶团队——当年技艺高超的戴力人船长的学生俞锡春担任船长，经验丰富的于建军为实验室主任，还有大学科班出身的朱萱等人当大副二副、轮机长等。
十分巧合，俞锡春与前面介绍的胡敦欣研究员同龄，都是1936年生人。正是他们在“科学一号”上的亲密合作、配合默契，取得了中国人在西太平洋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成果，谱写了极为辉煌的一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八十有二了，但谈起当年来依然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俞錫春是江苏常州人，幼时家境还算过得去，供他上了小学识了字。新中国诞生时，他才15岁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苏南军区当警卫员，因为有文化，调到青岛海军学校4分校学习航海技术。毕业后分配到公安边防部队当航海教员。1958年，在国家进行首次海洋大普查的热潮里，俞锡春与十几个战友来到了青岛海洋研究所担当船员水手。
那时，整个海洋所只有三条旧船改造的调查船，最大最有实效的当属“金星”号，负责黄渤海、东海乃至南海的科学考察，其他为“水星”号和“海鸥”号，多是做港湾水产方面调查工作。俞锡春先在“海鸥”号上当船长，后调到“金星”号上当大副，跟着戴力人船长学到了很多东西。
戴船长脾气好，不笑不说话，技术水平高，总结出一套海洋调查的驾船经验。比如调查船与运输、救捞不一样，总是开赴新的海域，没有现成的航线，每次航行都要全面了解海况、站位，及时应对各种变化。那个时期，他们驾驶着“金星”号，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开拓性的任务：调查生物种群，测量有关海域的温度、盐度，了解渔群回游规律等。在渤海进行石油勘探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还上了“金星”参加调查。
“文革”结束后，海洋调查工作走上了正轨，日益繁重，可功臣船“金星”号与它的首任船长戴力人都老了，不得不退出现役。其他几条吨位小的船舶，无法满足走向远海的需要，建造新船势在必行。俞锡春在曾呈奎所长等领导的带领下，担任造船办公室主任，具体监造“科学一号”。
此时，石油部门把几条1000多吨的勘探船转给了海洋所，组成了“金星二号”“科学二号”，还有下水不久的“科学一号”等为主的调查船大队。俞锡春无论从年龄还是航海经验上，都是这个大队的元老级人物了，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科一”轮的船长，掀开了海洋调查的新篇章。
就是在这个时期，胡敦欣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归来了，两位同龄的海洋人在一条科考船上交集了，同舟共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乘风破浪，在“科学一号”上创造了中国人的奇迹。
此前，我国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近海，而浩大的西太平洋连接着东海、黄海、南海、渤海等四大中国海，根脉相通。“西太”暖池是世界上驱动大气环流的最大热源之一，它的变动不仅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对我国气候产生了巨大影响。胡敦欣通过在美国学习，目睹了国际海洋科学的迅猛发展，萌发了走出中国近海，挺进西太平洋研究暖池效应的想法，并且筹划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动员同行的力量集体攻关。
他的议案首先得到了老师毛汉礼的赞同：“很好，敦欣你大胆干吧！咱们国家是农业大国，有的地方还靠天吃饭，这项研究意义很大。”
“好的，有毛先生这句话，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果然，当胡敦欣与大气、海洋界的科学家一起提出组织调查热带西太平洋环流与海气相互作用的建议时，立即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从1983年开始，“中美赤道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联合调查研究”，以及由海洋所牵头联合6个涉海单位的研究项目“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与年际气候变化”相继启动。中国的海洋环流研究由此从近海走向了大洋。
年富力强的胡敦欣是这两个课题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了项目策划和设计，并且担任首席科学家乘着“科学一号”考察船出海了。实际上，别看他此时还不到50岁，正值壮年，但“外强中干”，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回顾检讨起来，他认为一是加班加点累的，感冒了也不当回事，酿成大病。二是在美国常把可口可乐当水喝，回国后到青岛崂山开会又爱喝崂山可乐，一上午十几瓶还觉得渴。同伴打趣地说：“你老胡真行，喝水都美国化了！”
可有位懂医的朋友大摇其头，严肃地提醒道：“这么能喝甜水，你别是泌尿系统出问题了吧？”
不幸被言中，胡敦欣去医院一检查：三期糖尿病！哎呀，正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呢，怎么病魔找上门来了？胡敦欣心里掠过一团阴影。可他具备山东人特有的坚强，是条硬汉子，没有对单位上讲，只拿回中药一边吃药一边照常干工作。
1986年秋天，中美联合调查开始了，胡敦欣跑到医院找到相熟的医生，要求多开些中药带着。那位大夫闻言大吃一惊：“什么？你不要命了，这么重的病还能出海？”
“哦，我是首席科学家，怎能缺席呢？你给我多开点药，我让老伴全煎好了，装瓶封好，放到船上厨房冰箱里，按时服药不就行了。”
“不行！你的病一是不能耽误服药，二是不能劳累。我警告你，如果出海，后果一定很严重。”
胡敦欣笑笑，仍然软磨硬缠坚持着。其实这些问题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为了来之不易的科考机会，全都置之度外。医生无法，只好提笔开药，特意嘱咐：“不仅仅是按时吃药，还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
出海之前，胡敦欣找了好多葡萄糖空瓶子，洗刷干净，让爱人把药全熬出来，一副一副地灌进去扣好橡皮塞子。同时，贤惠的妻子又买了些瘦肉炒熟了，一点一点做成肉松带到船上，连同中药一同放到厨房冰箱里。每天除了按时服药之外，就是吃饭时抓上一大把肉松加强营养。
“科学一号”如期启航了，胡敦欣迎着海风站在甲板上，一点也看不出有病的样子，俨然指挥若定的将军，又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当时一天要经过十几个测站，也就是说每隔一个多小时就要观测一下。船上带有一台价值十几万美元的CTD设备，专门用来测试温盐深（海水的温度、盐量和深度数据），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
每次设备下海，胡敦欣都要亲自检验，现场监测。到了夜间，他还嘱咐值班人员，一到测站后马上叫他。同事们看他连续几天不眠不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有时就故意不吭声。可胡敦欣竟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到测站就醒，测完后又回到房间接着睡。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好似练就了特异功能。
同事们问他有什么窍门，他神秘地宣称掌握了一个法宝：睡觉特别快、质量好，而且对船的机器震动声非常敏感，不管睡得多么沉，只要到站一停泊，自然就醒了。而后与大家一起忙着测海水温度、盐分、流速等，记录分析各种数据。整整一个月，胡敦欣只有晚上服药时，才记起自己是一个严重糖尿病患者。
此后五年间，每年的9—10月，胡敦欣都会带领团队远赴西太平洋考察，“科学一号”就是劈波斩浪、闯出第一岛链的战舰。因此，他與俞锡春船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在科考船上，首席科学家与船长的配合至关重要。每次出航前要由科考队预先设计、提交航行驻停站位计划。可在实践中会时常出现偶发现象，首席科学家可能会临时变更一下航线。这就需要科考船长的理解与支持。
这次中美“西太”联合调查的海域，是从关岛至菲律宾一线，分别布了众多的点、线观测。那时没有定点浮标装置，只是将船沿着科考队设计的线路一个站位一个点地停泊、观测，而后延伸驶向下一个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线。
“科一”轮不能自主定位，深水抛锚也十分困难，俞船长亲自操盘，不停车，不断修正位置。这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成本，有风有流，使船不断地复位，一个小时就耗费成吨的油料。俞锡春便与大副、“老轨”等船员想办法，找一条2000多米长的钢缆接上锚链，在平均这片1500多米深的海域里，可以把铁锚扎到海底系留住，保证科考作业时间。
一天风浪特别大，把锚挣断了。俞船长他们赶快抢险稳住船身，蹲在甲板上又琢磨出一招：换成小一点的铁锚，刚刚抓住地，风大一点可以随风移动，不至于断线。而同时参与的美国船只就不行了，只能随波逐流。他们很奇怪，在关岛补给时专门来问：“船长先生，在那个深度里，你们‘科一’轮怎么能站住呢？”
“这没什么保密的，就是动了动脑子，把锚链接长了，呵呵……”
老外闻言恍然大悟，伸出大拇指，连连表示佩服。
毋庸置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人是有勇有谋有大局观的。有一次前往某个海域调查时，科考队发现一个原本不在计划中的新情况，感到如果再增加一个站位观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胡敦欣找到俞锡春船长商量：“老俞，咱们能不能调头跑一下，到这个区域停一天？”
“这个……”按说这已超出预定方案范围，况且那片海域航线非常陌生，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果是外国调查船的船长，简单一个字就给打发了：NO！可俞锡春只是稍一沉吟，便爽快地做出了决定：“没问题。只要有利于科研，我们全力配合。”
随后，他叫来大副、二副根据科学家要求，精心设计航线，顺利完成了补充观测。
几年间，他们就是这样同舟共济、相辅相成，利用“科学一号”出色的表现，完成了许多科研课题，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菲律宾南部调查时，胡敦欣团队确认从热带东太平洋向西运动的海水（温度在20度左右），到了菲律宾分成两支，向北流向中国、日本，形成“黑潮”。它携带着热带暖水一直北伸到日本岛南端，再折向东形成影响我国和东亚乃至世界气候的副热带环流，而向南去的则流往印度洋方向。
他带领团队的崔茂常、曲堂栋、王凡等人牢牢抓住这一现象，在几个站位用绞车把CTD系统放入海里，在不同深度、不同时间测量水温、密度、流速等，再反复计算各种数据，最后确定这是一支与上层流向相反的潜流，因为是在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岛附近，命名为“棉兰老潜流”（最大流速可达30cm/s，平均流量近世界强流黑潮的一半）。这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赤道潜流以来，热带西太平洋环流的重大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并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承认的洋流。
它披露了西太平洋次表层潜流系统的存在，改变了关于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三维结构的传统认识。国内外许多海洋学家以及美国PBECS实施计划，都在所绘的海洋环流图中清楚地标有“棉兰老潜流”。它的发现改变了有关太平洋西边界流动力结构的传统认识，是西太平洋环流动力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之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海洋学家，纷纷加强与胡敦欣团队合作，深化研究这个课题。陆续又在“吕宋”（北赤道一线）、“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发现了潜流现象，加上前边提到的“棉兰老潜流”，西太平洋上一共有三支潜流。论文发表后，在业内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是，胡敦欣教授的病情却加重了，让夫人和亲朋好友揪心不已。好在完成这次调查回来后，他听凭那位老中医的话，一边服药治疗，一边生活工作上注意，还坚持每天早上到海边练习一个小时气功，风雨无阻，节假不断。他总结道：“有些病无法逆转根治，但可以控制，只要不发展下去，就可长期共存，不影响科研事业。”同时他还把“意守丹田”用在了科研上，去除杂念、专心致志才能取得好成绩。
2000年，在海洋环流与波动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胡敦欣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更令人高兴的是，他像他的老师毛汉礼先生一样，带起了一批人才、一个团队！胡敦欣辛勤培养出来的一批中青年专家，陆续获得了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海洋科学家，利用“科学一号”科考船完成了多个考察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为中国海洋科研事业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和地位。
不过，对于浩瀚的深海大洋和深邃的海底世界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海洋科研领域，呼唤着更为先进更为高超的科学考察船，为科学家和科研课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