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与敦煌相遇

在梦里，在遥远的丝绸之路上

我，或你，曾与敦煌

一次次的相遇。

——题记

在敦煌，我是原住民，是一个真正的土著。面对敦煌的日出月落，我习以为常近乎麻木。这种麻木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敦煌，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又是何等渺小，如我，如蚁。我，还有我们，不仅忽略了文化给予这片土地的神圣，也把敦煌的神给忘了。

敦煌，最初始的人为定义就是神性的敦煌。文化，仅仅是它的外衣。

敦煌这片沙漠绿洲里长着晶莹剔透的葡萄，长着夏日火热的阳光和寒冬凛冽的季风，当然也生长着一群人。确切地说，这群人最早只能算一群农民，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民洗泥上岸，转身进城，成了城里人，可骨子里的朴实和憨厚还在，血液里的牵挂和思念也还在，那就是田园里的父母和儿时的乡愁。我也如此，虽然我是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那一小部分人，身子在城里的高楼之上，心思却常怀着乡下的田园和炊烟；因为那里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有我割舍不去的对泥土的味道。乡下也不远，七八公里，城里的2路公交几乎到了村口，我常常携妻带女在周末坐公交去乡下看父母，一人仅两元钱车费。如此可以看出敦煌地盘之小。最远的乡镇阳关才70公里，但已是戈壁的另一片绿洲，而其他乡镇近的与敦煌城乡相连，远的也不到20公里。生存在这里的人总共不到18万。虽然现在叫市，但行政编制上只是一个县，或者在内地来看只是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名副其实的小地方。但敦煌又是如此之大，它是人类的敦煌，大到被世界仰视，被世界膜拜。这缘于敦煌还是文化的敦煌，艺术的敦煌，曾被世界很多人各怀心机并日夜惦记的敦煌。所以，地域上弹丸敦煌，已经长出了疆域，高悬在人类世界的天宇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敦煌。“大敦煌”，是著名诗人叶舟先生的代表作，他不经意间给敦煌的命名，成为了当今人们对敦煌耳熟能详的称谓。这是诗人之幸，也是敦煌之幸。诗人心中那满满的“大”，是他对敦煌文明的仰视和对敦煌文化的敬畏。

我说的敦煌之小，或者小敦煌，是一种真切的现实。比如我住在敦煌城南一个叫飞天嘉园的小区，步行10分钟可以到敦煌风情城和夜市，步行20分钟可以到党河风情线，再走远点儿吧，从小区南门出去沿着鸣山路一直走，半个小时就到了鸣沙山、月牙泉；远一点的莫高窟也就25公里，悬泉置还不到20公里，阳关70公里，玉门关100公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180公里。这些地名，要么是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要么是五星级别的旅游胜地。这就是我与敦煌具象的距离，固定的距离。我在意识里拜访，在想象里穷尽更加隐秘的所在，当我注视着某一个方向，也许就跟世界产生了联系。于此，我自觉惶恐。

敦煌，离我就这么近。但，敦煌又距我那么远。

我对敦煌的感受是真切的，但对敦煌的洞悉又是有限的。我不是敦煌学者，我找不到路径也无法深入到深奥的敦煌学，因而也不知道敦煌是如何的伟大，它伟大的真谛和内涵与我都是模棱两可。我只能以诗质的想象，一条丝质的彩带在地球的高纬度飘逸了十几个世纪，它拉长了我对时空概念的长度；而近现代，因为敦煌文物被动地逸散到全世界，敦煌再一次打通了与世界的通道，让大洋彼岸能欣赏到婀娜飞天的衣袂飘飘，让世界之角也能凝视到东方大佛禅悟淡定的神秘微笑，甚至，还能聆听到千年洞窟里佛法的无声雷音。而我，在敦煌之里，却又在敦煌之外。我算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在这沙漠戈壁上跋涉，眺目张望，想看到更远一些的大地方，它们在敦煌之外。而有位学者对我说，敦煌，一千多年来都是被世界聚焦和眺望的焦点，是地球上人类文明的繁花盛开，它的兴盛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它的冷寂也是人类进步的见证，而它独享这种厚重的担承，确是上帝的垂幸。

1900年，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敦煌来说，却是开启新纪元的黄道吉日，也因此，敦煌再次新生，成为世界的宠儿。这一年某日的一个清晨，藏经洞轰然洞开它被尘封上千年的门壁，里边，藏掖着人类世界的珍宝，虽然落满尘灰。发现藏经洞是一个偶然，但谁也无法否定这也是一个必然。命运跟历史一样，同样无法假设。

这个用偶然之手开启莫高窟必然命运的人，就是那个王麻子道人王圆箓。这个王道人可以被唾骂，但不能被忘记。当然，顺着记忆的河流溯流而上，参与敦煌有关的人物太多了。史料记载，第一个开凿洞窟的和尚叫乐僔，他来自中土，原本是去西天寻找真经，途经敦煌，在三危山歇足，偶然被宕泉河岸崖顶的万道佛光所魅惑，他想把看见的佛放进洞里，不让它们走了，于是在河岸砂砾的崖壁上挥锄开启了第一个洞窟。后来鸠摩罗什也来过，玄奘也来过，并穿过阳关西去印度。近代以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更是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一些人也假敦煌而闻名，成了人物。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这些被中国人视为强盗的探险家或考古学家，在他们国家却被加官授爵。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敦煌。似乎一旦与敦煌联系起来，人便可以成为人物，即便死去也可谓永垂不朽。就说王圆篆吧，他的道士塔就矗立在莫高窟外的宕泉河边，虽经风雨，但依然矗立。最著名的就是余秋雨先生为他专门制作的雄文《道士塔》，唾骂得相当精彩。想想，又有几人能被秋雨先生竭情一骂呢。真还没有几个。

守护敦煌几个代表性人物中，除常书鸿先生1994年去世。我采访过段文杰、樊锦诗二位院长。1998年我采访段院长，他已是83岁高龄。樊锦诗女士接任院长，直到2015年卸任。常书鸿的女儿叫常沙娜，其中一个儿子叫常嘉煌，我与他们都多次接触。在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方面他们都是大家。敦煌这地方太小又因为敦煌太大，动不动转身就会碰鼻几个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呼吸着塞外粗粝的风，满脸尘沙。敦煌有一个颇有名的画家，高山，其画其人，皆属上品，曾觉得他高不可及，后来居然同住一小区，他17号楼，我18号楼，并且成为好友。他的画室在鸣沙山下的一片果园里，名字叫菩提园，很禅宗意味的，我常去那里拜访他。他做过段文杰院长的秘书，后来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留学，师从平山郁夫先生，是平山郁夫带出的研究生。另外一个要好的朋友叫曹建川，他在七里镇，作家，出了几本书，获过几个奖。我们几乎三天两头就碰在一起，聊天，喝茶，或者喝酒，嬉笑都表情在脸，不掖不藏，怒骂都痛快在舌，不躲不闪。他的笔名叫非我，他自己解释“非我就是我已无我”的意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非我”的自我意识，只有看轻自己才能看清自己。面对敦煌，觉悟者会失重。非我的建川，他是一个很知耻也很知足的主动失重者。

这些也是与敦煌相遇吗，我以为然。当下的敦煌更多的就是这些古今文化糅合而成的，在我看来，已经是很高深层次的东西。除了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高山、建川就可以代表这一方水土的优秀的人。

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这毕竟还是个太小的圈子，太自我意识，有好多的领域实际上是我远未涉足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脚步，我都感到无力，甚至疲惫。敦煌的到达远远不是身体上的事。灵魂，惟有灵魂方可抵达。但凡灵魂上的事，都是要历经更多的艰辛才能品尝其中滋味的。如果只是固守着“敦煌”这个华美的外壳，而不从多角度看敦煌，对敦煌的认识只能是皮毛。高山的角度，显然与我不同，建川也更与我不同，他们两个本身就是敦煌的“闯入者”，而只有我土生土长。我写过一首《看到》的诗——“以一个旁观者的眼睛，看自我走过的经历，仿佛看一只蚂蚁，从一片叶子到另一片叶子……而更广大的世界也不过是未知。”因此在敦煌，我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做一个“旁观者”，用一种陌生眼光去打量和识别。要破碎僵化的思想让活水进来，却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好久好久，我只能做一个所谓的“守望者”，一个可怜的守护者，这和沙漠里的一棵树，绿洲上的一朵花，没有什么不同。幸亏有那么多的朝圣者，他们的脚步和眼光让敦煌闪烁出夺目的光亮。而这内在的光亮，只能是发自历史深处，深不可测的深处。

这一次的相遇，应该是在秋天，葡萄熟了的季节。我看到了一车的诗人，他们从兰州出发，穿越了河西走廊，来到了敦煌。我从未想象过可以看见一车的诗人，诗人可以用车来装，如果换成马车来装，那就是一长溜马车诗人，谁见了谁都会吃惊，以为回到了唐朝。在敦煌九月的早晨，我混淆其中，那个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诗人是叶舟，他缺席了这次盛会。我认识的有来自新疆的沈苇，还有内地的朱零、高凯、梁晓明，还有甘肃“八骏”，他们使敦煌在瞬间抵达了文化或诗意的境界。沈苇说，对人类来说，敦煌是一个归宿，对过客来说，敦煌是一个驿站。我则说，对我来说，敦煌是一张床，适合我做梦、睡眠、翻来覆去，在醉酒后打着呼噜，醒来可以看到天边如血汹涌的黎明。

那是诗意的日子，我们走很远的路，把脚深深陷进沙里，陷入不能自拔的沙粒和情感，骆驼一样摇动着内心响亮的驼铃。这一次是如此的细密，在莫高窟，诗人面对了那么多唐朝大佛，还意外地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在洞窟里相遇；在一座敦煌的山庄，饮酒至深夜，在月牙泉小镇，吃“一元”钱的晚餐；在阳关，看见一匹马站成油彩般的早晨。当高凯说到在玉门关建立一座边塞诗歌馆时，我已深深感动。一把大胡子的江南才子沈苇，客居乌鲁木二十多年，已然不知身是客。他的大胡子，扎疼了现实，更疼的确是他自己。“永远不要收割，永远自由疯长”我为他的胡子写了两句诗。他对我说“我们很近”。敦煌和新疆本来就很近，而他说的很近更有所指，那就是西域文化。是的，西域，敦煌，丝绸之路，新疆，这些关键词在瞬间从我大脑深处跳跃出来，灵魂豁然洞开，边界被打通了，汹涌的活水流进了我的身体。我感到敦煌不再是封闭的，时间的箭簇瞬间把历史和现实交融，贯通成一条我可触摸的丝绸之路了。

沈苇的脚步走得更远。我从祖国看新疆的时候，看到了另一种蔚蓝湖泊的时间。我想这真的不是这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含蓄重复。仿佛有一个月亮挂在天空，远方游子又一次疲惫地归来。沈苇给我和建川推荐了英国作家苏珊—惠特菲尔德著的《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敦煌是不是碎片，我是不是碎片，沈苇，建川呢。在这个九月，我们走通了丝绸之路黄金路段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长路，因为诗。

诗，是丝绸之路上的云彩。敦煌，也从来不缺诗歌的拥抱。

就在这个葡萄成熟的收获季节，敦煌再次与世界照面。一个承载着国愿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敦煌召开。在“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中，西部一隅的敦煌转身成了战略前沿，敦煌被赋予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关键节点的重大使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以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合作平台，具有唯一性和标志性，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阵地。2016年9月20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将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幸运的是，作为一名会务工作人员，我将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而一年来，敦煌在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敦煌速度”闻名的会展中心如今一高高的矗立在鸣沙山前面，几十个国家的国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敦煌的城市也越来越干净，街头处处鲜花，彩旗飘飘，志愿者们在大街小巷忙碌着，给人一种崭新的“当好东道主，办好文博会”的气象。而我的妻子就是一名志愿者，为了文博会，她半年多来牺牲了每周星期六的休息时间为文博会的到来服务，却无怨无悔。我作为文博会分论坛二的工作人员，近一个月每天都到会展中心去，做好一号会议厅准备工作。音响、同声传译、背景、演讲台、座椅......一件件小事，却不敢有丝毫差错。当看到演讲嘉宾名单中有作家莫言演讲六分钟的安排时，为这种相遇而高兴。这难道不是在丝绸之路上敦煌的一种相遇吗。明天就是9月20日，将有来自66个国外机构，434名国外嘉宾参加开幕式、论坛、年展和演出。国内沿线16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共23个代表团1330嘉宾莅临，我国领导人及6名外国政要、前政要将发表主旨演讲。毫无疑问，在这一刻，敦煌就是国际焦点，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在敦煌的阳关大道上，高高擎起“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旗帜。以国家的意志做推手，敦煌毋庸置疑将再次成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

在会议前，我幸会了《读者》老总彭长城先生。他已多次来过敦煌，敦煌是他心中一个宏大的结。我们相约去150公里外的榆林窟，该窟是敦煌石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到保护得十分完好的大佛和壁画，彭先生说，敦煌是人类的一尊大佛，《读者》也是一尊大佛，我们都要给他添一柱香，使文化的薪火一直在人类的手中传递下去。斯言甚笃。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新出的《读者》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特刊上，竟转载了由我主编的《敦煌印象》、《大美敦煌》等书中常沙娜、季羡林、张恨水、贾平凹、史苇湘等名家的5篇文章。我的作品《穿行者》也被最新出的《读者欣赏.敦煌专辑》发表。是因为敦煌，让我主编或创作的作品登上了中国和亚洲的第一刊。也使敦煌的名声传的更远。敦煌，再一次使你我在路上相遇。

敦煌文博会使丝绸之路，千年之后再次成为商贸纽带，这是一个民族强劲复苏和复兴的信号。敦煌，恰以文化重镇的形态，理所担当缔结新文明的巨任。相信，敦煌一定会敞开胸怀，聚千江，汇万流，呈盛世。而从2016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将如莲花的盛开，直抵一个又一个名族的灵魂，而在丝绸之路上，美好与美好会一次又一次的相遇，恰如你我，在路上遇见了敦煌。

当然，在敦煌的我，更多的依然还是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为生而挣扎，为物质而烦忧，为理想而苦闷，很具象的一个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多年来的写作，诗或者散文，大多是关于敦煌主题，可我自己明白，还没有达到理想境地。但我有自己的疼痛，疼痛令我流泪，也警醒着自己的思想。我喜欢散步，走遍敦煌城的角角落落；喜欢书和书店，一摞摞地买书抱回家读，甚至把自己调到敦煌的图书馆；也集结全国大家书写敦煌的文章和诗歌，我给这些鲜活充满热能的文集授名《敦煌印象》《大美敦煌》《敦煌花雨》《敦煌的诗》等，而自己的文集名叫《一个人的敦煌》。当然，也喜欢和高山先生谈论艺术和人生，看几位出色的画家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创作的油画，从仰视中感受古代文化对今天艺术的滋养。喜欢和建川坐在风情城里的一个茶馆喝茶，打发许多散淡却美好的时光。听建川说一句话“对爱好的执着，对金钱的淡漠”深以为然，我们的爱好和理想都是文学，是文学将我们从世俗的面孔中分割出来，虽然兀自孤独着一张无法被复制的脸，但也在心中种植玫瑰的花朵。我们和高山、王峰、张保国等几位画家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敦煌。

叶舟先生说：天空是我的粮仓。对我们来说，敦煌就是也肯定是我们精神的粮仓。因而，我们对敦煌的致敬充满宗教般的虔诚，与敦煌的每一次相遇都如同新婚。通向精神上最高地的路，只能是人类最伟大的丝绸之路。而对于敦煌，我，原本就是她的儿子。我是她的原住民，我是她的土著。这份执着的爱，无法被复制。就像在灵魂的路上，一次又一次与她相遇。

方建荣

系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诗潮》、《北方作家》、《飞天》等三十余家报刊。曾获天津市2010鲁藜诗歌奖单篇作品一等奖、《散文选刊》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一等奖、2012全国散文作家论坛作品一等奖等，出版《天边的敦煌》、《敦煌之缘》、《一个人的敦煌》，并主编《敦煌印象》、《大美敦煌》、《敦煌花雨》、《敦煌的诗》等多部文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