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恩”字，稍有良知者必都会油然心动。自然联想到人生境遇中有益于己的他人之赐之助之善举。大者拯救生命于水火，济以钱帛解燃眉之急，以正义行动使己转危为安，等等都是。令受惠者感恩莫名，乃至终生不忘，纵然有所回报仍觉难达之万一。至于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类，自为正义人士所不齿，所谓“小人”者恐亦为此类中之一种表现。
而我题目中之所指，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那么重大，或则少为人所知而近于无形，在施予方主观上并无特别意图，在接受方感觉是“润物细无声”的真诚与温暖。在我本人的大半生中，有幸经遇过他人给予的难忘的“良性感觉”，尤其是在我成长期的青少年时期，在故乡解放区，有几个人、几件事，给我的感觉堪称刻骨铭心。
我永远忘不了那只稳稳托住我的大手——
那是上世纪中期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是1946年12月吧，北平发生了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这件事也牵动了解放区人民的心。我们同仇敌忾，举行各种活动进行声援，与国统区的抗议声浪遥相呼应。记得那天风沙大作，我所在的九里镇完小的师生一早就集合了队伍，高呼口号，在各村中游行，然后直奔县城，在城东门外河滩上举行万人大会，声讨美蒋，鼓动士气，军民以更大的力度投入人民解放战争。我作为小学生的代表，上台演讲，那台子是临时搭建的，其实就是在靠河堤处搭了两张大八仙桌。当时我具体讲了些啥今天已忘记了，无非是满怀激情地声讨、控诉、支援、鼓动，落点是美蒋的阴谋行动一定破产，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讲完了话，我当即从八仙桌上跳下，却未料到有一只大手托了我一把，使我稳稳地落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大男人”，一位穿军装的首长（我在小时候，看任何比我岁数大的人，都觉得人家“老”了），腰扎的宽皮带上挎着“撸子”（手枪），面带诚挚的笑意对我说：“小同学，讲的很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是脸红了。这时带队的女老师告诉我：“这是军分区孙司令员。”（其时胶东北海分区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均驻我县）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哦哦”地说不出话来，更不知与首长握手什么的（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大官”之一啊）。但孙司令员并不介意，他接着又对我说了一番话，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这样两句：“成长要从少年时代开始，奋发努力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在我们整队回返的途中，女老师还和校长重叙着司令员的这两句话，她感慨地说：“有人说我们的军队中都是大老粗，才不是呢。”
然而，也仅就这一次，我再也没有和孙司令员见过面。如果说是缘分，也仅只是一面之缘，或者只是“寥寥数语之缘”。但就这一面，这寥寥数语，却使我受用不浅，随后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在这以后，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在我们胶东也曾一度恶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孙司令员的消息，但我心中始终记念着他，偶尔听大人们说他已调至野战军工作，戎马倥偬，自然是不可能有机会见面。直到四年之后，我在某军区司令部机要处任译电员，有一次在收译一份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战况的电报中，得悉他任志愿军81师师长，率领所属部队于完成既定任务后，边撤边打，又歼灭敌军数千人，然后完整归建，受到志司嘉奖，他本人也破格地记功（因为我军高级将领一般情况下是不记功的）。我看后无语，却由衷的高兴，特别特别的高兴，深深感念中的高兴——他是师长，也是我成长中的“师长”啊。
随后又是若干年、若干年，又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前几年，有一次与一位相对年轻的同志一起出差乘火车去外地，听说他手机玩得极熟，我请他“搜”一下关于孙端夫将军的讯息，结果得知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已逝世。我听后愕然，凝然，岁月何其冷峻！
但作为我精神上终生受益的师长，在我心中并没有因此而逝去。
另一位终生忘不了的人相识与孙司令员大致同时，他就是时任胶东北海军分区政委兼北海地委书记的刘坦同志。1946年秋，蒋军第八军李弥部由胶济线中段的潍县出动，向我胶东解放区腹地进犯，于连续侵占昌邑、沙河、掖县之后，仍有觊觎龙口等地之势。为应对新的事态，军分区及所属部队向接近前线地区移动——由县城转移至西南方向的九里镇。其时我正在九里镇完小读六年级，为了配合形势宣传，我们师生排练了小型话剧等节目。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在加班排练，刘政委事前没打招呼就突然来了，李校长忙不迭地请他坐下，他含笑谢绝，自管站着静静地看。等我们排练一遍之后，李校长（兼临时导演）征求他的意见，他才与校长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客气地走了。这时校长才对我们说，原来刘政委见扮演被抓壮丁的“老农”那位同学气色不太好，估计身体较弱，要我们注意他不要太累，扮演蒋军连长的演员对他喝叱也别太凶，防止吓着他。我听了觉得刘政委心特细，连这样的小地方都想到了。
也就是过了两三天，我从学校后操场小门进校，正碰见刘政委在操场上踱步，身后好像是警卫员在一定的距离跟随着。他一看到我，便主动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站住了，政委这才说：“听你们校长说你特别爱看报纸，我那里報纸比较多，如果你愿意的话，课间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我不好意思地犹豫着：“那方便吗？”他说：“有啥不方便的，只要不妨碍你的课程。”这时我才料到必是校长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次日下午只有一堂课，我下决心去刘政委那里看报，但其实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他的办公处就在操场小北门的对面，是一家人在天津的富户，村里临时借用这家的部分房屋驻军之用。我向大门左首的耳房（类似传达室）的一位通讯员说明来意，他态度温和地告诉我政委在第三进西间办公。我进去一看，首长正盘腿坐在炕上，好像在批阅文件，一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中间是一个挺大的炕桌，看来他早已把一摞报纸准备好了，我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翻看，彼此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各不相扰。
就这样去看了有两三次吧，但有一天，我抽报纸时越是小心越出纰漏，报纸的角儿竟带倒了桌上的墨水瓶，钢笔水立即洒出……我当时心情紧张手忙脚乱可想而知。正无措之际，刘政委一面连连说着“没事儿，没关系”，一面拿抹布擦着墨水，然后又用废旧报纸擦拭干净。但他显然担心我有顾虑日后再不好意思来了，又反复叮嘱我：“日后照常来啊。”我虽然点头答应，此后却真的不好意思来了。
然而，人虽未来，心里头的反思和感念久久萦怀。表面上的一桩小事，几个动作、几句话，数十年间挥之不去的影像，这就是我经历的战争年代的领导干部，党政军的首长，对一名普通小学生，平易、平和、平等，爱心、爱护、爱之甚切，不只是讲大道理，更是用细致入微的行动；注意到基层群众演剧活动中演员的身体，关注一个酷爱看报求知若渴的学生；没有壁垒森严的警戒，俨若亲人似的对坐心心交融。成长中的我，感受到的是慈爱、温暖，无尽的感激，抑制着泪水，内心奔腾的热流，最后是积聚起信仰的因子，凝结成回报与献身的精神，这样的一些人代表的主义和精神，为之奋斗乃至献身：值！！！
与孙司令员一样，就这么一段际遇，随后由于战争的变换，莱芜战役之后，蒋军为了收缩战线，自侵占的掖县、昌邑等地后撤，局势出现暂时的和缓，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又回到县城附近驻地，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与刘坦同志见过面。
全国解放前，他升任胶东行署主任，这是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一级机构，介于大的解放区和分区之间，党政军分别称为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大致类似副省级机构，全国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即告撤销。刘坦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调南方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和极度摧残，“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即与世长辞，至今已过去三十余年矣。
以下我要说的是同时期的本县县长王佐群同志。在战争时期，我与王县长有过几次接触。他总是穿着一套解放区本地生产和制作的灰粗布干部服，通身上下连帽子都是挺括整齐的。他面色有些黝黑，但身材精干、步履轻快，仿佛时刻都在行动中。平时他的话语并不多，更不啰嗦。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和县教育科李科长来我们完小，好像是视察吧，我们李校长把我叫过去，向二位领导介绍：最近全县高小毕业生会考，我名列前茅啥的。王县长看了我一眼，态度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很平常地说了两个字：“可以”。但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一县之长，现在不讲了，在旧时代那是“县太爷”呀，对一个毛孩子的评价能说个“可以”还要咋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对我的印象其实很深的。
1947年春节刚过，全县召开主要是由青壮年参加的反蒋保田大会，我们的李校长为表现先进积极，带领高年级的五六名积极分子也被破格允许参加了，去往十多里外的南乡城镇。大会由县委书记张竹生同志主持，但在会上没见到佐群县长，经过几天的动员讲话，由蒋占区掖县的受害者声泪俱下进行控诉，张书记站在大方桌上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前线英勇杀敌，为受害的父老乡亲报仇！……这时，我们的李校长郑重地问我：“石恒基，敢不敢带头参军？”我当即回答：“敢！”话音未落，早已站起身来，一溜烟儿地就往土台子上跑去。那时我刚十二岁，虽说个头比一般孩子蹿得快些，现在估计也就一米六吧，我在台前挥舞拳头，大声地喊：“大哥哥们，赶快参军呀，上前线打老蒋呀！”随后，“大哥哥”们陆续“咚咚咚”地跑了上来，再过了一会儿，这些山东大汉们将我挤到了后边，遮蔽了我的视线……
最后，这些自愿参军的人们分别乘上几辆破旧的日式卡车奔赴县城。在过“兵检处”这一关时情况并不理想，人家还是因为我年龄太小，安抚我：“过两年再来”。我正与他们争辩，一看我所熟悉的王县长过来了，原来他没在大会上，可能是在县里主持工作，他似乎已经听到了，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讲：“过两年再参军也不晚。”我急着说：“晚啦，仗也打完了。”他说：“打不完，再说上前线那还不容易，机会有的是。”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反正是被他劝回去了。
果然，也就是三个月后吧（当时我已参加了试建期处于秘密状态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一天，在学校接到县里指令：全县支前大军即将出发，决定以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少年儿童宣传队”，随支前大军开赴鲁中前线，云云。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多半是王县长提的名，看来他说话是讲信用的。对于此行，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我县支前大军一路西南方向，穿过胶东数县，越过了胶济铁路，逐步接近鲁中前线。在这当中，我很少见到王县长，他是总领队、总指挥，上千的担架，胶轮大、小车，人和骡马，肩上的担子不轻，偶尔见到他，我知道尽量不要去打扰他，整天就是跟宣传队的小伙伴为支前队伍唱歌、演活报剧，逗他们乐也是好的。最忘不了的是一天傍晚在昌邑县南部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刚被蒋军和还乡团洗劫过，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味。村干部中只剩下一位“财粮”与我们事务长打交道，看来连铺草都很困难。这时，王县长突然出现了，他径直来到我们少儿宣传队的大屋子里，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只伸手一摸薄薄的一层铺草，一皱眉头说：“这哪儿行！孩子们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弄坏了咋办？”事务长正要申明理由，县长一挥手：“情况我听说了，咱们不是还有些钱吗？再想法买一些，走以前把铺草也还给人家，我想就没问题了。”果然，这个办法很奏效，新鲜的麦草铺上去，厚度增加了两倍。
虽然白天行军很累，但当晚我还是难以入睡，我在想我们的“一县之长”他这时睡著了吗。一路之上，虽没说上几句话，但他的心完全用在他人身上：想后代人所想，尽量满足后生的正当愿望，心疼离家千里的“孩子们”，真是情如己子，想着，闻着麦草的清香气息，我才渐渐地入睡了……
孟良崮战役之后，已渐入夏季，我华东野战军好像又在酝酿着新的大战、恶战（后来才知道是南麻、临朐战役），王县长与带队领导商定：鉴于雨季即将到来，他们决定先遣支前大军中的老弱病残和“少儿宣传队”返乡，以应对新的战役更加艰难的形势。
谁知我们返乡两个月后，蒋军对胶东腹地空前疯狂的进攻开始，我县终于沦入敌手，乡亲们度过了血腥的七十二天。至于整个支前大军何时回故乡，我一直未获准确消息。
直至我正式参军后，很长时间也未得王县长的真确情况，更谈不到与他见面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四人帮”倒台之后形势比较稳定，我才听说佐群同志早已南下在上海工作，我当即致函我的老朋友、上海诗人宁宇兄代为打听，他回信说佐群同志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离休居家，目前身体不是太好……八十年代初，我与妻子赴上海和苏、杭等地旅游，去看“老县长”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
仍是由宁宇兄引路，来到上海旧市区的一处旧居宅，幸运地见到了三十多年未见的老县长，他由于身体欠佳，一直半卧在被子上与我们叙话。他还能叫得上我原来的名字，并问：“什么时候改了名？”我告诉他：“是中间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把用的笔名改为真名。”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记得你眉头上有一颗蓝痣，怎么没啦？”我说：“早就拉掉了，是在左眉上，有人说蓝色的痣不好，就拉了。”我接着又提起当年的一些事情，他立马做出反应：“我这人就只能是做些服务型的工作，服务，还是服务。”最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事情，提高了声调：“我当时决定先叫你们返回，本来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可没想到敌人推进得那么快，结果反而把你们推到火坑里，真是对不住，当时还不如留在前方，人多总能护着你们……”
想不到事过这么多年，老县长还在想这一层，叫我说啥好呢。
最后，他舒了一口气说：“还好，总算没出什么事儿。”
我告别他回去后，彼此只通过一封信。终于有一天，又是宁宇兄来信说“佐群同志病逝了”。
他走了，一个生前总是想着、关切别人的人，就连本心出于保护却未料到事与愿违，过了许多年还心存歉疚，还觉得“对不住”那些后生们。这就不仅是一般的“服务”之心，而简直就是生为他人——以心系他人安危为使命。一个很少扯闲话的人（也许少了些幽默），但一句有关我本人逗趣的话，至少我听他说过两次：“那个眉头上有颗蓝痣的小孩”，至今音犹在耳。
到我老了的时候，便更想起他和他们来。因为他，因为有像他那样的一些人，我才更庆幸能够生长在血与火的年代，能够有幸接受到那么多“良性感觉”。也许他们的性格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共同的，这就是：坚定的信念，忘我的精神，淳朴的作风，再加上丰美的人性。而信仰与人性的自然融合，使之更觉可亲，更富有感染力。
良性的感觉就是恩：表面上的一件件小事，对“有心人”而言却是情撼肺腑的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