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以前，建东在他的朋友圈里贴出了几张手机相片，拍的是我们大学时期办的一本文学杂志——《菩提》，油印的刻痕仍没有褪色，就那么一下子击中了我。
那份杂志出版的时间是1987年9月，我们大学三年级的头一学期。时间机器的那头，将近30年前的我们，对于眼下的我们，完全成了另外的一些人，是不同于自己的存在吧。
我和建东被命运分配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八五级的同一个班上，又格外巧合地飘落到了七号男生楼505宿舍的那8张高低床之间。记得我和他都在上铺，遥遥相望，而另外的两位老虎（虎良灿）和大付（付鹏锋）则睡下铺。我们四个很快成了全班六十几名同学之中令人侧目的"四人帮"，这当然是缘起于那时被我们在心中奉为宗教的文学。
有一个小插曲，最初是老虎、大付和我凑在了一起，那时建东小小的个头儿，不多言不多语的，只在他那近视眼镜的背后转动着机灵的眼神儿，他还没有加入我们。记得有一天我偶然读到了建东一篇小说作业的开头，写的是一名妇女骑着自行车穿过北方那种笔直的大街，寥寥几行就将路边林荫道的绿意透射到了字句中间。我拿着那个作文本就找到另外的那两位，对他们极力推举，这个建东不错，相当有灵气。那两位还装模作样地评估了半天，最终才决定吸纳建东入会……
在那个小小的文学社团里，我们暗自分配着不同的角色：来自陕北的大付和来自云南的老虎负责写诗，而我和建东则专攻小说。大付和老虎都一米七五以上，大付一头硬发，睡觉后常会冲冠而起，像是一只骄傲的公鸡；而老虎绝对称得上我们那幢七号楼乃至整个八五级的校草，一双美目传情，很快就跻身兰州大学三大校园歌手之列，而我们两个相对不那么惹眼的角色，也许注定了更加适合沉默的小说。
应该是从大二下学期起吧，建东和我开始埋头疯狂地书写。每天在黄昏到来以前，就去新文科楼里占据一方书桌，开始了各自的小说写作。记得那时建东爱用红色横条的信笺纸，用黑色的细钢笔写下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则喜欢兰州大学专用的绿色方格稿纸，用铅笔描画出一片迷蒙。每当一篇小说完工，我们就相互交换品读，然后去学校食堂二楼的小灶炒两份小炒，就着啤酒给出毫不遮掩的批评意见。
建东比我小大约半岁的样子，个儿也小，笑起来还有几分羞涩，我在心里有些把他当一个弟弟看，但即使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小说也从来不曾让我小看。记得兰州那些不冷不热的傍晚，不胜酒力的我们很快就被两瓶"黄河"搞得微醺。我曾经满怀衷肠地对他倾诉，建东，你这样的小说我是无论怎样努力也写不出来的……
现在想来，与我来源于本能的、笨拙而用力的写作不同，建东的书写从最初的时期起就显出了某种难得的轻盈和流动。记得在那些黄昏的忘我书写之后，有一次我对他感叹，声称自己找到了某种信马由缰的快感，而建东明亮的双眼里却掠过一丝怀疑，说，我倒宁愿不那么迷信快感。
或许正是这种潜藏的智性，让建东在后来的小说写作中走到了比我更远也更宽广的地带。
说起我们的小说启蒙，都有那个时代共同的源头。最早是海明威，记得建东和我曾逐字逐句分析过他的那篇《雨中的猫》是如何清晰地描摹那只走过大街的猫咪。然后是卡夫卡、惊艳的米兰·昆德拉。再后来，或许他和我之间已悄然出现了某种细微的分野，他在卡尔维诺那种高韬的先锋之舞中找到自己的叙事姿态，而我则陷入马尔克斯爆炸的感官中沉睡不醒……
经历了这个久远的时间再回头去看，或许这样的分别已经远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至今仍记得建东在大学时期的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位去找寻出走的丈夫的妻子，她找啊找啊，来到了一个建筑工地，绝望的她仰望脚手架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恍若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就使劲儿看去，恰在那时，那身影却点亮了他手中的焊枪，刺目的炫光立刻激得那妻子眼泪长流……我读到这一个场面的时候眼里同样浮起了泪水，至今仍然觉得这样的瞬间包含了一个写作人投身纸墨的最初的那份触动。
显然，我更加看重的是这个。
1989年大学毕业，他去了石家庄炼油厂，而我去了重庆的四川仪表厂。1991年的春天，我跑去石家庄看他，他还住在距离市区十分遥远的炼油厂的单身宿舍里，那时他刚刚收获了一份奇迹般的爱情，我却在他床畔墙上的白纸上，看到他用钢笔画的形状各异的人，透露着挣扎与落寞。
好在我们都没有停止写作，用这件在青春期里就开始锻造的武器与失落的现实开战，在无形中找寻自我的救赎。1997年的6月，建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情感的刀锋》，1998年年底，我也在《大家》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我们都是木头人》。当时的我已去《重庆晚报》做了一名体育记者，但内心里却格外看重这种小说写作上的无声的遥相呼应。
当然，后来的人生剧情却并没有按照我们的一厢情愿延续。建东在小说的路途上越飞越高，而我却在顾此失彼、应接不暇的都市报生涯中，成了废弃了武功的文学路人。记得那时，重庆图书馆还建在菜元坝火车站顶上的那片巨大山崖上，我会在那间很高的期刊阅览室里饥渴地阅读建东的小说。阅览室的长桌边开着落地长窗，一眼就可以从那个异乎寻常的高度之上俯瞰火车站广场上那些奔忙的旅客，还有那些抢夺业务的棒棒（重庆人对力夫的俗称）。那里，几乎可以称为辽远的人世间，而这里，四下空阔的高处，我却不时沉浸到建东的那些跳跃不已又意象锐利的虚构世界里去。我和建东相隔总有上千公里的距离了吧，却仍然可以没有困难地在文字里心意相通。
那一段时间我十分迷恋夏目漱石的《后来的事》，里头写的就是两男一女的大学同学，在毕业后发生的故事。倒不是说那小说有多么好，而是那里面包含的时间的意味让我深深入迷：后来，之后，其后……小说着力于几个纯真青年踏进社会以后的剧变，那种时间的魔法用在我和建东的身上就是，我们当年在兰大七号男生楼的505宿舍一起出发，后来，他成了一个喷薄而出的作者，而我却成了一个忠诚追随他的读者，这其中一定存有一个难解的谜。
我同建东最近的一次相见是两年前的夏天，在重庆的合川，那里邻近南宋军队抵御元军的古战场。在旅店的房间里，我们相距两米左右，面对面端坐，散淡地谈着各自的近况。我告诉建东，我已经决意从潦倒的报社撤退，重新返回文学。在说到这么重大的决定之时，我们的臉孔仍然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那种中年人该有的不露声色，建东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就只说了句，那就好好写，多多地写。
那一年，我知道，他的小说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从之前先锋主义的一路狂奔中折返，回到了回望的工厂系列和自省的知识分子系列。我还不大确定，建东是不是由此而开启了他写作的中年期呢？
我们在晚饭前深入到那时开街不久的文峰古街，就是那种恶俗到骨头里的仿古饮食街、商业街。我们在傍晚摩肩接踵的人丛里艰难行进，随意挑了个小面摊儿，吃得大汗淋漓。送我离开的时候，建东也仍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直看着我将车子开到那里迂回曲折的小路，然后向着夜色里的环城高速挺进。
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许多话其实已经说不出也不用多说了，就像那本黑色封面的《圣经》躺在我书架触手可及的那一层，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样。那是建东在1989年6月我们大学毕业时送给我的留念，我们当然都不是什么教徒，只是一度痴迷于书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种叙述的语调。在那本《圣经》的扉页上，建东用他那一向急促的钢笔字写道：“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写作这一个上帝了，但愿我们不会忘记他！”
那一段话的落款写着“哀伤的分离即将来临”。那的确是我们无法阻止的事情，所幸，这么多年过去，文学依旧相伴在我们的左右，如同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