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摆设

在我家客厅里，也有一个通常所谓的“博古架”，但架上摆设的既非古董，亦非玩物，而是多年来留下的几种本人的手工制品，计：

竹笔筒一，高十三厘米，长径十二厘米，上刻竹叶数片，题“斑竹一枝千滴泪”，一椭圆小印文曰“沁园”，下镌小字云：“叔河作于一九七六年”。其时我正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队劳改，劳动之馀刻以寄意，因有伟大领袖的诗句，得以保存下来。“沁园”是我妻小时名字的谐音。

竹制茶叶筒一，高十八厘米，由三件组成。上为由竹节琢成的圆盖，周边经反复打磨后呈蛇皮纹，颇肖一蛇盘卷而不见首尾。中为一节竹身，仍刻竹叶一枝。下为另一节，刻汉碑体“不可一日无”（是从《石门颂》中集的字，“可”字和“日”字还是拆拼成的），小印“此君”字用瘦金体，连读即“不可一日无此君”，是剽学王子猷和苏东坡，算是附庸风雅。

细木工刨一，长二十五厘米，“海底”（工作面）宽五点五厘米，高五点二厘米（底板一点五厘米在内），前手柄连底板高十一厘米，后手柄高九厘米。刨身用血椆，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均用梽木，木楔用花梨小片改制。此刨制于一九六七年，其时我和妻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我兼搞一点机械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故仍有馀时做一点由兴趣而不是由功利驱动的小玩艺。木工刨中国、日本、欧洲的形制均不同，日本的宽而薄，刨削时系从前往后拉，欧洲和中国的均系从后向前推，而中国刨手柄在刨身中部，左右相对，长刨刃口超出工件时易往下行，不如欧洲式手柄在刨身前后，木工使刨如钳工用锉刀，刨身较短而刨削反易如法也。

精工木刨一，尺寸略如前刨，但切削角前刨为四十五度，精工刨则为六十度，利于切削硬木、节疤、端面。此刨全用紫檀，系“文革”中“破四旧”砸烂的红木家具之“废物利用”。手柄较为矮壮，后手柄与刨身后端为一体，因良材难得，故不愿再镶嵌别种木材也。此刨亦作于一九六七年。

《韩熙载夜宴图》手卷一，全长约四米，高约四十厘米。图系海外复印件，尺寸与原图完全一致，首尾有“夜宴图”篆书题名及印鉴题记，印工精美，见者或疑为摹本，其实不过是一本挂历而已。我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开除，未接受劳动教养的处分，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一度以绘制教学挂图维生。有的挂图是用布画的，两头加上一圆一方木条即可悬挂，而用纸画的则须装裱，所以我又学会了裱糊工艺。一九八七年迁入展览馆路新居，客厅有一面长近六米的墙壁，无物可以装饰，恰好香港中华书局给我寄来了这本挂历，故技不禁发痒，于是把它裱成长幅，贴在墙上，七年来还很骗了些赞赏或惊奇。及至我说明这是由挂历改制的时，还有人硬是不相信。后来居室重修，壁上换成了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又把它改裱成手卷，摆在架上，作为纪念。

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一九四九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一九五七年后，作为为党国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归了队，坐办公桌又忙了起来，业馀时间也无复操刀使锯的自由。如今已经离休，照理说应该有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了，可是八楼上连钉一口钉子都怕妨碍邻居，只好仍旧以编编写写打发光阴，真真苦矣。

（一九九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