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笋《黄豆》

家乡,农历的十月初一,是女儿回娘家上坟祭祖的日子。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宅过活。每年的这个日子,我都要回一趟老家,为早逝的父亲焚香烧纸,同时陪陪年迈的母亲。很早我就从县城赶到了娘家。午后,天突然阴郁起来,不多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乡下的雨天,泥道湿滑,很难走。母亲也说,天不好,别急着回去,就住一宿吧。我也想多陪母亲说说话,真是“人留天也留”。秋末冬初,天黑得快。我和母亲老早就吃了晚饭,上了热炕头,把腿伸进被窝里,暖乎乎的,披衣坐着面对面聊着天。窗外,屋檐雨落的“滴答”声,格外清冷响亮。

母亲说着街坊邻里新近的故事,不时,还评说几句。从前街说到后街,从东头说到西头……

不知何时,外面起风了。风雨里,院里的梧桐树发出“呜呜”的呼声,刮落的树叶“唏哩啪啦”乱响。

“睡吧,桂花!时候不早了。还有,胡同口……你三叔,听说病倒了,这次怕是……明早,你买点水果、点心,去看看他吧?”母亲说。

“好吧!怪不得,上午我来时,没看见三叔坐在胡同口的碌碡上。”我应声答道。随即,脑海里翻腾起胡同口三叔零零碎碎的往事。

胡同口三叔是同族的远房。我们四家住着一条南北胡同,我家住胡同头南端,他家住胡同口北头。我知道,三叔的日子这几年很苦。他家门前有株柿树,树下栽竖着一个碌碡。他头发灰白,似一墩枯草。脸色黑中带黄,整日坐在碌碡上,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搭扶在腿上,面无表情,眼珠好长时间不动,像个木头人。有时,周围也围拢着两三个老人,三叔却很少说话。每次我回娘家,走到胡同口,碰见这些老人,送给他们水果点心之类时,老人们都不胜欢喜,接过食品,一个劲地说:“这孩子,真好……真好……”。而三叔却躲躲闪闪,似乎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硬是把食品塞到他的手里,他才勉强接住,双手抖抖瑟瑟。我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解,心里总不是滋味。

老来的三叔着实有些可怜。然而,先前的三叔可不是这个样子,他风光着呢。

记忆里,那时的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那时胡同口三叔差不多30岁,是民兵连长。他穿着当时最流行的黄大衣,走路总高高地仰着头,看人斜楞着眼,凶凶的,样子挺吓人。三叔爱管闲事,见啥不顺眼,开口就骂人。批斗会上,他最卖力气,喊起口号声嘶力竭,整起人来拳打脚踢。因排行老三,人送外号“三土匪”。我们这些孩子见了他,总是贴着墙根走,大气不敢喘,也不敢正眼看他。

那年秋天,是個午后。生产队的场院上,晒着的棉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雪白柔软,还有摊晒的金灿灿的玉米和黄橙橙的黄豆堆。母亲正和大人们一起忙活着打场、翻场、扬场。“三土匪”叼着烟卷儿,蹲在一旁,像是监工。我们四五个孩子在黄豆堆旁玩耍,我是唯一的女孩,最小。当头的是大憨,他最大,有十二三岁。大憨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他说:“咱们每人抓一把黄豆,装进衣兜里,赶快跑开,千万别让‘三土匪’看见!回家点着火,用勺子头炒炒吃,可香呢,真解馋!”大憨让我第一个去。他说我小,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做掩护,用身子围着我,挡住大人的视线。小小年纪的我,一切按“指令”行事。虽然心里吓得“怦怦”直跳,但一想起黄豆炒熟的香味,我就馋得直咽唾沫。我猫着腰悄悄走近豆堆旁,四处张望了一下,见没人注意,抓起一把黄豆装进衣兜里,撒腿就往家跑。刚刚跑出没几步,就听到一声大喊:“站住!”几乎同时,一只大手揪住我的衣领,“啪啪”两个耳光扇了过来。我眼前一阵发黑,满脸生疼。用手一抹嘴,手上沾满血。原来,我被“三土匪”抓住了。惊慌的母亲扔下手中的家什,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揽进怀里,便跟“三土匪”吵起来:“不就是一把豆子吗?小孩子,还不懂事,你抬手就打……你看看,打得孩子满脸是血,你忍心吗?你真是个土匪……”

也许是被“土匪”二字激怒了,“三土匪”瞪着眼,狂叫着“你混蛋……你……”,冲着我娘俩就跑过来。乡亲们纷纷跑来劝解,有的拉住“三土匪”,有的推着母亲,把我们劝回了家。

天井里,梧桐树下,母亲紧紧抱住我。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害怕惹了祸,母亲会打我,抬头去看母亲的脸。突然,“吧嗒、吧嗒”的热泪滴落到我的脸上……随后的日子里,我眼前时常出现“三土匪”打我的影子,一看见“三土匪”,我的脸就隐隐生疼。好几次,我还梦见“三土匪”追我打我骂我,还把母亲推倒在地……我恨“三土匪”,我要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第二年的春天,春寒料峭,杏花初开。我折了一枝杏花,蹦蹦跳跳地往家走。走到“三土匪”家门口,看见他家锁着大门,一个好主意突然冒出来。我拾起路边的砖头,扔进了“三土匪”家的院里,立刻听到“哗啦”一声,极清脆,不是砸了盆就是破了罐。我高兴极了,又接着扔了两块砖头,撒腿跑回家。这一天,我心里总像揣了个小兔子,怦怦乱跳,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害怕,一会儿感觉出了气,一会儿又怕惹了祸……一天没敢出门。

吃晚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娘,我今天报仇了……”我刚一张口,母亲就把筷子重重地往饭桌上一拍,脱口问道:“报仇?报什么仇?”口气中有几分惊愕,几分质问。我知道自己闯祸了,但面对母亲逼视的目光,我还是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

母亲沉思片刻,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桂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是你三叔哇……”

后来,我上学、工作、出嫁,最后在县城安居乐业。曾经的磕磕碰碰、恩恩怨怨,随着岁月的流失,早已烟消云散了。唯有那把黄豆,总是难以从记忆中抹掉。每次回娘家,母亲总忘不了提醒我:“你上学出息了,别摆架子。进村看见老少爷们要快下车打招呼。碰见胡同里邻舍老少,不管是谁,都要送些礼品给他们。娘不缺吃不缺穿,他们日子寒微啊!”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不管是谁”暗指的就是胡同口三叔。

农村刚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那阵,三叔动不动就嚷:“哼,社会主义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政策!”他身上的黄大衣也由陈旧而破烂,灰不溜秋。今天破一道口子,明天露出两朵棉絮,也懒得缝补,酷似乞丐穿的衣服。“三土匪”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偶尔他到责任田里转一圈,依旧仰着头,连脚底下的杂草也不肯弯下腰去拔一棵。庄稼不买他的账,秋后甩脸子给他看,收成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三叔的日子从此败落下来……

早晨我起得晚,母亲早已把饭做好了。我和母亲商量,索性给三叔200元钱,表达一下心意吧。母亲说,也好,他家手头紧,正用得着呢。匆匆吃过饭,我就往三叔家走去。

昨夜的秋风冷雨,使得三叔门前柿树的叶子落得精光。泛红的落叶粘贴在湿透的地上,像是斑斑血迹,太阳一照,煞是刺眼。光溜溜的碌碡空等着它的主人,显得格外清冷落寂。枯黑的树枝上,倒悬着三两个黄色熟透的果子,在蓝天清风里来回晃动摇摇欲坠。

三叔的屋里灰暗阴冷,污浊腥臊的气味扑鼻而来。三婶闷头坐在炕沿上。三叔躺在被窝里,被子上压着那件又脏又破的黄大衣,一动不动。见我进屋,三婶急忙拉亮灯。我说:“三婶,天下雨,我没来得及买东西,就给你这……你给三叔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随手把200元钱递给三婶。三婶有些惊慌失措,摇手推让着,但最终还是接下了,不住地点着头,语无伦次地说:“桂花真好,你看……老吃你的东西……真是……真是不好意思啊!”

昏黄的灯光下,三叔的脸越发显得枯瘦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我眼前蓦然闪过遗体告别仪式上安静躺着的逝者,不由得一阵寒颤。三叔似乎知道我来了,嘴唇哆嗦了几下,像是说着什么,声音微弱且含混。我全然不懂。三婶俯身趴到三叔嘴边侧耳细听,然后告诉我:“他在叫你的名字,桂花。”突然,三叔睁开凹陷的眼睛,嘴巴张大,呼吸急促,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但话音依然微弱含混。三婶不得不更加全神贯注地仔细辨听,听了一会儿,转身去墙角揭开矮缸的盖子,挖了一瓢黄豆,颤巍巍端到我的面前。我疑惑地看着三婶,竞有些木然了。

三婶解释说:“这黄豆是我跟你三叔春天在崖头边开荒种的,没施化肥农药,也没有虫。你三叔说,你带回去,给孩子炒炒吃,很香的。”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时不知所措,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三叔嘴里又嘟囔起来。三婶接着解释说:“桂花,你三叔让你收下……不然,他心里过意不去啊!”

待我接過黄豆,再看三叔,他已合上了眼睛,眼窝湿润,分明是涌出了泪花。

我的心一下子也酸楚起来,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我倾身凑近三叔耳边,几近哽咽地说:“三叔,您不要多想,好好歇息吧!”

我端着那瓢黄豆,回到母亲身边,放到堂屋的方桌上。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惊讶,随即便平静下来。她没有多问,我也没说什么。娘俩呆呆地望着那瓢金灿灿的黄豆,好久没有言语。

就在我赶回县城的那天下午,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三叔走了。母亲还告诉我:那瓢黄豆极好,咱们就留做豆种吧。来年春天你回来,咱娘俩一块种到园子的向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