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吉狄马加相遇，是在洛夫和李元洛主编的台湾尔雅版《大陆当代诗选》上。我开始读吉狄马加：一个汉语书写的彝人名字和梦想。
语言的相遇处才是文化的相汇处。
汉语与梵语相遇，梵语的“佛”被改写为汉语的“禅”，丰富了我们，也丰富了世界。
汉语与拉丁诸语相遇，却再也不能把拉丁语的“基督”改写成汉语的什么了。汉语“基督”始终是一个译名。
在中华文化内部，汉语与多种民族语言也在互相汇注。
唐代边塞诗是汉语诗的新边疆。在同一种意义上，耶律楚材和纳兰性德，是汉语诗的元代新边疆和清代新边疆。
现代汉语诗展开了新版图。在当代汉语诗中，我几乎同时在读昌耀和吉狄马加。因为他们，一个在汉语外寻找生命原始的野性，天趣，灵慧，以及宗教禁忌之上的信仰和敬畏；一个直接给汉语带入了生命原始的野性，天趣，灵慧，以及宗教禁忌之上的信仰与敬畏。对于我，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的新边疆。
1
工具理性已经把人从人的奴役中解放到工具的奴役中。至少在美国的阿富汗战场、伊拉克战场，武器遮住了将帅。千里之外，战斧式巡航导弹摧毁了奥马尔的塔利班烈士旅、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和本·拉登无国界的圣战基地，枯骨上武器有声而将士无名。武器遮盖将军的战争让恺撒、安东尼、屋大维们悲哀。没有英雄，战争从此只见武器不见人，也从此不见海伦们的美丽或者克莉奥佩特拉们的艳丽。人与工具的位置颠倒了，由人使用的工具反转成工具使用的人。
异化，连人也物化在物与物的普遍秩序中。人的你、我、他的秩序，异化为物的它、它、它的秩序。在物的世界，历史已经失去了主体的“我”，“我是谁？”的本体追问早成绝响。历史甚至失去了载体的“他”，那可召唤、呼应、承传的“他”。“你”又在哪里？物物。这是加缪早就预感到的“一个无人称的‘人’的世界”。马尔库塞也几乎失声叫出：这是一个没有大众甚至没有个人的“匿名”的年代！世间无人？我听到了吉狄马加在汉语中的自白，我——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我—是—彝—人
既然在文艺复兴时代，曾经在“王”的面前重新定义人——尊严，那么在“工具”面前，是应该再一次定义人的时候了，在工具无限的复制再复制之外，那唯一不可复制的：神圣。
物化的平面世界和单面人，也就是F·詹姆逊所界定的“没有深度，没有崇高点，以及对历史的遗忘”的后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人。比起中世纪的宗教禁绝，当代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遗忘，更加彻底。当年等待复兴，毕竟在拜占庭覆灭的瓦砾和焚书的灰烬下，还埋藏着羊皮书和手抄本，保留下来了人类童年的古希腊梦。现在，在大遗忘中，无视失语、失忆、失名、传统的失传和在牛顿地球轨道上人的失落，时代先锋们傲慢地走向他们无历史的未来，他们的追随者，也决不后顾，人人脸上都重复着同一种非常入时的无国界表情。而诗人相逢，吉狄马加向穆罕默德·达尔维什递出了一张汉字名片——
我的名字叫吉狄马加
我曾这样背诵过族谱
……吉狄-吉姆-吉日-阿伙……
……瓦史-各各-木体-牛牛……
吉狄马加，这个彝人名字本身就是身份、身世、血缘宗谱、民族史诗直至毕摩承传的古风和对祖先的崇拜。不是回望和凭吊，一个民族延续在这部向前的历史上。在吉狄马加的族谱上，世世代代，从初生时爱洗礼的同一条河流，到最后葬仪灵魂随火焰上升的同一片天空，一个部族永远年轻在她含羞的换裙日中，在他染血的穿耳日中，在他和她“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中。一个辉煌在他、他们穿耳日中的民族，“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一个旖旎在她、她们换裙日中的民族，连梦也萦绕在“摆浪”的“裙裾”边。支呷阿鲁，呷玛阿妞，让他和她、他们和她们“没有完的婚礼”继续！
而且，可爱的或者不可爱的多莉出世了。克隆人，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它既非历史的祝福，也非未来的恫吓。当人也不过是工具的直接产物，不过是生产线上的产品序列，姓、名、氏族的记忆也不过是型号、序号的记忆，吉狄马加的彝人族谱简直就是天启前路的神谕和护身的咒语。彝人族谱上每一代人的名字，都延伸着同一个生命的理由：是他在今世诞生的理由，也是他在来世再生的理由。
2
现代拜物教的鼠标是最美丽的。居然是一只老鼠，把曾经崇拜龙、凤、狮、豹种种原始图腾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统一起来了。鼠背上的天下——屏幕上咫尺天涯。
影像世纪，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文字前的“图像纪事”。西班牙《阿尔太米拉石窟壁画》的野牛群疾驰过了洞外的二万年岁月。那头被标枪刺伤的公牛，停在四腿卧地的瞬间，牛身依然隆起不会倒下的力量，也依然半俯着牴角的头——两只犄角对峙的圆，是第一轮雄性蓬勃的太阳。如果前文字的图像是为了记忆，那么在屏幕上，后文字一闪即逝的光和影就是为了遗忘。从文字的深度到影像的平面，守住一个相同的“缩影世界”的人们，正在从所有的现场退场。但是，像西班牙石壁上犄角托起的太阳没有沉落，永远不会离场的，是彝人生命的最后姿态，向着太阳的姿态——
我是一千次死去
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
我是一千次死去
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
一组比彝文也比汉字更直接的身体词语。彝人，这个太阳民族，在一生最后的瞬间，他伸出握猎枪的右手，她伸出纺线的左手，他和她的手伸向太阳，他和她的手臂环抱太阳。这是彝人生命永恒的瞬间：无尽的岁月从他们的身旁凋谢了，在自己的太阳下，“如果作为一个彝人/你还活在世上”。
是的，这是彝人印在太阳上的手势和手语。既然太阳最终选定了他们，向着太阳就是他们的民族天性和精神史：“彝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太阳历……在云南和其他彝族地区，还发现不少向天坟……”
但是，在同一个太阳下，现代人类还没有走出远古的丛林。
例如，在地球的一角，犹太民族终于走过了1938年，走过了奥斯威辛——20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可是重写纪元前《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没有诞生第二个摩西。一个一千年又一千年排列在通向神的台阶上的民族，现在，排列在通向生或者死的战壕里。到底是什么破灭了，毁灭了？第一次放弃希腊人性的瑰丽，还要第二次放弃希伯来神性的天慧？以色列人终究由摩西五卷书上的历史-文化空间，退回到伯利恒-耶路撒冷的地缘空间，不管是一个站立在《圣经》上的民族，选择倒在战场上，还是一个生在摩西语言里的民族，宁愿活在大炮、火箭和导弹的语言里。
可是再也找不到书写《出巴勒斯坦记》的地方了。巴勒斯坦人到哪里去？处处都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历史。依旧是部落游牧的继续，争夺狩猎地的继续。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没有第二阳光、棕榈、地中海风和新月的巴勒斯坦，何况并没有为他们准备第八大陆。巴勒斯坦人只剩下身体的盾牌。20世纪引爆核——21世纪接着引爆生命。曾经有过改变历史的英雄断头、落马、刀剑坠地，但是，巴勒斯坦人甚至决绝到不留下名字、面影、遗言、一句话，不留下任何人称的叙述给历史的虚构。生命不过是一个死亡装置。当自杀的残忍在对抗屠杀的残暴，残酷是没有主语的。
也许，工具理性的物质原则战胜了人性的生命原则。面对一个人被物役的世界，吉狄马加的诗为我们展现了彝人天纵的生命力和通灵的神性。由人的通感到神的通灵，彝人生命的三原色，黄、黑、红，是太阳下的三原色——无论是冷兵器刃血的对决，还是文明用枪弹炮弹导弹把谋杀和死亡推向看不见的远方的灭绝，都改变不了的三原色。
黄色。是阳光的颜色，也是阳光凝成的彝人的肤色。或者“黄昏就浮动在我们的背上”，或者“黄昏就像睡着了一样”，在彝人皮肤上无边弥漫的黄昏里，人与太阳、人与世界的界限消失了。这是彝人用整个身体凝望，静听，梦想，与万物无言对话的黄昏。
黑色。诺苏，一个民族的生命底色。从黑色的披毡、黑色的英雄结、黑色的葬礼和黑色的祭品，到黑底色上抗拒死亡的转生和超度：成为空气、阳光、岩石、水银、女贞子、铁、铜、云母、石棉、磷火、成为草原、牛羊、獐子、云雀、细鳞鱼、火镰、马鞍、口弦、马布、卡谢着尔……生命的黑底色“让吉狄马加这个痛苦而又沉重的名字/在子夜时分也染上太阳神秘的色彩”。
红色。太阳与火的同一种颜色。火，“给我们血液”，“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并且“让子孙在冥冥之中看见祖先的模样”。大凉山只要还有一个彝人，火不会熄灭，太阳不会落下。
这是神性的永恒原则。假如人性终将泯灭在工具理性中，那么最后的神性呢？我问吉狄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