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草
没人能够拒绝自己的生日。
所有的父亲，都是以娱乐自己身体的方式，播种下自己的血脉，要母亲来孕育生养。母亲妊娠反应，想吃酸，吃了就吐；想吃辣，吃了也吐；想吃甜，吃了还吐……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只有忍，忍得自己一天天变，变得大腹便便，变得臃肿失形，变到十个月时，咬牙忍痛、扯断头发、抓破手心，诞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紧攥双拳，紧锁双眉，紧闭双眼，高声大嚎，似乎要拒绝他的出生，但这由不得他。
所有的新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身不由己的。
哭没有用，攥紧拳头、锁紧双眉、闭紧双眼都没有用。母亲生下了他，他就得好好地接受，好好地活，活给母亲一个样子看。这是所有母亲的期望，也是自己艰苦奋斗的一个目标。然而，没人知道自己给母亲活得满意不满意，自己给自己活得满意不满意。通常的情况下，满意不满意，都要装出满意来。
是个什么样的装法呢？
千姿百态，各人有各人的装法。但过生日这一方式，是大多数人喜欢的一种选择，似乎不这么做，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生育了自己的母亲。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生日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但是一定不会很多，如我只见识过我的父亲，以跪草的方式，来为自己庆生。
“人生人，吓死人”！
十月怀胎的母亲，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过去，因为婴儿脐带绕颈，或是胎位有问题，就一定会难产，进而丧命。听说父亲的降生，就使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受了一次大罪，从傍晚开始预产，一直熬过长长的一个晚上，到第二日快中午的时候，才艰难的生产下来。因为这一緣故吧，父亲在他生日的时候，从不招亲戚，也不待朋友，拒绝一切热热闹闹的宴席，拒绝所有快快乐乐的活动，黯黯淡淡的独自给自己过一个生日。
甚至是，父亲还拒绝参加他人那样的生日活动。
父亲说了，自己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因此，到了父亲生日的时候，他会背起个竹编的大背篓，到自己的麦草垛子上，扯回一背篓的麦草，背回家来，在张挂着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的画像前，铺开来，跪上去，给画像上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磕上三个头，点上一炷香，然后就静静的跪在麦草上。要喝水了，把水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麦草上喝；要吃饭了，把饭端到他跟前，他跪在麦草上吃……父亲是抽烟的，不是现在有的香烟，而是农家汉子自种自收的老旱烟叶子。平常的日子，父亲的烟特别紧，一会儿装一锅，一会儿装一锅，点着了，吧嗒吧嗒，烟笼雾罩，可从他跪上麦草时起，就不再抽了，他忌了口，到站起来，动都不动他给自己拴的黄铜烟锅。
作为男丁，我小的时候，在父亲跪在麦草上时，自己懵懂着，挨着父亲也会跪下去。但是父亲不让我跪，他会抬手拍打我的脑袋，把我赶开，让我到炕上去睡觉。
我是没有耐心的，很快就会睡去，而父亲坚持跪着，不能丟顿，不能睡觉。
父亲从傍晚时跪下来，面对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在麦草上要跪整整一个晚上，天明了还不起来，还要跪着，安安静静的跪着，一直跪到早饭吃罢、快近午饭的时候，才活动着他的腰身和膝盖，慢慢地站起来，收拾干净铺在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画像前的麦草……一年一年又一年，直到父亲去世，他在他生日这天，不改样子的都要跪在麦草上，给他的母亲、我的奶奶跪着。
父亲说他这是跪草。
我见到父亲跪草的次数多了，到现在想起，他跪草的模样，仿佛一尊铜铸的雕塑，印记在我的意识里，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隆重，绝不是热闹着、快活着给自己弄一场生日宴可比的。
父亲所以跪草谢母，那是因为，他的母亲、我的奶奶生他时，就是在一背篓麦草上生下来的。
这就是传统俗语的“落草”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妇产医院，每一个新生命，几乎都是在自家炕脚铺着的草堆里落生的。
我父亲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
我受了父亲的影响，时至现在，年过六十，也不着意给自己弄个生日宴什么的过一过。但我远离了故乡，身在大城市的西安，却也不能如父亲一般，在自己的生日，以跪草的方式，感谢纪念母亲对我的生育之恩。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我西安的书房里，独自一人，来读一个晚上的书。我坚持着这个习惯，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我著文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没怎么读书，勉强有本中学毕业的文凭，实际只是踏实认真的读了小学。后来，我舞文弄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还有点儿收获，与我生日之夜苦读狠写是分不开的。
去年冬尽的日子，我于我的生日之夜，开始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我愿我的母亲，像她诞生了我一样，给我力量，赐我智慧，帮我怀胎，诞生出我的长篇小说来。
把祖宗请回家
《品味》杂志的记者王明，昨日来我府上采访，说他们本期杂志要做个过年的专栏，希望我能就此说几句。听了王明的采访要求，就没做什么思考，开口就说，过年了，我要把祖宗请回家来，和祖宗们一起来过年。
如果我没有一大把年纪，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年纪大了，我不能不这么想，也不能不这么做了。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可宝贵的地方。尊亲爱祖，如唐代诗人王维在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家知道，九月九日为我国传统的重阳节，这一日，人们是要登高怀亲的。后来，又为这个日子赋予了新的内容，亦即我们今天的老人节。王维的一句话，提醒和影响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亲人，同时，更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宗。
起小的时候，在扶风县的老家过年，都是要跟着家里的长者，赶在年三十的时候，举着灯笼，端着香裱，到祖坟里去，把祖宗请回家来，让祖宗陪着我们，我们伴着祖宗，一起来过年的。谁家如果不请祖宗回家，所谓的团圆年，就难说团圆了。
这是重要的，来不得半点马虎。
我始终记忆在心的，到了年三十的下午，父亲净手净脸，也监督我们兄弟几人，净手净脸，然后由最小的我，走在最前面，举着一盏点燃了蜡烛的灯笼，其后是我的几位哥哥和健在的父亲，他们手里有端托盘的，有拿纸货的，鱼贯地走在去祖坟的路上……这个时候的故乡田野，到处都有如我们父子一样请祖宗回家的队伍。我们到了祖坟，给长眠在这里的爷爷、奶奶们，烧纸、祭酒、焚香，并呼唤祖宗们的名讳，给他们说一年的收成，说家里的情况，还说大家想念他们，要请他们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个年……不是因为我小，其时的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们的祖宗是被我们真的请到了，走在我们中间，和来请他们的我们，走在一起，走回到家门口了，把祖宗们让在前头，看着祖宗们走进了家门，我们还要在大门口燃一挂鞭炮，而家里已在上房开间（如今天的客厅），摆放好八仙桌，把祖宗恭敬地安顿起来。
祖宗在这里是一座一座木质的牌位，上面书写着祖宗们的名讳，我们兄弟跪拜祖宗，从初一到十五，在把祖先依例送进祖坟前，我们与祖宗一起过年，我们吃喝什么，敬献祖宗什么，祖宗牌位上的水酒不能断，祖宗牌位前的明灯不能灭，祖宗牌位前的香火不能熄……我们尊亲敬祖，祖宗与我们血脉相传，我们是祖宗的贤子孝孙。
“破除四旧”的声浪，突然地高涨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人敢把祖宗请回来过年了，但谁又能忘了祖宗，不爱亲近的祖宗呢！
发生在我们村上的一件事，是啼笑皆非的，但我在写这个事的时候，却没有啼笑皆非的情绪。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到1968年的时候，我叫三爹的老人，不敢明目张胆的去祖坟请祖宗，要过年了，他就天黑透后，在胳肢窝揣了烧纸，偷偷窜进村野里的祖坟，在这个坟头上跪下了，招呼一声这位祖宗的名讳……三爹不晓得，有一个邻村的猎户，把一杆猎枪，装满了枪药和铁砂，悄悄的瞄准着他……这个猎户发现这个坟地里有狐狸的洞穴，他想过年的时候，捕获狐狸，为他的年节，增添些年的乐趣和内容。他把来请祖宗的三爹当成狐狸了。三爹的胳肢窝夹着烧纸，猎户错把烧纸当成了狐狸的尾巴，并以此判断，这只狐狸不小，该是只老狐狸呢！
枪火即时扣响，三爹应声倒地，猎户狂奔向前，他看到中枪的不是老狐狸，而是活人一个！
猎户没有逃路，他把猎枪摔在坟头里的石碑上，背起中枪的三爹，一路跑到公社医院，手术中，从三爹肉多的屁股蛋上，取出了一把铁砂。
三爹伤还没有好透，就被村里的造反派揪回村，给他挂上“旧势力孝子贤孙”的黑牌子，好一场游行。
三爹挨了一记黑枪，成了黑典型，而打了三爹一黑枪的猎户，犯了罪错的，却披红戴花，成了“破除四旧”的红色典型。
事情过去快四十年，黑典型的三爹，紅典型的猎户，都已作古，不在人世。而这时候的社会风气，也大为转变，我们又要大张旗鼓的尊亲爱祖了。早前，我在西安报社工作，几位哥哥也都健在，过年时我必须回到老家，拜见几位哥哥的同时，也是要依例拜祭我们的祖宗的。如今三位哥哥相继离去，我该怎么办呢？我也老了，六十有三，我为我决定着，赶在年三十的时候，把祖宗请回来，和祖宗一起过年。
我在西安的家里，已为祖宗们准备好了地方。
在父亲眼里
回头来看，父亲离开我虽已四十七年，但我感觉得到，父亲的眼睛挂在我的身上，时刻都没有偏离。
天下佬儿爱小儿。我们兄弟姐妹多，在我前头的哥哥姐姐们，没谁敢惹我，他们惹我的后果很严重，不可避免的都要被父亲修理一顿，轻则骂，重则打。所以说，我在父亲眼里，是最受宠的。但我不得不说，我也是父亲管教得最严格的。譬如父亲教我写毛笔字，就特别严厉。我虚岁七岁时上学，可我写毛笔字的时间，要往前推一年半，亦即五岁半时，喜欢虞世南的父亲，就把他临过的书帖找出来，让我临写了。家住法门寺北的闫西村，背靠着中观山，天热的时候，有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倒也清爽惬意，而天寒的时候，顺着山坡吹下来的风，却像刀子一样，直刺人的脸。恰在这个时候，正是父亲逼迫我练习毛笔字的不二机会。父亲说了，寒暑习字，你不用脑子，用手都能记得住。四十二年后，亦即2010年10月，我从鲁迅的故乡绍兴颁领“鲁迅文学奖”回来，朋友们给我拿来笔墨纸砚，铺在我的书案上，要我来写毛笔字。我心里打鼓了，却又无奈的捉起笔来，在一张四尺的宣纸上，一口气写出“耕心种德”四个字来，放下笔，在朋友们由衷的鼓掌声里，我仔细的端详了一遍，直觉父亲此刻就在我的身边，给我又说了一遍他当初给我说过的话。
我必须承认，父亲有先见之明，人的自身的确有两种记忆，一在大脑，一在肌肉。往往是，大脑的记忆，因为情感等因素的左右，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而肌肉的记忆，是坚强的，是牢靠的，不会因为这样的干扰、那样的困扰，产生一丝一毫的偏差。小时候，我在父亲的逼迫下，练习过毛笔字就是练习过，正如我是一个木匠，年轻时做过一段木工活，做过就是做过，几十年没练没做，动手再练再做，心不跳，手不抖，依然会练得有模有样，依然会做得有型有款。
是的，我练习毛笔字，是父亲逼迫的；而我学做木工活，则是生活逼迫的。
父亲逼迫我练习毛笔字，选择的时间多在晚上睡觉前，无论寒暑，我要脱鞋上炕，必先到炕跟脚的书桌前，磨墨把父亲准备的两页米字格习字纸，临着虞世南的字帖，在米字格里把大字写足，然后又要把米字格之间的空隙，填满小字，才算完成任务。这时候，我的心跳是急促的，因为我要把写好的习字纸，捧给父亲验收。父亲如果是满意的，就把他锁着的核桃木枕匣打开，在一块大大的焦糖上，掰下小小的一块，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让我靠他近一些，他掰下的焦糖，让我在舌尖上舔一口，趁着唾沫的黏糊劲儿，粘到我的额头上。是夜，我睡在父亲的身后，背靠着他的温暖，我睡得像额头上的焦糖一样甜蜜。来日，我还会头顶着焦糖，在村里，在学校，招摇一整天。但是父亲如果认为我的习字，练得不够认真、不够到位，他会立马黑下脸来，让我伸出习字的手，把他抽着的黄铜大烟锅，抡起来，在我的手心抽一下。被父亲抽过的手心，先是一个白色的小圆圈，一会儿还会红肿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红肿的地方更会成为一团青紫色，其所凸起的样子和色彩，又恰似我额头上曾经骄傲地顶过的焦糖。
在父亲的逼迫和诱惑下，我的毛笔字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钢笔这种新的书写工具，在我上学后，越来越为我所喜爱。父亲没有泥古，他北上中观山，砍了几天的硬柴，挑到四五十里外的法门镇，卖了后给我买了一支当时最有名的金星钢笔。我用这支钢笔，于1966年考入中学，还准备着，用这支钢笔从中学升入高中，然后再考入大学，为我理想的生活而努力。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被扣上一顶“村盖子”的大帽子，拉出来批判斗争了。
造反派给父亲做的高帽子有三尺高，糊了纸，写了字。父亲得到高帽子后，没有因为高帽子而不开心，他只是觉得高帽子上毛笔字写得太丑陋了，这使他心里极为不爽。父亲熬了浆糊，在高帽子上重糊了一层纸，然后磨墨捉笔，自己要重写一遍，他把墨笔都按在高帽子上了，却叫了我来，让我工工整整地用虞体给他重写了。父亲很是得意他的这一做法，来日自己戴上高帽子，到造反派指定的地点去接受批斗。可是问题出来了，批斗会开到一半时，有人发现父亲高帽子上的字是那么工整，便怒吼一声，把父亲的高帽子打落在地，几脚踩烂后，又糊上纸，歪歪扭扭写上父亲不能忍受的那种字……包括我这个他爱到骨子的碎儿子在内，没人想到，只是这一那时最为普遍的践踏，竟让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没有吃，没有喝，到第二天凌晨，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羞死在了高帽子前。
父亲用他的生命，维护着文化的尊严。
父亲这一决断，从此扎根在了我的心里，无论我回乡成为一个农民，春天耕种，秋天收获；无论我自学成为一个木匠和雕漆匠，走千家，串万户，我都深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和探索。我所以这么坚持，都是因为，我知道父亲用他热爱文化的眼光，一直看着我，我不能懈怠，我不能逃避，父亲如炬的眼光，是我朝着文化的方向奋勇追求的指路明灯。我人过而立之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我生活的小堡子闫西村，走进了扶风县城，再后又到了咸阳市里，最后落脚在大堡子的西安。我没有旁顾，更没有旁视，我在父亲眼睛所及的视野里，认真做着父亲希望我做的事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写下这一切，既是对父亲的纪念，更是对自己的鼓励。
父亲看着我，我在父亲的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