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赵老师
1971年清明節过后，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走进了尚在村内的宋家沟小学。他穿一身黄军装，身后背着方方正正的铺盖卷儿，因为没有帽徽和领章，一看就是退伍军人。他向我们说，他叫赵玉恒，公社教育组派他到这里任教，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介绍信。我们看看，上面盖着公社教育组的大红章子。
经过交谈，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位赵老师26岁，是本公社后刘王庄人，1964年考入临沂师范，1968年参军，在部队干到副排长，因为当工程兵落下胃病，不得不转业，回本县加入了教师队伍。来宋家沟之前，他刚刚结婚。
因为他在临沂师范上过学，并且当过解放军，我对他很崇拜。他的一言一行，在我的心目中都不同凡响。他走路，保持挺拔的身姿，上身躯干不动，只动胳膊和腿。他住在学校办公室，我们每天早晨到了那里，都会看到他的铺盖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一般。他洗衣服的方法也很特别。我们都是将肥皂往衣服上搓，他是用身上带的小折叠刀将它削成薄片撒在盆里，然后反复揉搓，弄出一盆白沫。他吃完从家里背来的煎饼，从公社粮店买来米面，自己做饭吃。他竟然什么饭都会做，有时候一天包两顿饺子。他在办公室墙外的小棚子煮饺子的时候，引得一些学生探头观望。
他教五年级，包班。学校大院里教室有限，五年级在校门外街南面的两间破屋里。因为门朝北，上课时木板门不能关闭，我在我的班级里上课，能听到赵老师讲课的响亮声音。有的五年级学生下课后对我说：“赵老师讲课，真管！”“真管”，是真好的意思。
赵玉恒不只是讲课“真管”，唱歌也“真管”。有一天，他在五年级教室里引吭高歌，院里的几个班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们无心听课，我也讲不下去，因为他的歌声实在是出类拔萃。他嗓子不光响亮，还能发出美妙的颤音，跟广播喇叭里的歌唱家有一拼。我四叔是个粗汉，路过学校时听到赵老师唱歌，对别人说：“再硬的心肠，一听他的歌也软了。”
那天他教给学生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歌人人都会唱，但他教给学生的是另一种曲调，有新疆风味，婉转动听。那个年代，诞生了许多具有民族风味的革命歌曲，如维吾尔族的、藏族的、蒙古族的、佤族的等，大家觉得“洋气”，竞相传唱。我也是这类歌曲的热爱者，下课后，便让赵老师抄给我歌谱，他立即连谱带词抄给了我。我照着谱子哼唱，很快也学会了。
当时，我们学校各个班级虽然都安排了音乐课，但老师们没有一个会唱的，到了这堂课，便让学生上自习。赵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大为惊讶，说一所学校怎么能听不到歌声。他说，我给大家上音乐课。于是，他又去别的班教歌。他到哪个班，哪个班便是一片红扑扑的小脸，一片响亮的歌声。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新来的赵老师唱歌好听。团支部的干部也来找他，让他教青年唱歌，他热情应允，在晚上教给上夜校的年轻男女。进而，公社派驻宋家沟的整党工作队也来找赵老师，让他教党员唱歌，党员们也跟着赵老师放开了嗓门。
那个春天里，赵玉恒老师给宋家沟带来了温煦的春风。
此时，宋家沟小学已经决定建设新校。前几年，孩子出生较多，现在他们陆续进入学龄，而宋家沟小学的几间教室根本装不下。1971年初，贫管组长宋家美和教师组长宋家星商量了几番，决定建设新校。他们向三个村的书记提出建议，书记们坚决支持。位于村庄东岭的一片宋氏家族墓地被铲平后，就被选作学校新址。贫管组长宋家美整天忙于这件事情，找村干部商量事情，筹款筹料。
赵玉恒来了之后，也参与建校事宜，他出的一些主意，得到宋家美的高度认同。宋家美向人讲，新来的赵老师不简单，有点子，有魄力，不愧是在部队当过排长的。等到新校建起来，有他负责，咱们宋家沟小学就厉害了，就等着出人才吧。
这时，赵老师向学校贫管组提出，学校应该配备一件乐器。贫管组同意配置，让赵老师自己去买，回来凭发票在建校经费中报销。赵老师就骑上大队的自行车去了临沂，回来时，身后背着一把十分漂亮的二胡。这把二胡通身棕红，闪着光亮，顶端的弯头还有象牙色的薄片。我们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十九块六。”
我们让赵老师拉一下听听，他往椅子上一坐，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垫于左腿，将二胡端放，扯动弓子，琴声就像一条清亮的丝线让他扯了出来。他一手推拉琴弓，一手揉动琴弦，为我们演奏了一曲《赛马》。除了在广播里，我在现实中还没听过这么优美的二胡演奏。
从此以后，赵老师再教唱歌，都是在教上两遍之后，就用二胡拉一句，大家随即唱一句。等到大家都会了，他则用二胡拉上两句“过门”，让大家合唱。这样的效果，简直与演出差不多了，让学歌者激动异常。
然而，二胡的价格却让书记们难以接受。一村书记宋世前和我父亲在一起议论：“一把二胡，怎么能花十九块六！”说罢，二人都“啧啧”地咂牙花子，表示心疼。但是咂完牙花子，还是同意报销发票。
有一天，长着络腮胡子的学区校长刘玉合来到宋家沟小学，说公社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宋家沟小学在许多方面比较出色，尤其是贫管组建设学校的事迹很突出，应该到会上做个典型发言，发言材料要抓紧写好。校长走后，我们推举赵玉恒作发言人，但他说，他初来乍到，以前的工作不是他干的，没有资格发言。别的老师就让我去，我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下来。但我不会写发言稿，就央求赵玉恒代写。他说，你应该自己写才对。我说我真是不会写，你帮帮我吧。经我反复央求，他终于点头答应。那天晚上，我向他介绍学校的有关情况，他一边听一边记，眉头紧皱，看样子是生我的气。第二天，他把发言稿给了我，我发现，他的字十分漂亮，稿子也写得头头是道。等到公社开会，我上去念完稿子，下来坐到赵玉恒身边问：“我讲得怎么样？”他微微一笑：“就是念念稿吧。”
这件事，让我几十年来每次想起都会脸红。十六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作胸无点墨，什么叫作浅薄无耻！
知耻而后勇。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学会写稿子，再不能容忍这种以别人心血满足虚荣心的恶劣行径。
过了两个多月，赵玉恒接到通知，让他参加在县里举办的教师学习班，并且是相沟公社的带队人，他就打起背包，暂时离开了宋家沟小学。他的离开，让我惘然若失，同时又有点小兴奋。兴奋的原因，是我可以借机学习二胡。
我十四岁辍学割驴草，闲下来的时候，用一本从我三姨家拿来的《革命群众歌曲选》反复揣摩，自己学会了简谱。得寸进尺，我又想拥有一件乐器，将那些谱子演奏出来。但我到公社商店看过，二胡是两块二一把，贵得让我不敢想。笛子是三毛六一支，父母肯定没有“闲钱”让我用于这种不顶吃不顶喝的行为。我想，先做一支假的吧，就爬到柳树上砍下一段树枝，截出一段，剥掉皮，用墨汁划上吹孔、音孔，举到嘴边练习。心里响一个音符，手指相应地做一个动作。练过一段，许多曲子都能“吹奏”，只不过，曲子是响在心里的。那支实心笛子，陪伴了我的一段少年时光。二十多年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实心笛子》讲这段故事，临沂电视台拍成单本电视剧，曾在央视和多家电视台播放过。
赵玉恒老师来宋家沟，让我有机会亲近真实的乐器。他买来二胡之后，我曾向他请教怎样拉，他手把手地教我。但我拉得实在难听，用父老乡亲的话说，是“杀蛙子”，意思是弄出青蛙被杀时的凄惨声音。我不好意思“杀蛙子”，只好满怀钦羡地听赵玉恒演奏。他离开宋家沟，这把二胡闲置下来，别的老师不感兴趣，我就去县城书店买来一本《怎样拉二胡》，有空就放肆地操练。
我学二胡多在晚上。因为赵老师不在，应该有人护校，我就和宋家壮在那里睡觉。宋家壮当时是临时代课，因为宋家星参加村里的整党，学校缺人。我们二人通腿，合盖一床被子。每天吃罢晚饭，教罢夜校，我俩就去办公室看书，备课。备完课，我就从墙上取下二胡“杀蛙子”。宋家壮不堪忍受，往往早早上床，用被子捂住脑袋。我在不知杀死了多少只“蛙子”之后，才让音符去和谐地振动空气和人的耳膜。后来，我拉二胡的时候宋家壮不再蒙头，而是坐在床上倾听，还不时夸奖我两句，说我拉得越来越好。
宋家壮憨厚老实，微黑的长脸上经常挂着腼腆的笑容。他有歪头的习惯，常将脑袋向右偏离身体中轴线。1969年春天，圈子小学办起初中班，辍学两年的我俩，约好再作同学。然而入学第一天，他走到圈子村外，眺望西岭上的那所学校，突然止步不前，脑袋歪得更加严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俺不想上。”将头一扭就往回走。我试图拉住他，他竟然歪着头飞跑回村。后来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不去上初中，是因為1967年他曾去圈子村散发红卫兵传单，而传单上的内容与该村红卫兵的观点对立，被人家追骂。1971年春天，我俩躺在宋家沟的一张床上拉呱儿，说咱俩一个上了四个月初中，一个连一天也没上过，都来当了老师，实在是想不到。再想想那些同学，已经初中毕业，接着念起了高中，还没能当上老师呢。说着说着，二人既感慨又心虚。
不过，我俩都爱学习，都在进步。有人说，歪头的人爱琢磨事儿。宋家壮很快琢磨会了教学方法，将课上得像模像样。当整党运动结束，宋家星再回原来岗位，因为学校缺教师，就让宋家壮留任，成为在册的民办教师。但是，他也像我一样，在学生面前欠缺威慑力，面对调皮学生“干气干鼓”。四十年后，我在日照遇见一个宋家壮教过的学生，他说还记得一个细节：宋家壮老师让学生气坏了，弯腰脱下用汽车轮胎做的土凉鞋，在教桌上“啪啪”地摔打。
快放暑假的时候，赵玉恒从县里回来了。老师同学欢欣鼓舞，都以为他会在我们这里接着干下去，然而他说，上级调他到县教育局工作，他要与大家告别了。说罢，就去收拾留在学校的私人物品，装进一个大大的网兜。
去县教育局工作，这在我们眼里等于进了天堂，我们为他高兴，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把他送到学校后边的河边，我提着他的网兜继续送，一直送到村外北岭。我问他到教育局干什么，他神秘地笑一笑：“我可能要到更远的地方。”我问：“到哪里？”他又一笑：“现在不能说，反正很远很远。”
说罢，他让我留步。我站在那里，目送他远去的身影心想，这人了不起，有本事，我要向他好好学习。
十一年后，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再次见到了赵玉恒。他当时是县人大常委会的秘书。我和他在一起交谈，才知晓当年那件事情的下文：上级要选拔一批优秀教师，经过培训，派到中国驻外使馆工作，教外交官子女学习中文，而且可以带家属同去。临沂地区分到两个名额，赵玉恒被选中。正要集合培训时，有关部门却又取消了这个做法。他在莒南县教育局工作了几年，被调到县计划委员会，接着又到了县人大。
1984年，赵玉恒被破格提拔为刘庄乡党委书记，几年后调任县纪委副书记，后来又担任县委党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为副县级。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同时又有一些书生意气，讲话富有文采，成为全县干部中极具个性的一个人物。他平时创作了许多诗词，1999年结集后嘱我写序，我恭恭敬敬写了一篇：《逸兴壮思 一腔真情——读〈赵玉恒诗词集〉有感》。
八、大仿课
我十六岁那年，二弟赵德富成了我的学生。他比我小一岁，之前一直在家干活。
在那个年代，庄户孩子并不是人人都能念书，父母恩准某一个去上学，会留下其他孩子帮忙做家务。我六岁那年秋天，因为整天和我在一起玩的五叔去插班念书，我离不开他，就抱着一个小板凳跟在了他的后面。因不够年龄，老师不给安排座位，我就靠着五叔坐在课桌一头。我俩入学时，语文课已经学到了第9课，内容是四个字：“米面豆子”。
我成为全日制小学生，二弟到了入学年龄就没能上，因为家中锅灶每天消耗大量柴火，父母让他下地拾草。比我小四岁的大妹妹德兰，到了年龄也留在家中，照看二妹和三弟，帮母亲烧火做饭。他俩也想念书识字，但父母只允许他们上“耕读班”，在早上或午后去学上一会儿。
我刚当民办教师时，上级要求普及小学教育，具体做法是：招足适龄生，动员流动生，控制降级生，拉大班容量，提高师生比。我们几个老师分头行动，拿着适龄儿童名单，一家家走访，一个个动员。有的一说就成，有的连跑几次也不行。家长理由多多，有的说，家里离不开；有的说，上学没有用；还有的担心，孩子上学会“学滑了”，不想再干活。还有一些孩子在外头玩野了，视学校为牢笼，坚决不去。有一个男孩，我去他家动员了好几趟，他一直说上学没用，小嘴叭叭的，口才良好。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到了学校。这学生脑子好使，后来考上南京纺织工业大学，成为宋家沟的首批大学生。他曾向我当面致谢，说如果不是我当年的苦口婆心，他就不会上大学。然而，他上完大学分到青岛一家工厂，婚后有了孩子，骑车带着尿布去单位的锅炉房里烤，途中被汽车撞死。我听到这个噩耗，心痛不已。
我身为教师，对没入学的弟弟妹妹不能熟视无睹。我对父母说，应该让他们也去上学。但父母说，都去上学，家里的活谁干？二弟此时上学的愿望十分迫切，一再央求父母，说放了学再去拾草。父母终于答应了他，他就在十五岁那年秋天入学，到我教的三年级插班。
三年级下学期的算术课，学多位数的除法，二弟虽然会背“小九九”，但不会写除法算式。我见他作业做得一塌糊涂，就在课堂上将他狠狠批评了一通。那天中午放学后，一家人吃饭唯独缺他。我出去找，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一处无人居住的残破院子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墙角，哭得十分伤心。我此刻也感到了内疚，就向他说，我不该当众批评他。然后从地上拉起他，带他回家吃饭。后来，二弟发奋努力，恶补以前缺失的课程，一有不懂的内容就问我，问同学，很快跟上了课程进度，成了一名优秀学生。那时，学校学习部队建制，将班叫排，班委会称排委会。我在我保存的笔记本上发现，这年秋后班级改选排委会，全班35人，二弟得34票，原来的排长宋家旺得33票。二弟得票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老师是他亲哥；第二，他在三年级中年龄最大；第三，他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同学的认可。我让正读四年级的宋家旺继续担任排长，让二弟当了副排长。
二弟读完小学，又去圈子村读到初中毕业。我大妹妹德兰，却一步也没跨进全日制学校。她脑子其实很好使，记忆力特别强，说起家里、村里过去发生的事情，她把时间记得准确无误，让我很是佩服。她一直在本村干农活，后来嫁到三里外的殷家沟，到另一条山沟里过庄户日子。好在她的两个儿子都聪明，先后考上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但是，对她没能上学的事，我们兄妹四个一直记在心上。2013年春天，我父母一齐生病，需要儿女伺候，德兰伺候了几天，孙女在济南出生，她去那里看护。此后的两年间，我们兄妹四个轮班，先后把二老送走，谁也没对德兰的缺位有半句怨言。
二弟喜欢毛笔字，看到谁家门上贴有对联，便会站在那里观赏，还伸出手指摹写、比划。我当上民办教师的第一个春节，三姨一家到我姥娘家过年，三姨父为我家写了春联。拿来贴上，发现有一联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用行书写的。二弟问我：“那是什么紫，什么红？”我端详了一下，只好实话实说：“我不认得。”二弟讥笑我：“你不认得字，怎么当老师？”
不认得字的哥哥，却在这年秋天当了他的老师。二弟除了拼命弥补以前没学过的知识，还一心想学毛笔字，对我说，人家五年级有大仿课，咱们怎么没有？这话戳痛了我的软肋。按规定，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要开大仿课，学习毛笔书法。但我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就没敢开这门课。听二弟这么说，我想，念小学的时候我上过大仿课，辍学后在家经常练习，开就开吧。
大仿课，要给学生提供描红用的字帖。让谁写呢？我那时特别爱面子，不好意思让别的老师代劳，就抽空裁出一些十六开的白纸，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写了一张又一张。每一张写十来个字，都用楷书。写够三十五张了，我向学生宣布，星期三下午要开大仿课，让他们买毛笔和墨汁，还要买纸订一个十六开的本子。
到了这节课，我讲了握笔姿势和运笔方法，就把我写的字帖发给学生，让他们照着描。学生们描，我来回巡视，发现哪个学生姿势不正，或写得不好，就手把手教，煞有介事，诲人不倦。
一堂大仿课上完，学生交上作业。我拿回办公室一一审阅，看到哪个字写得好，就在旁边用紅墨水划上一个圈，以示嘉奖。
下一周再上这课，我总结上堂课的情况，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接着让他们继续描红。意想不到的是，我走下讲台巡视，发现有一些学生用的字帖不是我写的，上面的中楷圆润、娟秀、挺拔、整齐，比我写的要好上十倍！就连我的亲弟弟，也没用我写的字帖！
这是对我的否定与羞辱啊，比喊我的小名还要严重。我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不敢再在课堂里来回走动，而是坐在讲台上假装看书。等到下课，学习委员把作业收上来，我抱回办公室里放着，觉得那是一大摞批判稿，每一张都在批判和控诉我这个老师的假冒伪劣。
这个字帖是谁写的？我稍加端详，便猜到了一个人，那是退休校长宋世贵。我见过他写的字，就是这个样子。他儿子宋家快，在我教的班里上三年级。
放学回家，我问二弟：“那字帖，是宋家快叫他大大写的？”
二弟说：“你写的字帖不好，有的同学叫宋家快找他大大写，他大大就写了。我也叫他写了一张。”
见我脸色难看，二弟说：“你写的就是比不上人家的。”
我只好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留下宋家快，对他说：“俺老姥爷的字真好。”
宋家快长着一张小白脸，此时却变得通红。他咧咧嘴说：“有些同学，非要俺大大给他写……”
我说：“你叫他多写，咱们全班都用他的。”
宋家快看看我的脸色，发现了我的诚恳，就点了点头。几天后，他拿给我一大摞。
此后，我教的大仿课，学生都用宋世贵写的字帖。我自己也用，有空就从学生作业本里抽出一张，心悦诚服地读帖，一笔一划地摹写。
二弟上学后认真练习书法，毛笔字越写越好，很快超过了我的水平。他四十多岁从日照一家工厂下岗，春节前夕写了大量春联，到集市上摆摊卖，竟然也能换来一点收入。
九、县里的大会
1971年中秋节前夕，莒南县城里，每天早晨天色未明，就有两千多人在大街上跑步。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服装也不统一，以上百人为单位，排成两列，在领操者的带领下喊着“一、二、三、四”一直跑。法国梧桐的落叶，在他们脚下“簌簌”作响。跑上二十分钟，回到莒南第一中学的学生宿舍，进入“天天听”阶段。大家坐在各自的床位上，从六点半到七点，一气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中学生宿舍都是双层架子床，几十张床排在一起，像当年绑在赤壁江面上的曹营战船。我坐在一个上铺上，心中充满战斗豪情。因为，我参加的是“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和大家一起学习中央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部署。
那一年的4月15日到7月31日，长达三个月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如“工宣队”、“贫管会”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等。
这个座谈会结束后，山东省开了25天的会议来学习、传达，莒南县与会者回来在本县开大会，那就到了9月中旬。县里通知，每一所学校都要有一名代表。正是秋收大忙时节，有家口的老师事多，就让我代表宋家沟小学去参加会议。那时，相沟公社没有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我背着一床旧被子步行40里路，带着脚板上的多个血泡，踏进了莒南一中的大门。
县一中，是我心中的圣地。我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一中是大学生的摇篮，一般学生考不上，考上了也供不起，所以，直到1971年，宋家沟无一人在一中念过书。我到那里发现，教室那么多，礼堂那么大，操场那么广阔，心想：北京大学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次会议，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参加会议的2074人，编成16个连，153个排，排以下还有班。连有连长，排有排长，班有班长。我们每天五点半起床，接着出操。相沟连的领操老师叫卢洪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虽是民办教师，却受重用，每天含着一把铁哨子，领我们到大街上跑一个来回。早操之后是“天天听”，听罢吃饭，饭后八点到九点是“天天读”，集体学习与时事政治有关的材料。九点之后开会，午饭后开会，晚饭后开会或者观看文艺节目，九点熄灯睡觉。
第一次集合开大会，是去县委大礼堂。那是一排特别阔大的平房，在一个独院里，里面排满木连椅。两千多教育工作者坐不开，有一部分人只好坐在院里听大喇叭。我们相沟去的有幸坐在里面，见识了礼堂里的宏大场面。
我保存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次大会的议程：
16号上午，县教育组长刘东祥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午讨论。
17号，学习讨论，晚上看越南电影《森林之火》。
18号，上午学习讨论，下午大会批判。
19号，上午中会批判，下午小会批判，晚上看现代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
20号，上午听解放军樊政鲁科长传达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杨得志司令员讲话，下午学习讨论。
21号，学习北大、清华先进经验，晚上看武术。
22号，大会交流经验，晚上看红小兵表演。
23号，上午中会交流经验，下午小会交流经验，晚上看电影《看不见的战线》。
24号，上午听樊科长传达中共山东省委文件，下午小会讨论，晚上看《红色娘子军》（现已记不清为何要看两遍这部电影）。
25号，学习讨论，晚上看京剧《智取威虎山》。
26号，上午听樊科长做形势报告，下午讨论，晚上看县宣传队表演。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军人介入会议。第一天开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气场十分强大。部队有一位樊科长，在大会上三次登台，两次是传达上级重要文件，一次是做形势报告。有一个文件，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山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记得，樊科长的形势报告，讲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把毛主席看作心中的红太阳，自觉学习毛泽东思想，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毛主席语录》供不应求。全世界人民都覺醒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撼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帝修反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听了热血沸腾，频频鼓掌。
第二，是教育革命的一些举措。学习《纪要》，得知两个“估计”，让十六岁的我十分震惊。我想，这十七年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教育部门怎么会不贯彻执行他的教育路线呢？怎么会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呢？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也太可怕了。教育革命，真是不搞不行呀。
会上，还学习了一些教育革命的典型材料。有一份材料，是讲北京大学如何搞教育革命，“工宣队”怎样把握革命大方向，一些优秀的工农兵如何昂首阔步走进北大，搞“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材料中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位矿工，一天学也没上，却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他正在井下采煤，接到通知，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跑出矿井，洗了洗脸上的煤灰就去上大学。到了北大，老师写了个算式“1+1”，他读作“一拾一”。但是，老师并不因为他文化程度低而歧视他，而是耐心为他补课。与会人员学到这里都很吃惊。有人说，时代真是变了，不识字也能上北大了！我听后则想，我的文化程度比那个矿工要强，照这样看来，我也有机会上大学，只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今后我要好好工作，努力创造条件。
第三，是会议伙食很好。一日三餐，都是以班为单位去食堂领，一盆菜，一盆饭。各班在宿舍外面各找一处空地，八九个人围成一圈蹲下，将各自带的碗放在菜盆周围。班长执勺把菜分完，大家从另一个盆里拿起馒头，或挖来米饭，就着菜吃起来。我在家长年吃地瓜或地瓜干做的煎饼，到这里吃白面馒头，吃大米干饭，觉得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当然，这里的面食，是交上粮票才有的。民办教师没有粮票，来之前凭会议通知，每人背了20多斤地瓜干，到公社粮管所换了15斤粮票。
不光吃上了好饭，还吃上了肉。会上每顿饭都有带肉的菜，让我这个一年到头难见荤腥的农村孩子大享口福。但是会议的第二天，我感到口福“享不了”。那天中午，每个班都领来了一大盆红烧肉，香气四溢。里面油多汤少，褐红色的肉块堆起来，在厚厚的油层之上像一座火山岛。老师们群情振奋，垂涎欲滴，将满满当当的一碗肉端到手中，就大快朵颐，甩开腮帮子吃起来。吃光了肉，把一碗猪油也“滋溜滋溜”喝到肚里。午饭结束，我觉得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猪肉的香气。然而下午开会时，我胃里很不舒服，脑壳也晕乎乎的。我明白，这是红烧肉“享着了”。我不敢走动，一走动就觉得猪油在嗓子眼里荡漾，随时会像大庆油田里的原油那样往外喷涌。让红烧肉“享着”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好多人。有人坐在那里抚摸胃部，还有人起身跑向厕所。我去厕所时看见，那里有吐出来的，有拉出来的，反正是一片狼藉。我因为继承了父亲传给我的好肠胃，既没吐，也没拉，但是明白了一件事情：过犹不及，好东西用多了也受罪。我受的罪，就是胃里饱胀，整个身心都不舒服。
晚上再开饭，盆里的肉明显减少，近乎素菜，大家都吃得少了，都说让中午的肉“享着了”。有人发表意见，说管伙食的司务长也没个数儿，你一顿放那么多肉干啥，均匀一点好不好？你看看，搞得我们上吐下泻，不是浪费国家财富吗？对他的诘问，在场的每一位人民教师都提供不了答案。
十年后，一位食堂负责人才让我明白了其中三昧。那时我已经到公社党委担任秘书，年底到县里参加四级干部大会，每个公社都办起食堂。会议第二天，我又见到了这样一顿超量的红烧肉。我接受教训，没有多吃，吃罢去问管食堂的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办菜给大伙吃，是不是太浪费了？他诡秘地一笑：“你以为是浪费，其实是节约。”见我不解，他接着告诉我：“来开会的人，在家吃不上好菜，办这么一顿红烧肉，把他们撂倒，以后就吃得少了。”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管伙食的并不是没有数儿，而是太有数儿，这充分体现了他们过人的智慧。
第四，是我在会上做了发言。会议开了几天，学区校长刘大胡子让我准备一份材料，在中会上交流。他告诉我，要突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主题，我答应了，心想，春天在公社开会，我念了别人写的稿子，这次我要念自己的了。
我构思了一番，参照会上材料，汲取有关精神，有空就在会上发的笔记本上写。这份发言稿，我一字不改录在这里，没有兴趣阅读的读者可以跳过去。
最高指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坚决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光明大道
我村宋沟小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贫管会的领导下，教育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虽然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比兄弟单位相差太远，但也有点点滴滴肤浅的体会，我就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我们宋沟广大贫下中农为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而成立的贫管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一直积极地发挥着它的作用，成了我校教育革命的坚强柱石。广大革命师生说，贫管会是贴心人，是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可靠带头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贫管会的同志们，确确实实地把学校装到心里去了，把管理学校真正当作了他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他们管理学校，是怀着对毛主席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来管理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贫管会负责人宋家美同志说得好：“过去，地主阶级压迫着我们，学校门都捞不着进，更谈不上管理学校了。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学校的大权亲手交给咱们，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我们要一定（一定要）把自己的学校管好，为我们贫下中农争光，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这一句话，说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
先介绍一下贫管会的人员。负责人是一村老党员宋家美同志，还有二村荣誉军人、党员高开秋同志，三村残废军人、党员丁甲友同志。他们三个人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左右，但他们人老心红，为革命赤胆忠心。特别是宋家美同志，年龄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他不但负责学校，而且也负责林场，工作繁忙，但他凭着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不怕疲劳，整天兢兢业业的（地）工作着，深深地感动着广大干群。贫管会的几位同志，和教师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个人都怀着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红心，为实现我校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而忘我工作着。
就拿建校來说吧，在没建以前，三个村的党支部、贫管会专门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校址和建校中的具体措施，广大贫下中农都非常同意，在每个步骤中都充分体现了贫下中农的威力。在买棒的时候，贫管会和宋世存老师一连赶了好几个集，在河西买到了棒，共买了120多棵。到了去运，党支部书记亲自上外庄借平车。大队都派出了主要干部负责，家美和世存又都去了。他们不顾天热，把这些全部拉来了。特别是贫管会和宋世存老师都这么大年纪了，去赶集买棒都是步行，这充分显示了贫下中农为落实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而坚决办学的坚强革命意志。
在建校的时候，广大贫下中农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统帅建校，每天都把毛主席像、红旗、语录板带到工地，动手之前先学习一段最高指示，使大家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确了认识，工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在劳动中，贫管会的同志以身作则，例如宋家美那么大年纪了，还是朝气蓬勃，看到石头赶不上，就亲自上石塘抬，上圈子推墙角石，也和青年一起去推。高开秋同志身患胃溃疡，还强忍病痛，坚持在工地。丁甲友小孩有重病，回家看了一眼，又马上回到工地。干部带头就是无声的命令。在他们的带动下，每个人都在劳动中任劳任怨，争先恐后，使工程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学习高家柳沟学政治学文化的群众运动中，贫管会的同志们都亲自抓。经过学政治带文化，广大干部和青少年大大地提高了思想觉悟，他们看见建校中石头搬不上使，就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做义务劳动，一年搬了好几个晚上，共有200来人次。这里面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有不满十岁的儿童，有夜校学员，还有学校学生。一村党支部书记宋世前也亲自去搬，宋家美一家就有六口参加。他们高唱革命歌曲，没有抬筐就用肩扛，共搬了将近300车。特别是宋家美同志白天劳动一天，晚上还坚持去干，朝气蓬勃，和大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这样是身体棒吗？不是，他这是靠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在贫下中农的努力下，学校工程发展得很快。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的光辉（光辉的）“五·七指示”，种的地取得了丰收。贫管会对此非常重视，在好收的时候，家美亲自去通知老师，叫去收。收了以后没有地方搁，家美就说：“放在我们林场里，我们给看着。”我们就把花生、黄豆都放在林场里，到时候好放了，他们就放开；好堆了，他们就堆起来。有一次来了雨，我们想起果子（鲁南人把花生叫果子——笔者2017年注）还没盖，可是跑到那里一看，早就堆好盖好了。果子磕（将花生剥皮叫“磕”）了以后，留的果种就放进他们的仓库里。师生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都表示要坚决学习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作（做）贫下中农的接班人。
二、《五·七指示》是教育革命的胜利航向
（不知为何，一级标题只有二，没有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我校革命师生进行了教学改造，取得了一点成绩。
我们学校是六个班，六个人，课多、作业多。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课抽空备，作业抽空看，腾出时间去辅导夜校、教歌等。尤其是宋世存老师年龄那么大还带了一个班，可是他腾出时间，到建校工地去测量计算等。我们还抽空编出了三种课本，共600多本（一种妇女的，两种夜校的）。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还大力开展“四、五好”运动，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例如，厕所清理了，还不知道谁清理的；五保户的园浇了，还不知道谁浇的；泉子脏了，有人主动去淘（宋家沟村民吃水，过去要到河边的泉子去取，隔一段时间要清理一下，叫作“淘泉子”）；院子不干净，有人主动去扫。特别值得表扬的是：五年级学生宋佩珂，在假期中拾到一个书包，里面有七八元钱，好几尺布票，还有块布。可是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拾金不昧，毫不犹豫地交到大队办公室，交给失主。这件事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贫下中农都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的好后代啊！”
我们还注意抓学生的活思想。例如，四年级有个学生，以前是非常调皮，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课程也不好。我们以为他是不可救药了，可是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教导，想到不能把这个学生看成一团黑。他出身贫下中农家庭，必然也具有很多贫下中农的优良作风的，我们就仔细观察这个学生的言语行动。有一次他看到厕所脏，就主动拿锨去清理了，我们就抓住这点表扬了他，他很受感动，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好学生，还被评为“五好学生”。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让贫下中农登上了讲台。例如宋家美同志用血泪斑斑的村史，使同学们懂得了爱谁恨谁。高开秋、丁甲友同志用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使学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们用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讲出的课，非常生动，学生都说：“贫下中农讲课就是好，使我们懂得了好多道理！”
回顾我们的历程，证明这条真理：在农村，要想搞好教育革命，就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走贫下中农牢掌文权的光明大道，才能把农村教育搞好。
我们学校虽然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在贫管会的指引下，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但离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远，比兄弟单位相差太远。我们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和教育革命思想。坚定不移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光明大道，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教育路线，为彻底落实纪要而努力！
（我录这篇稿子，用了“有道云笔记”的语音记录功能，我读，它记。“有道”听不懂“贫管会”一词，记成“品贫会”、“评管会”、“平板会”甚至“嫔管会”；“语录板”记成“一路板”；“布票”记成“补票”。让我哭笑不得）
相沟连的中会，在男老师住处举行。大片双层架子床，上上下下坐满了人，谁发言谁就站到门内空地上。等到公社教育组长刘玉华点到我的名字，我从上铺跳下去，两手捏着笔记本就念起来。起初，我对自己的发言很自信，因为写好后给学区校长看过，他说写得可以。然而念着念着，忽听左前方有压抑着的笑声响起。我用眼睛余光一瞅，发现那是几个年轻女教师，都是未婚的大姑娘，坐在一张床的下铺上，一齐看着我笑，还捂住嘴怕笑出声音。其中一个特别漂亮，面色白嫩，用现在的话说，是我心中的“女神”。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写得不好，还是念得不好？那时来不及多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念稿子。然而，女老师们还是笑，那位“女神”笑得特别厉害，让我几近崩溃，声音也抖手也抖。此时，我特别后悔写这么长的稿子，居然三千多字，让我像跑三千米那么艰难。我趔趔趄趄终于“跑”完，急急忙忙爬到上铺，一头扎到我的铺盖卷上，自卑情绪像冷水一样浸透我的五脏六腑。我绞尽脑汁，猜想自己究竟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竟然让她们笑个不停？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腿脚，觉得找到了答案。我开会穿了一条旧裤子，因为是几年前做的，身体长高了它却不长，一段小腿就暴露在外。天气渐凉，我按农村人的习惯，不到冬天不穿袜子，又没有洗脚的习惯，两只脚背已经皴了，黑乎乎皱巴巴，非常难看。
我更加自卑，膀胱充盈也不敢下床，直到散会之后才敢去厕所。走路时，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脚面子。吃午饭时蹲在那里，我将裤筒往下扯了又扯，企图盖住我的丑陋。饭后我悄悄上街，去商店里买袜子。有一种军装色的“半尼龙”袜子，又厚又便宜，我就买了一双，一出商店就穿上。这样，裤脚和鞋之间的皮肉有了遮盖，让我重拾信心回到住处。下午开会时我注意观察，有没有人再看我的脚背，女老师是不是还看着我笑，结果是没有，人家谁也不再看我。
那是我第一次在不是冬天的季节里穿袜子，而且穿了从商店买来的半尼龙袜子。在县城穿到散会，回家的路上却没有穿，一是怕走长途磨损，二是怕村里人笑话。
那份发言稿，后来我一直没再看，直到四十六年后我写这部纪实文学，找到这个笔记本，才重读了一遍。我一边读一边笑，羞愧不已。至此，我才知道了当年那些年轻女教师发笑的真正原因。
十、骑“双头马”
我刚当民办教师时，学校每周上课五天半，周六下午学校关门，教师要去学区开会。我们出村向西，翻过一道岭，越过一条河，再穿过圈子村，到达位于该村西岭的联中，坐到一间由花岗岩石垒成的教室里。
那間教室，就是我读初中时的那一间。坐在我的同学上午坐过的凳子上，想一想自己身份的变化，不知道该喜该悲。
圈子学区共有一处联中、六处小学，公办加民办，有几十位教师。三点钟左右，学区校长点一下名，开始学习文件，再讲一讲工作，不到两个小时就散会。因为有一些公办教师要回家，与分开了一个星期的家人团聚。学区校长家在洙边公社，离圈子有三十多里山路，他散会后立即骑上自行车上路，看来是归心似箭。
这样的会，我开过六七次，就到了快放寒假的时候。周六这天又去，刘校长讲完话后宣布，发工资，发补贴。老师们听了都面露喜色。我以为这事与自己无关，起身要走，宋家星却说，甭走，你也应该有。我留在那里，看着老师们一个个到刘校长面前签字、领钱，走到一边再数一遍，欣欣然揣起来。
发到宋家沟小学，校长果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过去一看，是1971年11月和12月的民办教师补贴，共四元。我签了名字接过来，那两张深绿色的票子让我心花怒放，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取属于我的现金。我想，当民办教师真好，不光能挣到工分，还能跟国家领一份钱呢！
当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值是五毛钱左右，也就是说，干一天活，记十分工，到年终分配时能顶五毛钱。然而，因为要扣口粮款，家家户户很难分到现金，有些人口多、工分少的家庭，还要向队里“倒找”。
在我十三岁那年，全家七口人，父亲挣的工分抵顶不了口粮款，我家成为“倒找户”。没有钱交，只好挂账。这事给了我很大刺激，我觉得，我作为长子，已经十三岁了，应该帮父亲挣工分养家了。那时正值隆冬，队里没有活儿，要想挣工分，只能早起拾粪。因为队里鼓励这事，每天早上安排会计在粪场等着，谁拾来粪给谁过秤，十斤记一分。我发现了这个门道，就早早起床，背着粪筐出门。我先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转悠，遇到人粪、畜粪或禽粪，统统收入筐中。因为早起拾粪的人很多，转悠半天，收获寥寥，只好去村外的道路上、山沟里。那些地方也有人在“淘宝”，我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捡漏。起得早，天不亮，有时会将黑乎乎的石头当作粪蛋子，让我负担沉重。太阳出来，我发现筐中赝品不少，就气鼓鼓地剔除。终于捡满一筐，背着回村让会计过秤，一般有二十斤左右，能挣二分，相当于一毛钱。看见会计在账本上记下，我带着用一筐粪撑起来的成就感，昂首挺胸地回家。父母心疼我，不让我拾粪，我不听，每天早上都去，刮风下雪也拦不住我。我没有手套，手背冻成紫红馒头，继而开裂，经常出血。现在想想，我的成人礼就是在那个冬天完成的，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孩子了，是大男人了。
十五岁的我，领到每月两元钱的民办教师补贴款，悄悄计算：这相当于我起二十个早晨拾二十筐粪，或者在队里从早到晚干四天活儿呢。
我想，我要把这四块钱花掉，享受享受。买什么呢？低头看见，母亲给我做的棉鞋已经又脏又破，很不保暖，就决定换一双新鞋。散会回家，路过大结庄的供销社中心店，进去看看，恰好有四块钱一双的棉鞋，我就买了。那鞋是黑布帮，胶皮底，我穿上试试，脚趾像暖室里的花瓣一样怡然舒展。回家一展示，父母都很高兴，弟弟妹妹既羡慕又嫉妒。
那年冬天，我的双脚特别温暖。过年的时候串门，感觉自己高人一等，走路时将脚抬高，坐下时将脚前伸，唯恐大伙看不见我的新鞋。
过完寒假开学，再到学区开会，又领了一次补贴。这次还是四元，却是一个月的。校长讲，国家提高了民办教师补贴。我算了算，这相当于我起四十个早晨拾四十筐粪，或者在生产队里干八天活儿。我还这样算：我因为未满十八岁，是“半劳力”，虽然在学校里每天的工作量和别的老师相等，但队里只给我记八分。我一月领四块补贴款，等于把这份差别补上，和整劳力挣一样多了。这么算来算去，心中更加惬意。
然而，这回领到的四块钱，我不好意思自己花掉，而是交给父母三块，补贴家用。那时我家经济拮据，长年难见现金。父亲虽然当着支部书记，除了偶尔陪上级来人吃一顿好饭，别无外快。我记得，有一回赵氏家族有姑娘出嫁，我家要送两包“喜果子”，就是要买两包点心送去，但父母没有钱，只好向别人借了两元。还有一次，弟弟上耕读班要订一个本子，向母亲要钱买纸，母亲拿不出钱，只好给他一个鸡蛋，让他去供销社门市部去换。
那个年代，我们那儿家家都穷。现金收入，只有如下几条途径：
一是年终分配。有的家庭劳力多、工分多，能分到钱，多的能分几十元。但是如果“倒找”的家庭多，交不上钱，该分钱的就会拿不到现金，只在生产队的账本上留下一个空头数字。
二是卖猪。多数人家都养一头猪，让它吃糠吃草，有的人家还将人便当作猪的添加食品，将粮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辛辛苦苦喂上一年，交给公社食品站，能得百十块钱，再买来一头幼猪将家庭养殖业继续下去，剩下的几十块钱，便是家里的重大收入了。这钱不能随便花，要留着办大事，如盖屋娶儿媳妇、给老人置办棺材等。
三是卖柴草。我们那里有山场，秋后分给各户一片，让他们“割山”。割来的杂草，搂到的树叶，用于自家烧火；收获的松树枝、檗椤（柞树没长大，尚在灌木阶段），一般家庭都不舍得烧，用于卖钱。沭河西岸的平原地区，经常有人拉着地排车来收柴火，一百斤能出三四块钱。这一项收入也很重要，各家能进账十几块或者更多。在我们那里，有一种庄稼叫“马穇”，收获时间较早，可用来缓解饥荒。它的叶子干了变白，有韧性，可用来结蓑衣。各个生产队都种几亩，将马穇秸子分掉。各家分到这种蓑衣草，也能卖几块钱。有的妇女手巧，将叶子擗下来，结成蓑衣拿到集市上卖，会增值不少。
四是卖粮油。生产队无论收获多少粮食，只能按照上级规定，分给每个社员三百六十斤“口粮”，五斤“口油”，其余的都要作为“爱国粮”低价卖给国家。那些粮食和花生油，本来就不够用，有些人家却吃糠咽菜，炒菜时少放或不放油，省下一些拿到集市上卖掉。
五是卖鸡蛋。家家户户都养鸡，却很少舍得吃鸡蛋，因为一个鸡蛋值五分钱，可以到门市部里换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煤油、食盐之类。有的妇女，生火没有火柴了，也没有盐下锅了，好不容易等到一只母鸡下了蛋，捡起来就往门市部跑，到那里换来一盒火柴和一把盐，才把穷日子继续过下去。“鸡屁股银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是卖头发。许多妇女早上梳头，都将掉落在地上的头发收拾起来，在指头上绕作一团，塞进墙缝。等到串四乡的货郎进村，妇女们将那些积攒的头发抠出来，去换针头线脑，换“洋红洋绿”（绣花丝线的染料）。大姑娘的辫子值钱，一根能卖好幾块，如果到了急需用钱时，有的姑娘会忍痛割爱，将大辫子铰掉卖钱。在我们那一带，就发生过好几回老人得了急病，闺女铰辫子卖钱买药的事情。有一位姑娘，铰了辫子也没能救回娘的命，出殡时，大家看着她用白孝布裹着的短发茬子，个个落泪。当然，有的姑娘爱美，不舍得。有一个老头，家里实在缺钱了，老是盯着闺女的大辫子看。闺女看透了他的心思，明确告诉他：“爹，你把眼珠子瞪成鸡蛋，瞪成鹅蛋，俺也不给你铰辫子！”老头气急败坏，逢人就讲他闺女不好，不孝顺老的。
七是卖布票。那时，许多物品都是凭证供应，买布要用布票。上级每年发给每人面额为一丈六尺五寸的布票，能买五米多一点的布幅，做一身衣裳。儿童领的布票，是成人的一半。有些人家视布票为现金，不舍得用，千方百计省下来卖钱。因为有些人家儿女办喜事用布多，布票不够用，会向别人购买。乡间各个集市，都有一个买卖布票的角落。1970年代，一尺布票能卖三毛钱左右，一人一年发的布票，能卖五块来钱。于是，各种节省都出来了，衣服破了照常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实在需要置办新衣了，一尺布票可买三尺三的孬布、半尺布票可买一尺的“半尼龙”便成了抢手货。商店里有时会卖不要布票的裤头，这也成为一些不想光着屁股睡觉的年轻人的首选。有一位农村青年去县城买，见了漂亮女售货员心里紧张，他本来要问“有不要布票的裤头吗”，却说成了“有不要裤头的布票吗”。女售货员莞尔一笑：“有，这里的布票，都是光屁股的！”他闹出的笑话，在我们县广泛传播。还有这样一件怪事：少先队员戴的红领巾特别畅销，因为不用布票就可购买。人们买回去，多是做裤头。我老伴年轻时在板泉公社综合厂缝纫店工作，经常接这种活儿。如果拼接巧妙，两条红领巾可做一条三角短裤。她手法娴熟，一点儿面料也不浪费。她也想给我做一条，但因为还没结婚，不好意思送裤头，我才得以幸免，没让红领巾包在我的臭屁股上。后来，上级发现了红领巾热销的异常情况，发下通知，要求拿着学校介绍信才能买，让那些节俭之人十分失望。
来钱之路貌似不少，但每一条都是狭窄难行，时断时续。有一些路本来没有，也不应该有，是人们被逼无奈闯出来的。所以，望钱若渴的父老乡亲，得知民办老师月月都有补贴款，心理严重失衡。有人就说：“队里有一份，国家有一份，这是骑‘双头马’！”还有些细心的人这样算账：“当老师的，多数时间不下地干活，省了锄头，省了铁锨，省了镢头，省了镰刀，省了穿戴，省了粮食，还跟国家领一份钱，不公平，一万个不公平！”
骑着“双头马”，民办教师欣欣然也惴惴然。他们到队里分粮食，往往听到这样的牢骚话：“咳，黑脸的挣给白脸的吃呀！”一到星期天或放假，民办教师要回所在的生产队干活，不然那一天就没有工分。有的队长心胸不够开阔，会给民办教师派重活儿，或推车子，或挑担子。因为多数时间不出大力，民办教师干重活儿会吃不消，汗流浃背气喘如牛，老想休息一会儿。
我的手比一般人小，那年放了麦假，我到队里割麦子，别人一抓一大把，我抓得少就赶不上，累得精疲力竭，却又紧追不舍。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圆，大伙借着月光，用车子往回搬割下的麦子。我拉了一会儿车子，到麦场边去小便。如果是正常情况，尿流在月光下是看不见的。但那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尿出了一道黑乎乎的抛物线！与此同时，我腰间隐隐作痛，与筋骨之痛不太一样。我明白，我尿血了，我的肾出了问题。但我害羞，回家也没告诉父母。第二天起来，尿流还呈酱油颜色，我不好意思请假，依旧坚持上工。好在那时我年轻，两天后小便又恢复正常。
那时我在队里干活，如果稍显疲倦，就会被人讥笑：“嗬，整天当闲肉，怎么没攒出劲儿？”
“闲肉”，是鲁南人对游手好闲者的蔑称。在某些人眼中，民办老师也成了“闲肉”。我多次碰到有人向我开玩笑：“你这块闲肉……”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不费体力不流大汗，无论你干什么，都是闲肉。
既然是“闲肉”，就不能比那些出大力的享受更高待遇。宋家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生产队里评工分，队长在会上讲，当老师的有工分，还在国家领钱，骑“双头马”，不能给他评十分！结果，宋家星只评上九分，让他当场受辱。他不服，第二天去找学区校长反映此事，校长专程来找我父亲，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父亲又找到那个队长，让他给宋家星改为十分。那个队长嘟嘟哝哝，很不情愿地给宋家星恢复了原来的待遇。
民办老师的地位，就是如此尴尬：他们一脚站在讲台上，一脚插在墒沟里，半是农民半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闲肉”这个称呼，说明了劳心者阶层从劳力者阶层之中剥离的艰难。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剥离不知造成了多少悲剧和喜剧。1992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闲肉》，展现一位民办老师的悲喜剧，发在《春风》杂志上，被《小说月报》转载。
毋庸讳言，那个时代，因为可以“识仨教俩”，民办教师当中有许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包括初登讲台的赵德发。但他们大多能够发奋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格教师、优秀教师，骑着“双头马”，兢兢业业地工作。
后来，民办教师由骑“双头马”改骑“单头马”了。
一种是转为纯粹的农民。上级发现了民办教师队伍的参差不齐，多次考核、整顿，将一些教学能力差的人辞退。被辞退者，却再也拂不去满身满心的粉笔面子。1990年代，有一位被辞退的老同事向我诉苦：“毁了，咱教了大半辈子学，落了个肌肉松弛，回家干不好农活打不了工，村里人嘲笑，老婆孩子瞧不起，咱等于废物啦！”我听了这话，非常难过。
有一些民办教师重回庄稼地，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国策。在宋家沟，有两个人担任民办教师多年，因为想生儿子自行离职，带老婆孩子到东北当了“超生游击队”。有一位和我同岁，他母亲是宋家沟资格最老的接生婆，我和我女儿两代人都由她接生，但她就是接不来自己的孙子。他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去东北，不到一年出了事：老婆被人欺侮，他气得精神失常。回来之后，虽然儿子生了，但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整天不干活儿，只会抽烟、打老婆，只会蹲在一个地方发呆。另一位，干了十二年民办教師，生下两个女儿后，准备去东北生儿子。为了攒路费，他往信用社里存了二十块钱，坚持不动用，家里没盐了也不买，舀咸菜缸里的水代替。但他老婆到了东北迟迟生不下儿子，他们又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就回到临沂住着，当修鞋匠，当环卫工，后来终于生了个儿子。他年纪大了回到宋家沟，三年前当了环卫工，因为莒南县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村村都设垃圾箱，要有专人打扫卫生。他穿着乡里发的红马甲，天天上街劳作，一个月能领五百块钱。
骑另一种“单头马”，就是转正，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我1978年秋天通过考试转正，是“文革”后山东省“民转公”的第一批。后来又有第二批、第三批。进入1990年代，国家决定加快民办教师消化速度，差的辞退，好的转正，至新世纪之初，“民办教师”在全国不复存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宋家沟，我的老同事宋家星、宋家壮和后来当上民办教师的十几个人都先后转正，包括和我一起上过初中的五叔赵洪臣、周盼义、王玉建、解桂兰四人，以及我堂叔赵洪亮、堂婶宋秀美、二妹赵德芬等。不过，王玉建转正后，有一次乡教委要抽查老师的备课簿，他被抽中，急忙去办公室补写，紧张之下倒地而亡。
民办教师转正后，工资不断上涨。宋家星1993年转正时在相沟中学教地理课，之后调到乡教委当出纳，1996年担任成人教育校长。五十六岁离岗后，在村里住着没事，整天到村中央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别人打牌。有人问他开多少工资，他说：“睁眼一百。”意思是早晨睡醒一睁眼，就有一百元收入。一些人妒意十足，说他是“拉恣话”，不愿再和他一起打牌。当然，也有人羡慕不已。他妻子病故后，很快有一个漂亮女人前来续弦。在一起过了七年，女人要去临沂看孙子，让宋家星一起去住。宋家星不同意，与她分手，又找了一个更漂亮的小老太太，活得很滋润，很幸福。他现在的退休工资更高，已经是“睁眼二百”了。
宋家壮，1996年转正，现在也是“睁眼二百”。退休后，他到外乡一所学校当过几年门卫，还在本村干过环卫工。2014年相沟撤乡改镇，镇委镇政府要编印一本《魅力相沟》，宋家壮是撰稿人之一。他平时还经常打零工挣钱，到本村建筑队搬砖和泥，一天能挣一百。打工的日子里，他是“睁眼三百”了。
对民办教师的转正，多数人赞成，也有一些人反对。得知我要写一本关于乡村教师的纪实文学，一位曾经担任县委书记的老领导给我发来短信，这样讲：“有一些教师在品行、知识方面有缺陷。有的不稱职，因历史演变过来，曾经的大锅饭，泥沙俱下，而未能择优选拔和严格考核。而他们现在的待遇与农民的收入太悬殊。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普遍教得不好，退休却高薪，遭到农民的反对。更有甚者，没有待遇的，曾经干过多年教师的多年上访，争取到待遇。社会上系列上访有示范作用，有人说某地生产队干部也要组织上访，实可忧也，甚可忧也。”
老领导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对民办教师转正的不认可。他说的“争取到待遇”一事，是指前些年一些担任过民办教师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讲台的人频繁上访，要求解决待遇，山东省就在2004年1月出台了《关于向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的实施意见》。文件开头讲：“原民办代课教师为我省农村基础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使原民办代课教师共享发展成果，积极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和谐，经研究，决定向我省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并制定本实施意见。”《意见》规定，曾在农村公办中小学（含农村公办幼儿园）教师岗位上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含1年），离开教师岗位再没有被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录用，且已经年满60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按教龄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这就是说，如果当过十年民办教师，年满六十，每月可领二百元教龄补助。钱虽然不多，但这些人觉得，政府没忘了他们，这是经济待遇，更是政治待遇。
这部分人，又骑上了让庄户人羡慕的“双头马”。
我从老同事那里得知，在落实这项政策的时候，个别人钻了“空子”。有的人从没干过民办教师，也找人写证明，通过了审核，领到了补助。邻村就有一位妇女，大家都知道她从没教过学，却也成了教龄补贴领取者，让人们颇感疑惑。
十一、县师范
1971年冬天，我成为莒南师范文艺班的一名学员。我背着铺盖卷儿，提着二胡，兴冲冲地去县城报到。
那把二胡，相当于我迈进县师范的拐棍。
赵玉恒老师买来二胡，没过多久调离宋家沟，这把二胡就归我使用，因为别的老师都对音乐不感兴趣。我一有空就操练，梦想自己拉得像赵玉恒那样好，让学生佩服我，让村里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想，如果我再进一步，能得到宣传队的认可，让我给他们伴奏，我就心满意足啦。
古罗马的哲学家普罗提诺说过：“音乐毫无疑问是一种巫术，它的魔力受到演奏者的欢迎，并为演奏者所追求；受到音乐迷惑的，不是人的意志或智慧，而是无理性的灵魂。”普罗提诺说的“无理性的灵魂”，就像释迦牟尼讲的“种子识”，代代相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躯体里轮回流转，生生不息。
在农村，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被“无理性的灵魂”附体的人。他们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不管肚子是饱是饥，总喜欢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文革”时期，我们村的文艺爱好者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在晚上和农闲时的白天排练、演出，无论村里给不给记工分，都不影响他们的热情。那时，我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灵魂，最爱跑到他们那里，感受着串串音符变成丝声、竹声、肉声和金属声来撞击我的耳膜。
宣传队的人分两大类：一类是演员，一类是乐手。当演员我不敢奢望，因为我嗓子不太好，个子还没长高。但是，乐手大多坐着，不在乎个子高低，我要是拿着那把十九块六的二胡，往台边一坐，该有多么风光！要知道，宣传队的几把胡琴，都是低档货，都比不上学校的这一把。几个会拉二胡的，都眼馋得很，有机会就到学校用它拉上一曲。
宋家沟二村宣传队的乐手有四五个，乐器有二胡、板胡、笛子三种。有人说：“心里没有谱，不能拉二胡。”但是，宣传队的乐手大都不识谱。我问过他们，曲子在他们心里是什么样子，他们说是“浪当、浪当”。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曲子要用七个音符，他们只用“浪当”两个字，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他们不识谱，“浪当”来“浪当”去，却比我拉得还好。我虚心向他们学习，重点学习二胡。怎样操弓，怎样调弦，怎样换把，怎样模拟出马叫、蝉鸣等特效声音。
我还向他们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自制琴弦。因为二胡弦经常断，一旦断了还得跑到县城花钱买。丝制二胡弦，老弦是三分钱一尺，子弦是一分五一尺。钢丝弦就贵了，一根要两毛多。宣传队的人为了省钱省事，就用节育环代替。那东西用钢丝做成，盘成很细的螺旋，螺旋相接成环。他们托妇女主任从公社医院要来（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把它拉直，再在筷子上拧一圈，反反复复地推拉，让螺旋彻底消失，这就有了亮闪闪的一根琴弦。让人遗憾的是，琴弦的粗细全都一样，使用时只好将外弦拧得特别紧，将内弦拧得特别松，这样才有五度之差。但不管怎样，宣传队员们硬是用节育环奏出了时代最强音。他们演奏时往往激情澎湃，头也晃，手也抖，拉着拉着，那根过紧的外弦“嘣”的一声断掉。我的琴弦也是常常断掉，就死皮赖脸向宣传队要来几个节育环，学他们的办法加以改造。尽管节育环放在二胡上不太好使，但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曾经把玩着一个未加改造的节育环想，这么好的文艺器材，放进女人肚子里真是糟蹋了。
向宣传队学会的第二件事，是自制松香。拉二胡要用松香，以增强琴弦与弓毛的涩度，不然琴声不够响亮。到城里买松香，一是贵，二是不方便，有人就上山寻取。到松树上抠下一块块树脂，回家放进一个铁勺里在火上烤，将其熔成一团，倒进用地瓜或萝卜挖出的一个个小模子里，就有了一块块“松香”。拉二胡时，或将它烧化滴在琴筒上，或用它在弓毛上来回摩擦。不过，这种自制松香太松，即使滴上一大坨，用不了多久就没了。
然而，我亲近宣传队，学习宣传队，宣传队对我并不“感冒”。有一位宣传队负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就你那水平，练上三年也不一定行！”
这话对我打击很大。我想，你真是小瞧了我，我一定练出个样子给你看。于是，我在学校里、在家里有空就练，左手指上磨出了茧子，右大腿裤子上常有一片松香屑染出的白痕。我还在自己教的班级里开起了音乐课，学习赵玉恒的做法，教会学生之后用二胡领唱，进而为他们的合唱伴奏。别的老师见我将音乐课教得有板有眼，就替我上班，让我到别的班级教，这样，我就成了宋家沟小学的兼职音乐教师。
冬日里的一个周末，我在家门口遇见了推着自行车的宋金珂，他刚刚从相沟中心小学回来。他见了我说：“德发，县师范要办教师培训班，其中有一个文艺班。听你妗子说，你对音乐很痴迷，愿不愿去学习？”
我心中大喜，立即点头：“愿意！”
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再一次得到了贵人相助。
两周后，我收到了莒南师范的入学通知。
报到在元旦之后，时令已是隆冬。我还是穿着原来的旧棉衣，却围了一条新买的“围脖”，深褐色，带格子的。我戴一顶蓝布单帽，上路后覺得北风特毒，就用“围脖”系在头上包起了耳朵。走完四十里路，来到与莒南一中相邻的莒南师范。
9月份来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时我就发现，两所学校在县城东北部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如果比作田字，师范就是右下角的那一格。右上角的一格，则是两家共用的操场。这个操场，当时还用于县里召开大会，凡是万人以上的都到这里举行，我早在广播里多次听过现场录音。
报到时得知，我参加的是县师范停课几年后举办的第一期短训班，时间为四个月，有数学、物理、文艺三个班，文艺班学员共三十六人。同学中有公办教师，有民办教师；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有十七八岁的小年轻。相沟去的两个人年龄最小，都是十七岁，一个是我，一个是来自中心小学的刘凤兰。她从小就喜欢演唱，有艺术天分，十几岁时在公社驻地参加各种演出，扮样板戏里的小铁梅、小常宝，还能在《沙家浜》全剧中演阿庆嫂，轰动整个相沟公社。因为她眼睛大，小名叫“凤”，人们都叫她“大眼凤”。
文艺班的班主任老师叫刘善贵，是师范的体育老师，四十来岁，大个子，红脸膛，说话时身体前倾，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留着平头，大冬天不戴帽子，让我们感到这位老师的卓尔不群。他和我们初次见面就开着各种玩笑，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
我住的宿舍，是师范大院最后边的平房。屋里是四张双层架子床，我住在东北角那张的上铺。趴在床头，从后窗可以看到操场上正上体育课的中学生。同室的八个同学，有几个带了乐器，不是二胡就是笛子。有几个没带乐器，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带了一副好嗓子。
大家做了自我介绍，原来八个人都是民办教师，这一下拉近了大家的心理距离。住我对铺的一个中年人笑着说：“咱们都是拉青屎的！”大家懂这话，听了都笑。因为庄户人多是吃粗粮青菜，所以叫“拉青屎的”；吃国库粮的多是吃大米白面，屎的颜色高贵，叫“拉黄屎的”。
住在他下铺的一个人接着说：“咳，咱们来县里学习，也要拉几个月的黄屎了！”
他的话大家也懂。因为我们来报到，都是凭入学通知，用地瓜干到粮管所换到粮票，报到时已经用它换了饭票。
大家接着叙年庚。有三十多岁的，有二十多岁的，不到二十的只有我和胡怀美两个。胡怀美大我一岁，来自县城西南方向十多里路外的春移官庄。从侧面看上去，他脸型像一弯新月——额头与下巴前突。正面看上去，最突出的特点是嘴像一个倒扣着的单括号。他很腼腆，很少说话。我当时根本想不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的同事，由我来操办他的丧事。
第二天开学，班主任刘老师走进教室。刘老师拿着一个本子，逐一点名，让我们相互认识。他讲了文艺班的办班宗旨，讲了学习纪律，而后诡秘地笑着宣布，学校研究决定，由杨子荣担任我们的班长。
杨子荣？《智取威虎山》上的打虎英雄？我们都愣住了。刘老师伸手示意，男同学朱崇利站起来向大家摆手。他二十多岁，模样与著名京剧演员童祥苓相似。我们扭头看看，一齐鼓掌。
刘老师还讲，安正老师负责文艺班的主要课程，下一节课由他来上。
第二节课，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来了。他长着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头戴“三大扇”棉帽，脚穿黑亮皮鞋，“咯噔、咯噔”走上讲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同学们好，让我们耳目一新。
后来我们了解到，安正老师祖籍日照，生于青岛，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他多才多艺，在大学里就是话剧团成员。毕业后分到位于坪上公社的莒南二中，在学校排练节目，被周围村庄请去排练样板戏，后来还被毛主席批示过的高家柳沟大队请去编排一台欢迎参观者的演出。当时县师范要办文艺培训班，却没有教师，有关领导发现了他，就调他到莒南师范。他教我们的时候二十七岁，还没有女朋友。
安老师果然有才，他教我们乐理知识，教歌唱艺术，教舞蹈编排，每天上四五节课，依然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刻印的讲义，字体工整，整洁漂亮。
文艺班还开了键盘课，由一位姓王的老师教。全班只有一架脚踏风琴，放在讲台上供老师做示范演奏，学员们就在纸上画出键盘，跟着老师“弹琴”。下课后，大家争先恐后，挤到讲台上玩真的，你弹几下他弹几下。好不容易轮到我，我用双脚用力蹬动踏板，让琴肚子储满空气，却因为手指头不灵活，弹不出一个像样的乐句。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西洋乐器，看见那些黑键白键排列整齐，像精灵的牙齿，心生敬畏。我将指头放上去，滑溜溜的触感入骨彻髓。
文艺班学员的业务水准悬殊。乐理方面，有的会作曲，有的连音符都认不全；歌唱方面，有的堪比广播里的歌唱演员，有的五音不全；键盘方面，有的双手并用，各种和弦手法都能娴熟运用，我却是第一次接触风琴。我记得，有一位中年男学员是公办老师，一有空就弹琴，两只手在键盘上飞快跳跃，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我问他，你水平这么高，还用得着来学习？他向我一笑，来县城玩玩。
但我不是去玩的。我知道自己水平可怜，应该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我认真听课，认真做笔记，认真学习歌唱与演奏。我最痴迷的是风琴，心想，这么好的洋玩意儿，宋家沟是没有的，我要多多亲近，早点学会。于是，课间与晚自习时，我一旦发现风琴前面无人，就跑过去弹一会儿。我学会了用右手弹主旋律，还想用左手和弦。但是因为手小，把不过八度，只好用左手拇指做低八度单音伴奏，等于一下下打拍子。
晚上，我们有时到教室里自习，有时男女成群上街游逛。我们看电影，看演出，还经常到工会俱乐部看篮球比赛，因为我们的班主任刘善贵老师经常去打球。他穿一身球衣，来回带球飞跑，每投中一次，我们就为他鼓掌喝彩，让他很是得意，频频向我们打响指。在体育课上，刘老师也是指挥倜傥，讲解并示范如何打球，如何跑如何跳，让我们受益颇多。
这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烦恼：下巴上的胡子越来越黑。按家乡的风俗，不结婚不能刮胡子，有些未婚青年就自己动手拔除。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住，一撮撮用力拔掉，直至下巴变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晚饭后逛街，刘凤兰当着许多同学的面问：“赵德发，你的胡子呢？”我捂着嘴没有回答，羞得无地自容。我那时的性格，就是内向、自卑，动不动羞得满脸通红。
我们刚上了一个月的课，寒假到了。回家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唱歌说话，很晚才回宿舍。胡怀美在路上扯扯我的袖子，让我停步，然后吞吞吐吐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条裤头。这事让我既惊讶又犯难。我早就发现，胡怀美每天光着屁股睡觉。那时，农村人不穿裤头是很普遍的现象，我是当了民办教师才穿上了裤头。我来学习时穿了一条旧的，到县城后又买了一条新的。胡怀美家里穷，兄妹八个，他发的民办教师补贴可能是全部交给了父母。但是，裤头这玩意儿涉及个人隐私，我不想借给别人用。我就说，我的旧裤头破了，其实只有一条，没法借给你，你去买一條吧。他听了很是失望，回去脱掉衣服钻进被筒，闷闷不乐。
我不知道他第二天买没买裤头，后来也没问他。几十年来，一想起这事我就内疚。
放假期间，我到大队宣传队玩，他们知道我在县里学文艺，让我教他们节目。我就将安老师教的表演唱《战鼓催春学大寨》教给了他们。我用整张白纸抄了歌谱歌词，贴在墙上将大家教会，然后选出四男四女，一句一句传授给他们动作。他们学会之后，春节演唱会上就多了一个节目，让我很有成就感。
寒假期间，《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续词、编曲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共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五首。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五首歌曲。文艺班一开学，安老师就教我们这些歌曲，还把每一首都编成表演唱，让全班同学都学。有一间空荡荡的教室是文艺班的排练场，我们每天都去那里。安老师设计好了队形与动作，给我们做了分工，除了组成乐队的七八个同学，其余的都当演员。五首歌曲中，《翻身道情》由一个叫曾昭玲的女同学独唱，她的脸虽然黑，但嗓音高亢清脆，很有穿透力，将贫农妇女翻身后的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滕华彩、李怀芬二位女同学领唱，她们的嗓音珠圆玉润，听着她们的歌唱，我们就仿佛看见了开遍陕北高原的山丹丹。我们这些普通的男女同学，按照安老师的编排，连唱边舞，变换出各种队形。
学完这五首民歌的表演唱，安老师又教了一些别的节目。那时流行一首新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安老师寒假回家，向他妹妹学会，又教给了我们。他示范的唱与演，有浓烈的朝鲜风味，有女性的婉约与娇柔。我们男同学学不来，一些女同学则学得惟妙惟肖。刘凤兰担任领舞，几个月后她考进临沂师范音乐班，又把这个节目教给了那里的同学。
除了表演唱，安老师还教我们演戏。他组织我们先后排练了两出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一出独幕话剧。
折子戏，是《智取威虎山》的第五场《打虎上山》和第六场《打进匪窟》。朱崇利长得像童祥苓，嗓子也好，杨子荣这角色非他莫属。杨子荣打虎上山，有一个“腾空跨叉”的动作很经典，剧照在当时广泛印发，安老师示范这个动作时，虽然穿着黑皮鞋，却跳得很高，动作、神态与剧照毫不走样，让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匪首座山雕，由年龄较大的姜绍亭扮演。我是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台词只有几句，而且是“众金刚”一齐说的。主要动作是弯腰仰脸，向英雄杨子荣作仰视状，表情极其狰狞，内心却必须极其虚弱。
独幕话剧，叫《革命家风》，内容是一家人面对公与私的矛盾，经过一番思想冲突，最后选择了大公无私。剧中三代女性，由女同学滕华彩、刘凤兰、刘志花扮演。有一个雷雨突降的情节，为了模拟雷声，老师不知去哪里弄来一块像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钢板，立在地上猛然一晃，就是炸雷骤响的效果。
因为才艺一般，我在文艺班里不显山不露水，却一直发奋学习。乐理与视唱，我进步最大，拿过一首新歌，不用唱谱子，可以直接唱出歌词。再进一步，可以直接用二胡自拉自唱。一首新歌，到我脑子里会立即转化成谱子，我能够用简谱记录下来。为了结业后能教给学生更多的新歌新戏，我拼命搜罗，有空就抄。当时有一出新的样板戏《龙江颂》刚被推出，《人民日报》发表了整部剧本，轰动一时。等到《龙江颂》主旋律出版，安老师让同学从北京买到一本寄来，我立即借到手，用几天时间全部抄下，用了两个十六开本子。抄完此书，我又把《海港》的主旋律抄了半本。
这时，刘善贵老师到班里讲，莒南县春季运动会将要召开，莒南师范要出一支代表队，让大家报名。但是报名并不踊跃，刘老师就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从那天开始，从三个班选出的二十来名学员就跟着刘老师训练，时间是早上和下午，有田赛、径赛多个项目。训练一段时间后，刘老师让十二位同学留下，正式组成师范代表队。我是被留下的一个，参赛项目是跳高和四百米中跑。除了我，文艺班还有张文德、陈常亮、刘顺运、胡怀美、刘凤兰、李克香六人。
训练正值“五·一”前夕。傍晚，我在操场上或跑或跳，身边是生龙活虎的男生女生；回到教室或唱歌或弹琴，沉浸在浓浓的艺术氛围里。有一天晚上回宿舍，我一个人走在校园中，感受到温馨和煦的春风，聆听着白杨树叶被春风撩拨出的响声，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抬头看看，只见每一片新长成的杨树叶子都反映着月光，亮闪闪的，我心中生出一种深深的感动！我扶着一棵白杨树，久久地站在那里，泪水不知不觉涌出眼窝。
后来我一直认为，我对春天的审美意识，是十七岁那年在莒南师范才萌发的。在此之前，每年春天家中缺粮，母亲愁容不展，我的情绪也变得十分灰暗。所以，春天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可怕的、让人难过的季节。而在十七岁这年，我第一次感到了春天的美好、人生的美好。
运动会在一中和师范共用的大操场上举行。开幕式上，我们师范代表队穿着学校发的运动服雄赳赳地入场。开赛之后，有几位同学表现出色，张文德晃着大个子，在长跑、跨栏、三级跳远比赛中都是第一名。这人后来考入山东体育学院。我是最差劲的一个，无论是跳还是跑，小组初赛中即被淘汰。我在师范吃了几个月的好饭，身体有点发福，影响了比赛。跑四百米刚到中途，就被别人甩到了后面，有观众指着我笑：“哈哈，那个小胖子跑不动了！”我听了很泄气，但还是拼尽力气跑到终点，是小组倒数第二名。停下之后，我的心脏像要爆炸，恶心欲吐，难受极了。
这是我平生参加的唯一一次体育比赛，至今想起还很惭愧，觉得对不起莒南师范，辜负了刘老师的厚望。
开罢运动会就到了“五·一”，安老师讲，现在我们要准备实习和毕业演出了。
实习，在几所县城小学，老师安排了一部分同学授课。我被分到莒南县第一小学，到一个三年级班教唱当时刚刚流行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认真地写了教案，抄了歌片，到了讲台上却十分紧张。为何紧张？因为我忽然想到，眼前的这些孩子大多是县城的干部职工子女，是吃国库粮的，而我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小民办老师，低他们一等。于是，我带着严重的自卑情结上课，声带高度紧张，示唱效果不佳，有些孩子脸上显露出蔑视的神色。我硬着头皮继续上课，教唱几遍，再坐下用风琴领唱。等到大家都会了，又让几个学生先后独唱。我让一个男生独唱，他“腾”地站起，气宇轩昂，居然唱得比我还好。这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自卑，额头上汗流涔涔。终于把课上完，在现场观看的安老师对我說：“你不要紧张嘛。”我在心里说：我要是公办教师，就不会紧张了。
实习结束，安老师带领大家将以前学会的节目反复排练，还教我们如何化妆。他教的是油彩妆，先用凡士林打底，再上油彩，最后描眉画眼涂嘴唇，很是复杂。他选出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在他们脸上做完示范，就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画。我画完之后，一位女同学瞅着我说：“你嘴唇本来就厚，一画更厚了。”我听后大窘，像旧时代的封建小姐那样羞羞地捂着嘴，再不敢让它暴露，直到下课卸妆。
此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化妆，一次又一次登台。我们在本校向全体师生演出；去县政府大礼堂参加莒南县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9周年文艺晚会；去城郊一个大队与下乡知青同台献艺；还去文疃公社演给群众看。
文疃之行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先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去了毛主席批示过的高家柳沟大队。在那里演出一场，又步行十八里去文疃演。老师借来一辆地排车，将乐器、道具放在上面，由男同学轮流拉着，一路上嘻嘻哈哈，兴高采烈。
在文疃，我逛商店时脑子犯了迷糊，只想着马上就毕业了，有些相片要回家挂着，没想到路远难带，居然买下了一个相框。它像八开纸那么大，花了我三块六毛钱。回县城的路上，我抱着相框坐在汽车最后一排。山间公路坎坷难行，汽车在中途下坡时做了个跳高动作，我的屁股被弹离座位。再落下时，只听怀里“咔嚓”一响，急忙去看，发现相框玻璃出现多条碎纹。我心痛不已，却舍不得扔掉，两天后抱它回家。我用胶布将玻璃黏合一下，放进一些我与同学的照片，挂在墙上向人炫耀。一些女同学在照片上本来端庄漂亮，却被玻璃碎纹弄得变形变丑。
5月29日，是我们离校的日子。相处四个月，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临别时，许多同学泪光闪闪，甚至痛哭流涕。学校向每个学员发了一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用红色油印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拿着这个本本，让每一位老师和同学留言，别的同学也是这样。刘善贵老师提起笔龙飞凤舞，为我写下一句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那个“勇”字，下面的一撇甩出老远，很像他踢足球时的腿部动作。安正老师的字纤小秀美，他给我写了几行诗句：
畅迎红日走
终生莫停留
志在百花繁开日
一览观赤球
我们还相互交换照片以作留念。我早已洗好了多张一寸单人照，是之前到县照相馆照的，此时向这个送，向那个送。当然，我也收到了同学送的一些。
那天晚上，我又去排练场，发现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女同学在弹风琴。她是位公办老师，身材娇小。看到我，她往旁边一挪凳子说：“来，咱俩一起弹吧。”我搬了个凳子过去坐下，和她一起弹了起来。弹的是什么曲子，现在已经忘了，反正是她弹高曲区，我弹低音区。琴下两张充气用的踏板，她踏一只，我踏一只。两条腿免不了触碰、摩擦，让我有点小激动。弹完一曲，她扭头冲我一笑，与我握了一下手，起身走出教室。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与女性共弹一琴。后来翻看留言，发现别人署名都用了真实姓名，只有她写的是“颂军”。是歌颂解放军的意思，还是“送君”二字的谐音？我不明白。至今也不明白。因为此人毕业后嫁到外省，与同学们断了联系。
十二、音乐梦
从县师范回来，我继续在本村教学。这时，学校已经扩展到八个班，公社派来一位叫王可善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也增加了好几位。学校不再让我包班教课，让我担任专职音乐教师，并帮忙建校。
当时，宋家沟小学新校已经在村东建起两排新房，搬去了几个班。按照整体搬迁的规划，要再建一些房屋才够用。贫管组长宋家美一直在忙，又是筹集建材，又是现场督建。我上课之余成了他的小跟班，按照他的吩咐干这干那。这位花甲老人在建校中非常清廉，不贪不占。有一回，他带我去临沭县买木料，为了节省公款，竟然步行四十里山路，到他女儿家吃住。我在那里与老人通腿睡觉，见他哼哼着用手揉膝盖，知道他累得腿疼，心中对他充满尊敬。宋家美已经去世多年，但我每次回老家经过学校门口时，眼前还会浮现出他蹒跚而行忙忙碌碌的影子。
学校分作新旧两处，相距四五百米，我提着二胡上课，或者从新校往岭下跑，或者从老校往岭上跑。途经之处，一些在街边做针线活儿的妇女看着我笑，说我像个小卖唱的。我觉得受了侮辱，不好意思公开反驳，只是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小卖唱的？胡说八道。我是音乐教师，我是经过莒南师范培训过的文艺战士！
到了班里，文艺战士开始教唱新歌，用二胡辅助。此时我多想拥有一件新的武器，明确地说，想有一架风琴。我想，如果像在县一小实习时那样，弹着风琴让学生唱歌，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场景。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宋家美管校建校，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怎么好意思要求他买风琴？再说，全公社只有相沟中学和中心小学才有风琴，各个管理区的联中都没有，普普通通的宋家沟小学能买那样的洋玩意儿？
我只好继续当妇女们眼中的“小卖唱的”，提着二胡来回奔波。有的老师跟我开玩笑：“路这么远，让大队给你配一头驴，你骑着驴上课！”我想，那样的话我得改名，不叫赵德发而叫“赵得驴”了。
得一头驴，当然不是我的理想。继续在宋家沟教学，也不是我的理想。因为在县师范结业时，一个人生大目标在我前方赫然出现。
那是临沂师范音乐班。
莒南师范文艺班快结业的时候，安正老师突然找到我说：“临沂师范音乐班来咱们班招生，两年制的，咱们班选六个比较优秀的同学去考，你是一个。下午他们过来，在我的办公室开考，你两点之后去等着。”我一听，急忙向他道谢，问他考试考什么。安老师说，视唱肯定会有，你再展示一下别的文艺特长。
能参加这次考试，我激动不已。因为临沂师范是全临沂地区最权威的师范学校，能考上那里的音乐班，我会在艺术上有更高造诣。更重要的是，考上临沂师范，就会转户口，吃国库粮，毕业后当上公办教师。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呀！
与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是朱崇利、刘凤兰、滕华彩、曾昭玲、胡怀美。与他们相比，我水平差了许多。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满是焦虑与不安。
下午，六个考生准时去了安老师的办公室门口。他叫到谁，谁就进去。一个出来，再进去一个。叫到我时，我提着二胡往屋里走，心慌腿软。
屋里坐着一男一女，那是临沂师范派来的考官。女老师递过一张纸，上面是一段曲谱，让我唱出来。我一看很容易，开口就唱。等我唱完，男老师抬起两个巴掌说：“你听着。”他拍出一段节奏，让我模仿，我也根据临时记忆拍了出来。男老师又说：“你唱一首歌吧。”我早就准备了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中午到操场上练习了几遍，此时就站在那里唱。刚唱完一段，老师说：“好了。”摆手让我出去。我想，我还带了二胡，准备拉一曲的，怎么不让我拉呢？
疑疑惑惑走出去，心里想，人家可能没看中咱。考试结束，我打听结果，安老师说：“他们要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你等着吧。”
等了十来天，我们结业离校，也没等到任何消息。回去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胡怀美突然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我家。他进门后虽然脸上挂笑，但笑中的苦涩显而易见。我问他考试结果怎样，他说：“还能怎样？人家已经去临沂报到了！”我问是谁考上了，他说是朱崇利、刘凤兰、曾昭玲三个。我心中很失望，默默地点点头。胡怀美说：“我打听了，临沂师范来年还招新生，咱们再去考，不考上不算完！”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说：“嗯，咱们好好准备，争取来年成功。”
同学们虽然各分东西，但通信很频繁。我那段时间接到一些同学的来信，但每一封都是敞着口的。因为信件送到大队办公室，父亲身为大队书记，就将我的信拆开先看，看后再拿回家给我。男同学来信，他看就看了，可是他连我的女同学来信都看，让我十分恼火。虽然女同学来信并不是谈情说爱，只是说自己回去后的情况，鼓励我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云云，但这毕竟是女同学私下里对我说的话，怎么能让别人得知内容？我给同学回信，让他们将信改寄宋家沟小学，这才杜绝了父亲妨碍我通信自由的错误行为。不过，改了地址之后，我并没有收到几封信，因为此时同学之间的通信热情已经大大降低。
暑假里，刘凤兰突然与她姐姐到了我家，她们是来宋家沟走亲戚的，一村的书记宋世前是她大舅。人家考上师范并没忘了同学，看罢舅舅又看望我，让我暗暗感动。但我自惭形秽，在她面前木讷呆板，让她扫兴而归。她走后，我母亲向人谝：“‘大眼鳳’来找俺儿了。”我赶紧制止了她，让她不要再提这事。
胡怀美来信，约我一起去看望同学。那时，各个大队都有一辆公用自行车，主要用于干部外出开会。我们大队买来一辆“大金鹿”，父亲也想骑它，但他学车时摔倒几次，知难而退，这辆车子就由别的干部骑用。我向父亲讲，我要去找同学玩，他同意了，让我当天回来。我说，看看吧。就去大队部推出车子，出村上路。
我先去了胡怀美家。到那里发现，他家可用“熙熙攘攘”一词形容。因为他家人口太多了，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弟妹妹。他父母对我热情招待，做了饭菜让我和他们的大儿子吃，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在门外屡屡伸头，目光直盯着桌上的饭菜。我让他们进来一起吃，他们踌躇着要进门，胡怀美立即喝退他们。
吃罢饭，我俩推着自行车到了村东，胡怀美回头看看他的村子，恨恨地说：“春移官庄，春移官庄，春天早已经移走了，不在这里了！”我说：“春天在临沂师范，对吧？”他说：“对，来年咱们一定要考上，我可不愿一辈子待在老家！”我说：“我也不愿待在老家！”
两个十七八岁的小民办老师，就在那里发下了宏愿。我记得，我们说这话的时候，路边树上知了高叫，还向我脸上泚了一泡凉尿。
我俩骗腿上车，经县城往西北而去，到了六十里之外的朱崇利家。屋里太热，朱崇利带我们到村外河滩上说话。他的村庄叫泱沟，因为是沭河支流，每当沭河发大水，这条河的水就会向上倒流。我们坐在这条会倒流的河边，坐在浓浓的柳荫下，一直说，一直说。朱崇利当时是二十四岁，他以老大哥的口气回答我们的问题，临沂师范怎么样，来年考试要注意什么等。
说着说着，一个光着上身的老头走过来，讲他中午的奇遇：他见家里窗台上放着一碗剩米饭，就端起来扒到了肚里，吃完了心口难受，接着呕了，低头一看，地上那些米粒竟然会爬会拱，这才知道自己眼神不好，吃下了半碗蛆！
朱崇利听到这里，站起来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去。”他在路上说，这人是个老光棍，脑子不好使，所以才弄出这样的恶心事来。
到了他家，老人已经做好饭菜等着我们。我捧起那碗大米饭，想起河滩上老头讲的，觉得自己碗里的米粒也要乱爬乱拱，抑制住胃部痉挛才吃下一些。
在这里住了一夜，我和胡怀美一大早往回走，途中到两个公社看望了两位女同学。在县城西边我俩分手，各自回村。我把自行车送到大队部，老会计瞅着我道：“回家小心点。”我知道，父亲见我昨天没回来，欺骗了他，肯定会生气。果然，我一进门，他就指着我破口大骂，说我怎么不死在外头？还蹿上来要砸断我的腿，叫我再不能骑着公车乱跑。多亏母亲把他紧紧扯住，我才逃脱了皮肉之苦。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走出宋家沟，彻底离开农村！
我发愤努力，加紧操练。我将在师范文艺班领到的活页油印教材装订成册，翻来覆去研究；我将买来的《怎样拉二胡》、《怎样练习歌唱》两本书放在手边，有空就看。放学后，人家走了我不走，到空旷的教室里练习歌唱，练习二胡，练习舞蹈。偶尔去公社中心小学开会，中午休息时我就去弹那里的风琴，也不管人家烦不烦，不管自己的水平差不差。到开会时间了，我不得不离琴而去，坐到会场上，十个指头还在微微发抖，处于激动状态。
十七岁的我，成了一个百分百的音乐发烧友。那时的音乐发烧友不像今天，有高档音响，有MP4，有CD，有KTV，还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K歌，可以到演唱会上挥舞着荧光棒或鼓掌器当粉丝。我发烧的主要表现，是广泛收集新歌新曲。每当有一首新歌流行，我千方百计都要把它搞到手，否则会寝食不安。我订阅音乐杂志，买歌本，收集每一张带了曲谱的纸片。那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的歌曲集《战地新歌》，我跑到县城买来，把上面的上百首歌全都学会。我还多次到县文化馆，讨要他们编印的演唱材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备好纸笔，到了时间记谱记词，从那个节目里“下载”了一首又一首新歌。
舞蹈方面，我也下了功夫，又是练劈叉，又是练下腰。往后下腰比较艰难，但还能做到肚子一挺，两手在身后落地，两眼从腿裆里观察世界。劈叉似乎容易，我练了一段，把两腿前后分开，屁股一沉，就可以坐成“一字马”。
备考是在业余时间，本职工作该咋干咋干。我照样提着二胡到各个班级上课，把我搜集到的新歌教给学生。“六·一”儿童节前，我还精心编排了几个节目，让学生到学区师生大会上演出。我记得，有一个节目，主题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让几个美国大兵上场出丑。我找来几个蚕茧，剪出一道口子，夹在他们的鼻子上，冒充大鼻子。那时候，因为“美”这个字被美利坚合众国使用，我觉得它不再有“美”的含义，而是丑，丑极了。
有一段时间，教育系统掀起自制教具的风潮，我和同事们绞尽脑汁，或简或繁地造出了一些，如圆规、半圆仪、计算器、视觉暂留器等。我造的教具最没有技术含量却最费工夫：将一块褚红色的沉积岩敲掉棱角，用手抱着反复研磨，最终磨成圆球，准备在体育课上代替铅球。然而磨成后没舍得用，因为公社要办自制教具展览。送去后，不只在本公社展出，还被选送到县里的展览会上，获得一张奖励证书。
放了寒假，公社教育组举办汉语拼音培训，地点在相沟中心小学，我和几个同事前去参加。到那里才发现，给我们上课的竟然是安正老师。我喜出望外，到他跟前说话，问他怎么教起了汉语拼音。他说：“我在山师学的是中文，这是我的本行呀。”原来，莒南师范文艺班，只办了我参加的那一届，此后安老师就教起了语文。县里为基层小学教师举办汉语拼音培训班，他已经在好几个公社教过了。
安老师的汉语拼音教学也非常出色。他教给我们每一个声母和韵母的发音方法，“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一遍遍示范，不厌其烦，并耐心为我们纠错。三天过去，我的汉语拼音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安老师在班上讲，毛主席在1956年就做出最高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改革，首先是逐步簡化，最终要取消汉字，实行拼音文字。我听了很振奋，回去积极练习，找纯粹的拼音文章读，准备迎接那个中国人不再使用汉字的伟大时代。练过一段时间，我读拼音文章能和读汉字文章一样顺溜。
但我知道，国家实行拼音文字，那是一个长远目标，我眼前的目标还是要考临沂师范音乐班。我边工作边准备，一天一天盼望着考试。刚过春节，我就写信给朱崇利，让他打听考试的事情。他回信说，临沂师范还要去莒南招生，时间定了就告诉我。胡怀美比我还着急，经常到县城打听消息，还去一些老师那里请教专业上的问题。
有一天，朱崇利写信透露考试的时间与地点，那天我早早骑车进城，找到了设在莒南一中的考场。去应考的人有几十个，都是莒南县的文艺青年。师范文艺班有三人，是上一年落榜的胡怀美、滕华彩和我。
考试开始，我紧张地等待着，去了好几次厕所才听到叫我的名字。进去之后，还是先考识谱能力和节奏记忆，然后是唱歌给考官听。我准备的是《我爱这祖国的蓝天》，在家练过无数遍，此时很投入地唱了起来：“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哪知道，我刚唱过这几句，男考官举手叫停，让我突然从白云上摔下，在东风中折翅。这么粗暴的拒绝，真让咱接受不了。2005年国庆期间某电视台搞了个歌手大赛，有位男孩在海选时受到了和我同样的待遇，做个鬼脸大声抗议：“我还没到高潮呢！”我那时候说话比他专业，觍着脸对考官说：“我能唱到高音A。”你猜人家怎么答复咱？“那没意义！”
我知道，我完了。我灰头土脸走出来，强笑着和同学打了个招呼，狼狈不堪地离开了那儿。
时隔不久，莒南有三个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个是胡怀美，一个是滕华彩，另一个是莒南东部的一位男性民办教师。
后来的日子里，主考老师的那句话整天响在我的耳边：没意义，没意义。我此时才明白，自己缺乏音乐天分，唱功很差，要想考上音乐院校，无异于猴子捞月。
明白了这点，我万分沮丧，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那时候，我的发小们陆续定亲，我家也经常有媒人上门，但我概不答应。我母亲与街坊四邻的女人们在一起拉呱，说到自己还没找上儿媳妇，感到很没有面子，回家就在我面前唠叨。我奶奶更着急，她生下第五个儿子的第二年我就来到世上，让她颇感自豪，十几年过去，她又希望能早早抱上重孙子。我第二次落榜的那个夏天，又有媒人向我父亲提亲。这个媒人与我父亲关系不一般：我父亲十八岁担任农村信用社业务员，二十九岁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宋家沟二村党支书，邻村小结庄的刘彦世接了他的班，二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酒酣耳热之际，刘彦世要把连襟的女儿介绍给我父亲当儿媳妇。他连襟是板泉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副镇长），老婆孩子在沈保村，离宋家沟只有五里地。父亲回家一说，母亲和奶奶立即同意。我不愿早早定亲，他们就轮番做我思想工作，苦口婆心，恩威并行。我让他们叨叨烦了，就说：“你们看着办吧！”父亲高高兴兴地找刘彦世定下相亲时间，那天带着我奶奶、我母亲、我姑姑、我婶子、我妹妹，还有我，呼呼啦啦一大群人，去了宋家沟与沈保村之间的河滩上。那边也是浩浩荡荡一大帮，由刘彦世的连襟杜洪恩率领。两群人相距几十米远，相互拿眼光扫视。我当时的心态像局外人，麻木不仁地站在一边，向对面看了一眼，也没有看清目标。过了几分钟，刘彦世让两边分头讨论，男女双方就各自后退百十步，站成一堆讨论起来。这边，我奶奶首先发言，用手比划着道：“长得不孬，腚盘子那么宽，咱们要了！”她一拍板，别人也纷纷赞同。问到我，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我的终身大事，就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定下了。
暑假后开学，我继续在宋家沟小学教音乐，但我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经常思考往后该怎么办。有一天我突然生出野心：我嗓子不好，考不上音乐学校，就在作曲方面下功夫吧，我当个作曲家让大家看看！
于是，我把主攻方向改为歌曲创作，自己作词自己谱曲，写一首向外投一首，梦想自己写的歌能从李双江、罗天婵等著名歌唱家的嗓子里飞出来，被全国人民传唱。我查到了《工农兵歌曲》《红小兵歌曲》《解放军歌曲》等编辑部的通信地址，一有新作就寄给他们。在那个秋天，几家编辑部的废纸篓里肯定都有我的贡献。
其实，我那时写出的都是些垃圾。歌词，都是政治口号；谱子，则简单而粗糙。农村人把不找师傅、独自钻研的木匠叫作“憋木匠”，我就是一个音乐创作上的“憋木匠”。寄出去的作品如泥牛入海，一首也不见回音，“憋木匠”着急了。我想，我不能这样闭门造车，我应该去找同学请教，在一个星期天，骑车去了八十里之外的临沂师范。到那里见到莒南的几位同学，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说话期期艾艾，不好意思请教写歌的事，怕他们说我不自量力。说了一会儿话，朱崇利、胡怀美带我去学校食堂吃过午饭，到路边杨树底下坐着，只见一男一女从校门外走进来，脚步轻飘，面带羞容。胡怀美指着他们笑道：“喏，又有一对搞上了。”我看着那对恋人心想：考上学真好，能在学校里搞对象。哪像我，要遵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临沂师范，后来升格为临沂教育学院，再后来并入临沂大学。当年考上临沂师范音乐班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命运轨迹。朱崇利毕业后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因为妻子是农村户口，他后来回到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转行到乡党委工作，从乡党委纪检委员的位子上退休。其他四位同学，毕业后都回莒南当了音乐教师。几年后，刘凤兰跟随丈夫去聊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滕华彩的丈夫早早去世，凄惨了几年又改嫁别人。曾昭玲毕业后嫁给县教育局长的儿子，到县一中教音乐。她与丈夫吵架，发现丈夫有一副金嗓子，把他也培养成了歌手。丈夫前几年去世，曾昭玲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整天念经拜佛。
胡怀美的一生更是令人唏噓。他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教师，被调到莒南县文艺宣传队任演奏员，二胡、笙、手风琴都是他的强项。在那里，他与一位女演员恋爱、结婚，并开始迷恋烟酒。后来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他经常找我要求改行，我向有关领导提建议，让他到城关镇当了宣传干事。我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后到日照工作，筹建文联，他又找我，要跟着我干。他来后先当办公室秘书，多年后担任市文联秘书长、副调研员，兼任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副调研员是非领导职务，却享受副处级待遇。市委下文公布后，胡怀美兴奋得很，专程回老家到祖坟前烧纸放鞭，报告喜讯。可惜的是，两年后他得了癌症，于2006年4月23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我主持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护送他的骨灰回老家。我跪在春移官庄村东他的新坟前磕头时，正在拔节的麦苗青青嫩嫩，戳在我的脸上。我在心里说：老胡呀，当年咱们在你村边一起发誓，要拼死拼活离开老家，你怎么又早早回来，躺在这里了呢！那一刻，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洒在他的坟前。
而1973年秋天，我看望了几位同学，从临沂师范回来后，依然在宋家沟小学迷茫着，痛苦着，挣扎着。我还是不安现状，还是想冲破桎梏，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
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好继续当着“憋木匠”，歌曲写了一首又一首。我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能不能像愚公移山感动上帝那样，就这样一个劲儿地写下去，最终有一天能够感动编辑大人，让我的作品发表呢？
（未完待续）本栏责编 李青风
邮箱：sdwxlq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