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岁的时候，因家庭变故突然间失去了母爱和爷爷奶奶的呵护，眼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后娘，原来活泼好动、伶俐可爱的我，变得不言不语、眼神惊恐。不管走到哪儿，只要见了生人，我总是低着头，身子往后撤，只想逃避别人与我搭腔对话。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迷迷糊糊到了七岁，后娘有了一个男孩儿，因为父亲是一名工厂采购员，长期不在家，整月整日地在外地出差，家里的事儿也帮不了忙，忽略了对我的关心，甚至忘了我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

后娘很懒，除了会打扮自己之外，家务活基本上不会做，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只能我去学着做了。有人也提醒过后娘说：“孩子太小不能这样使唤他。”她就会用常说的一句话来解释：“唉！家里边忙不过来，没牛使犊吧。”意思是没有牛就暂时使用小牛犊子吧。洗尿布、看孩子、收拾家务，虽然做不好但我能尽力去做，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我去做，而且做不好了还觉得责任全在自己身上，与别人无关。

八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手脚发痒，我在朦胧的睡梦中不停地抓挠着发痒的部位。右手抓左手，左手挠右手，两只脚也相互搓擦，没想到越痒越搓，越搓越痒。这样一直到了天蒙蒙亮，我发现右手和双脚都已出血，皮搓破了。清早起来，伤口变得又痛又痒。早晨醒来后娘进屋发现血弄脏了被子，抬手就是一巴掌，嘴上骂着：“木鱼头！（就是愚笨的意思）”当时我很怕，但又没有办法，只想着多干点活儿或许就能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趴在床上低着头很慌张地把被子叠在一起。她在一旁看我叠被子没个样儿，就又瞪大眼睛厉声呵斥：“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咋走吗？”说完又是一巴掌，正好打在我的鼻子上，打得我头眼昏花，鼻血滴答到床上。这一下她更急了，连打带骂地锤了我一顿。通常在她打我的时候我不哭，我也不愿意在她面前展现出我的柔弱。我用小手捂着流血的鼻子，半趴在床中间，低着头，但眼睛却斜盯着她，防备她再一次攻击，眼神里透露着对她的恐惧和惊慌。她站在床前掐着腰，嘴里嘟囔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气了一阵子后就摔门子走了。我看她走远了，才小心地站起来，用冷水洗了洗血鼻子。心里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想让姑姑们早点过来保护我，如果此时能躲在她们身后该有多好啊。这个时候我哭了，而且很想大声哭出来。

我大姑家住在城外，离城里仅有五里路程，每逢时节就会带着表哥来城里走亲戚。表哥爱凑热闹，进城后总要去鼓楼前边转转。鼓楼是磁县的中心，南来北往进城的人们在这里交汇，过时节的时候格外热闹。这一回，大姑让表哥自己去了，她想先回家看看我。邻居们瞧见了她，就把我在家里受苦受气的境遇告诉了她。她听完非常生气，着急地走到后院儿找我。

我当时在洗碗，见大姑来了，就赶紧把手上的活儿放下，傻傻地站在原地，不言不语地充满期待地看着她，但同时又感到彼此很陌生，也不知道该跟她从何说起。大姑看到我后很激动，真不敢相信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儿是她的亲侄子。她三步兩步走到我跟前，匆匆地上下打量我，想说，说不出，想哭，又没出声。她定了定神，突然抱住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我呆呆地抓住姑姑的衣角一声没吭，她抚摸着我的头边哭边说：“唉呀——天儿啊——我的儿啊——大人让你受苦了呀——跟姑姑走吧！我不能让你在家受罪了！”这时，她猛然停下哭声，好像想到了什么，起身去临街剃头铺子找后娘理论。

后娘当然不干，两人对骂起来。后娘跳起高来用手指点着冲大姑嚷：“你搅家不贤，多管后代家的事儿。”大姑气愤地揭她老底儿，骂她：“浪娘们儿！狐狸精！”一来二往，愈加冲动，最后两人就厮打在一起，你抓我的头发，我挠你的脸，互不相让，十分激烈。邻居们听见里面有吵闹声，也都纷纷赶来，有劝架的，有看热闹的，聚集了好多人。这时，正在街上逛的表哥也听到了打闹声，他看见自己的娘受了气，这下可了不得了。表哥比我大十岁，力气很大，上前抓住后娘的辫子，採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狂踢乱打，打得后娘满地翻滚高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好几个劝架的把他们分开后，姑姑娘儿俩冲进屋里把后娘穿的衣服，从衣柜里掏出来扔到院子里撕扯，把锅碗瓢盆扔到房顶上。姑姑像疯了一样一边喊、一边骂、一边砸，像一头猛狮在保护自己的幼崽，对一切侵犯者充满了怒火。旁人无法阻止，也无法靠近，只能等到她彻底发泄完后才上前劝上两句。大姑看了看被扔得遍地都是的衣服、家当，心里感觉很痛快。随后她整了整衣服，拉着我，喊上表哥，像胜利者一样带着我们走了。出城不过几里地就是大姑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娘儿俩谈论着刚刚发生的经过，姑姑赞扬哥哥说：“好孩子！这回给娘出了口气！就得让这个浪娘们儿知道知道厉害。要不是她，咱这个家也成不了现在这个样儿！你弟弟也不会受这样的苦！”

在姑姑家的生活虽然很短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每天都是快乐的。哥哥带我去玩“中国打美国”（儿时一种在地上画格子的传统战斗游戏，男孩子都喜欢玩）、“抓俘虏”、“打日本鬼子捉迷藏”等游戏。白天到生产队干农活儿，上粪、浇地、摘棉花等时常浮现在眼前。晚上到大队部比赛说快板儿、演样板戏，谁表演得好谁就能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现在想起大队部的晚上还是很温暖，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激昂。操场、舞台、灯光、高音喇叭、口号、绿军装、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每个画面都历历在目，这样的场景像是在做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

事情总是这样，越是不愿意的就越来得早，就像故意跟你作对似的。这段温暖的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东一段儿西一段儿的也拼接不起来。只记得有一天姑姑说：“儿，你要回家了。”我没有说话，心里想：为什么姑姑要送我回家？我实在不愿意回那个家。但又不能不听姑姑的话，心里什么都知道，但又不敢张口去问。我知道回去的结果是什么，我十分的害怕，晚上就开始发烧了。

第二天，姑姑的邻居听说我发烧咳嗽，就送来了一个羊胆，说胆汁能止咳。于是，姑姑就给我熬了一碗加了胆汁的姜汤，怕不好喝，还专门切了一块豆腐放在碗里。我喝下姜汤后，头朝外躺在土炕上发汗，炕沿边是一个煤火，她们一边烤手取暖，一边聊着天，我在旁边听着她们说话。那个送羊胆汁的邻居大姑问我：“今年几岁了？”我说：“八岁。”姑姑笑着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你今年九岁，去年是八岁。过一个年就要加一岁了，你知道了不？以后要记住。”我打那时起才知道过一个大年初一就要加一岁了。

邻居姑姑问：“这孩子这么可怜是怎么回事呀？”大姑姑就把我为什么成这样说给她听，我也在听——

我出生在磁县老城的西门根儿，当时我的爷爷是一个买卖人，家庭条件也比较好。全家共十四口人，有三个姑姑，大爷和大娘，大爷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还有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在当地还算是富裕的人家。1960年代大爷因被诬陷成反革命两面派而迫害至死，一年内爷爷奶奶前后去世，三个姑姑已出嫁，大娘改嫁西山，并带走了她的儿女，剩下大爷两个大点的孩子留在家中。家庭破碎后，我的父亲又被第三者挑唆，母亲在百般挣扎后最终也离婚了。可以这么说吧，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都在我们家发生了。孩子后娘是个理发的，在我娘家马路对面路北开了一间理发店，她十几岁就跟她父亲学习理发手艺，城里八村、三乡五里都知道她。只因我们是对门邻居彼此之间来往显然也少不了。孩子父亲经常去她店里理发，串门，闲聊。这样一来二去时间久了自然就会产生好感，并走在了一起。事情越走越深，两人越来越近，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和情感却越走越远。最后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几个姑姑的阻挠和社会的谴责，最终走进了这个家门，所以孩子也就遭了这个罪……

她们说话间，炕头煤火上烧的水开了，我匆忙起身，很习惯的把火上的水壶提了下来。姑姑看到我动作这么熟练，辛酸地把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这次哭得泣不成声，只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在家里……还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才养成这个习惯！”那个邻居也哭了，我眼里浸着泪花，看着姑姑沾满泪水的脸，紧紧地抓住姑姑的胳膊不愿离开她。

父亲因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长年累月地在外边跑，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我也不爱说话，和他没有什么交流，他也没有问过我的事，只听邻居们说过我在家里过得苦，但并不知道我是怎么个苦，也并不了解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在后娘面前听到的，都是后娘如何对我好，而这一切却是后娘自己为了掩盖事实而描绘、编造出来的，让他放松了对我的关怀。

无论是上学，还是在家里，我都很喜欢安静，一个人的时侯总爱呆在堆满了杂物的厨房里想事情。有一天，我在厨房里静静地想怎样才能保护好我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大，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家……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有多长时间，后娘把我踢醒了，她瞪着眼睛骂道：“木鱼头！”接着抬手打了我的头一下，“还不赶快做饭去！”我听到了她的可怕的骂声，慌忙起身去找锅。因为怕老鼠偷吃东西，平时做饭的锅都放在了高一点的碗柜上。当时我惊慌失措，忘了锅里边还有东西，跳起来一够，一锅剩饭就扣在了我的头上，弄得浑身都是饭，我这时更晕了。她气急败坏地骂着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生气地还了她一句，她就用手拧我的嘴，拧我的胳膊和前胸。最后她骂着踢了我几脚后就走了。

这一次我大声地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跑到外边，边哭边在雨地里冲着房上瓦沟里流下的雨水，任它拍打着我的头和身上的饭菜，雨水和泪水混杂在一起，在我无助的身上流走。过了一会儿，我胡乱地用手扫了扫头上的饭渣儿，带着浑身被雨水湿透的身子坐到厨房的煤火边。刚才的雨水并没有冲散我对她发自内心的怨恨，反而让我更加愤怒，我眼里流着孤独、无力的泪，看着外边越下越大的雨，想着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亲人。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听到外面大雨滂沱的声响，仿佛是她在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她的孩子：“谁来保佑他！”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我也哭个不停，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天快黑了我还在哭，哭了很久，很久……

我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当时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后娘就让我去建筑工地当泥瓦小工了，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她去领，多半年的钱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只管干活儿，别的没我什么事儿。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们街道和外贸公司共同创办了一个工艺厂，这个厂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生产出口工艺品的，当时正在招收具有相关条件的人。我从小就酷爱美术，不管有多忙，有多累，从不离手练习。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能让我快乐的爱好。在这次招收新学员中，我被选上了，这并不是我幸运，也不是我有什么样的才能，而是我们的街道主任特意选上了我，因为他看着我长大，知道我从小到大受的苦。他是有意在帮我的，想让我以后有一个好的出路。我心里也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决不放过这次机会。

就在这一年冬天，我遇上了一个人，他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老师，杨振刚老师。

他对我非常严格，对任何事情都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事事都要让我从头做起，从不嫌我愚笨，并且还经常地鼓励我，说我是这十几个新学员里边最好的一个。每当我听到他夸奖我的时候，我总是心头一亮，好像自己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做起事来也十分的卖力。虽然表面没有什么表露，但内心里充满了激情，对工作是百分之百地投入，把厂里所有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每天的工作是重复的，但是每一天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得多。在上班的时间就别说了，我是全身心地投入，下班后我不管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一有空就去研究民间工艺创意，搜集相关的手工艺品书籍和资料。晚上到厂里值班，自己顺便在车间里对照资料摹仿别人的作品，反复揣摩。白天上班再把自己晚上琢磨出来的感觉，揉入自己的作品当中去。就这样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地持续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感觉到，工作才是我快乐的一部分。

好事总是成双的，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从没有嫌我笨，没有嫌我傻，更没有嫌我穷，她无怨无悔地伴我走入艰苦人生的第一站，她的到来是我以后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在一些陌生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烂泥糊不上墙的人，只会老老实实干活儿，上不得任何场面。而在我妻子的眼里我却是一块未经开凿的宝石，需要精心地雕琢与修饰。她的出现给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她的性格与我恰恰相反，虽然年龄不大，可人情世故要比同龄的人懂得多，出身干部家庭，爱说爱笑，礼貌大方，天生丽质。她是长头发，瘦长脸儿，黑长眉毛，大眼睛，细腰腿长，脖子、胳膊、手都是长的，虽然一米六的个子不算高，但是猛一看就像是一米七几的样子，说话办事开朗灵活，乐于助人，同情弱者，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蓉，而我也无疑成了不折不扣的傻郭靖。

1986、87年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工厂效益严重下滑，职工生活难以保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石头，茶余饭后，话里话外，人人都在议论将来怎么办，怎样才能有一个好的出路。我没有忘记我的书法爱好。当时没有纸就在水泥地上练习，有时为了看效果，妻子就让我在吃饭用的圆桌上练习，写完后她再擦干净，反复地写，反复地擦，从不嫌累从不嫌脏，支持着我鼓励着我。

过了几个月快到年底了，厂里除了行管人员外，其他人员基本上都不上班了，我的老师和几个写得比较好的，准备到街上卖字画。他们见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就让我也去试一试，或许也能赚一个能过年的钱，再者也能更好地锻炼一下书画技能。我当时不敢去，因为我是这几个里边写得最不好的一个，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妻子对这件事很支持，她说：

“你没有去做怎么就能知道你不行呢？不懂行的人多了，真正懂行的有几个？都是图个热闹、新鲜，再说你写得也不错啊。”我当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第二天，我的书法老师——白老师，见了我也这样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我就是卖字卖出来的名气，没有第一步，哪儿来以后的第二步，早做准备我们到时一起去。”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在内心里做最后的冲刺。说实话我写得确实不好，和几个写得好的同事差距很大，无法与人家画等号，要是同在街上卖，恐怕是人家卖完我才能卖。我心里在想，要想制胜就得靠自己天生的摹仿力。我说干就干，每天都把白老师经常写的两首古诗挂在墙上反复摹仿。从大小、粗细、长短、干湿到整个布局，包括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死啃這两首：《望庐山瀑布》和《枫桥夜泊》。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一些不是很熟悉的人，猛一看到我写的，他们认为这就是白老师的字，或者说是白老师学生的字。我听到他们对我的评价，心里非常高兴，信心更足了。

就这样，妻子到她同学那儿借了一卷儿曝光后的晒图纸。她裁纸，我制作条幅、打边，日夜苦干，准备腊月上市。

腊月初八是我们当地的腊八会，地点就在热闹的西门，这是城乡农贸商品集市交易会。过了腊八就意味着年的到来，每年从这个日子起，大量的农产物品都在这里交换，集中采购置办年货。

我们两口子准备在这一天，把这几天赶制出来的字画拿到集市上去卖，说实话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有人来买怎么跟人家说？就连一幅能卖多少钱都不知道。并且我们都是上班的人，从来就没有做过买卖，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妻子是个很聪明的人，她怕我不去，就说：

“你只管制作，别的不用管，到时我去卖。”

“那当然好了。”一听不需要我说话，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不过你要帮我收摊儿和出摊儿。”她接着又说。

“行，那没问题。”

就这样，我们在腊八会这一天，一大早起来就捆扎好已做好的字画轴儿。绑好后，她抱着孩子，我推着一辆装满物品的自行车就出发了，赶早去城里或许能占个好地段。每年的这一天西门的地段是很不好占的，因为它是各乡镇进城的必经之路，也是集会的中心地带，所以不是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是很难占到位置的。

妻子发挥了我的地理优势，我从小就在西门根长大，这里的老人儿都知道我。她让我去的目的也就是想顺利地占个好地方，能给这几天的买卖打个好基础。

果然，到那儿后，比较好的位置已经有人占下了，这样路北是没有地方了，路南摆摊的都是我在城里住的老邻居，都很熟悉。他们见我们来了，都相互地帮我搬移东西，硬是压缩了一个位置，给我腾出来约5米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西门脚下。古老的城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毁坏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把路分成路南路北的两半儿的大豁口，两端露着破旧的城门砖，城墙上边种满了本地桐树，我们所占的地方就是紧靠城门一个铸造厂路南的外围墙。离围墙约两米，有一棵一个人也抱不住的大杨树。我们简单的把周围打扫了一下，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挂在了这棵树上，把各式做好的样品都挂在南墙上。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帮我挂线绳，她挡住字画，怕有风时把字画再给吹坏了。就这样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算是一切就绪，就等进城的人们看了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了。购货的人们一般都在上午10点以后进城，中午是高峰期，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陆续出城回家。所以现在是8点左右，显得比较冷清。

我双手揣在一起，背靠在那棵大杨树上，想像着有人来买的情景，妻子抱着孩子注视着墙上我写的字。孩子才10个月，身上穿着很厚的小棉衣小棉裤，脚上穿着猫头鞋，头上戴着用兔子毛制成的、有两只耳朵、像小老虎头一样的帽子，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冻得通红通红的，但一声不吭，仿佛能体谅着爸爸妈妈的艰辛。妻子抱着孩子到对面有太阳的地方去了，一是能取点暖，二是她也觉得出来卖字不好意思，毕竟没有做过买卖，还真是拿不出这个脸儿来。其实我也想去，但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坚守在阵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的驻足观看，有的问问价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和人家打招呼，甚至不知道怎么标价和还价，顾客问一句我就回一句，不问就不说。这时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冲我问道：

“那个四条幅多少钱？”

“两块六。”我答道。

“能便宜点吗？”她接着问。

“能，但便宜不了多少了。”

“你说最低卖多少钱呀？”她也许只想问问价格。

“最低也得两块四，不能再少了。”

她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慢慢悠悠地一边看着其他的商品，一边往城里面走了。这时我心里上下不安，看着她和人们远去的身影，不停地在想：是我说的价钱高了？不算高啊。是还的价太少了？本来就标价不高那怎么会呢。反复地在琢磨刚才的过程，不停地在找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喂，小伙子！”我正在走私，突然被这一声惊醒，吓我一跳。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老先生，六十来岁，一看就是一位农民，但他身上带有浓郁的文化气。他指着我的字说：

“我在这儿看你的字半天了，我不是来买字芯儿的。我打这儿路过看到是‘白湘廉’的字就走过来了，走近一看才知道不是。哈哈！小伙子写得不错，如果能坚持下去成绩会不错的。”

“你是？”我有点奇怪地问道。

“我叫刘耕夫。”他接着说：“你见到你白老师就知道了。”

随后他还给我讲了几点怎么样写好行书的技法，我暗自佩服并都一一接受了。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书家，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学者，并不知道这一行里的谁谁谁。他从小写字，原名大家已不记得了，刘耕夫是他的笔名，只因是农民，所以是“耕夫”。

一上午啥也没干，净忙着跟人打招呼了，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在说今年老白的字出来得早啊，还有的熟人见了说：“好家伙！你还有这一手啊。”不管怎么说，赞扬的多，批评的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但是一幅都没卖，还是郁闷。

下午出城的人群多了起来，有许多驻足问价的，堵住了正常行走的人们，觉得这时候的人仿佛比上午的人还要多，人头攒动，行动缓慢。他们手里拎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我们两人忙得谁都顾不得谁说什么了，回应着各式各样的问价。

“哎，哎，喂——？四条幅多少钱呀？”

我们一着急竟同时回答出两个价钱来。

“两块八。”

“两块六。”

我说的两块六，她说的两块八，可能她觉得人多了，就说出来两块八。这下可傻了，我看看她再看看顾客，自己的手都没地方放了，更别说别的了。但她却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只见她随手指着墙上粉红色装饰的那幅说：“你问的是这个吗？这是两块八的。蓝色边儿的是两块六的。横幅都是一块八的。你要哪个？”听到她这样为我们打圆场，我暗自佩服。

因为人多声杂，那个人大声地问：“还能低吗？”

“能！要几幅？”她紧接着说。

“要一幅四条的、一条横，能低多少呀？”

“一共四块六，少给两毛钱，四块四。”听到她这样还价，跟真卖过东西一样。

“不好，这个价钱太不好听了。”

“那就四块二，你看怎么样，真够低的了，这可是白湘廉的字呀！”

“好好，就这样吧。”

她反复地在说白湘廉书法，人家一个男的也不愿和她一样，再者说他也的确愿意要白老师的字体，就这样要了一大一小，算是两幅。人也是爱起哄，人越多就越想买，随后她用同样的方法又卖了两幅。后来第一个问价的那个中年妇女也来了，她说：“我在里面问价了，你跟我再便宜点我要两幅。”我说：“刚才卖的都是两块八或是两块六，两块四太低了。”她说：“这样吧小伙子，啥也别说了，两块二一幅，看在我来过一次的面子上，中不？”这句我接不上来了，我不会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就看了看妻子，她说：“反正今天感觉也不错，就给她吧。”就这样又卖了两幅。

其实买字的人们并不懂得书法，只知道白湘廉的字好，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每年都愿意挂白老师的字，显得有文化氛围。真正白老师的字，比我们年轻人写的价格要高出好几倍，而且非常好卖，他每年只写300幅，多了也不写。我的字离得远点看，模仿得可以以假乱真。这也是白老师允许的，他说只要落款是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在微风中把挣来的十几块钱拿在手里，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一遍一遍地数，一遍一遍地享受着这一天的过程。在厂里干的工人一天才挣一块两毛钱，而我们这一天就能挣这么多，手里像是拿了一笔巨款一样，沉重而又兴奋。

就在我们两口子高兴之余，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们：

“喂！你们交费了吗？”一看是工商所的两个人。

“啊，交什么费呀？”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交费呀？我们是自己占的地方，字是自己写的，凭什么给你钱呀！”

说着那个人就大声吵起来了，冲我嚷道：“不交费就没收，到所里说！”

说着就动手收我们的东西，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呀，既害怕又无奈地阻止着他们…… 有熟人怕惊着孩子，就把妻子带到马路对面儿邻居那儿去了，我面带惊恐站在原地。这时周围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在围观的人群中，你一嘴我一嘴地也都在帮我说话。

有的说：“别动不动就收人家的东西呀！”有的连说带拦地说：“别别！有啥事儿都好好说，做小买卖的也不容易，都体谅体谅啊！”在我们旁边卖年画儿的二嫂是我的老邻居，她当时有三十多岁，把我拽到一边，说：“市场管理费是应该交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我以为我自己占的地方，自己写的字，凭啥就给他钱呀，跟他有啥关系呀？”二嫂笑了，说：“我卖了好几年画儿了，每年这个时间都要交，每天两块。”我一听，张了一下嘴，瞪着傻眼，用手比画着说：“上一天班儿是一块多钱，这可是两天的工资啊！”二嫂推了我一下说：“傻兄弟别说了，我去给你调解一下。”于是，她就对“市管会”的人说：“他是今天刚出摊儿，不知道这些事情，帮帮忙，照顾照顾，我跟他说好了，让他交费，就别让他到所里去说了。”“市管会”的看我也不像是胡搅蛮缠的人，虽是顶了几句，但一看还是挺老实的。随后，他给我讲了讲为什么要收“管理费”的道理，我表面在点头，可心里还是不舒服。

事情过去了，我们还要继续重复每一天的过程，但每一天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书法爱好者，还有我几年不见的同学。使我最高兴的就是，我少年时在“拳房”（私人武术馆）里的伙伴们，到我工作之后他们都不知道我上哪儿了，能在这里相遇，我非常高兴，好像对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把我们的过去和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都说给他们听。

我们的买卖一直做到腊月二十七，把字儿一个不剩的全部都卖光了。二十天来，我们不仅仅挣到了一百多元钱，重要的是，能把自己推向外界，“自造平台”去广交朋友，锻炼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小小的绽放。同时也感受到做买卖就是比上班强，还有点好玩儿呢。

妻子看到我有了变化，心里很高兴。我们结婚以后，我一直是她手里的作品，她总是说：“你是在后娘手里压抑成这样的，其实你不是一个没能力的人，做人做事都比别人强，只是平时萎缩，看不起自己不敢去做事罷了。”

也许是她找到了我的病根儿，什么事情都想让我先上，她在后面指挥。我的确也很老实，只要是她说的话，想做的事，我一般都去，从不调鬼耍滑。哪怕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她和他”，我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因为她“成熟美丽”，因为他“天真可爱”。

我们从不放弃任何的机会，不管事大事小，不管是事情成与不成，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都要去尝试努力。先后做过副食品门市、松花蛋加工、假山制作、山西娘子关考察办厂、唐山、秦皇岛工艺品推销等等，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很无奈。内弟见我平时没有什么事做，就对我说：“要不你给我跟车（就是押车）吧。”岳父也觉得挺好，说：“你有点太稳，他有点太飘，你们拼成一个人该有多好啊。你和司机一块儿出去，漏洞自然也就减少了，也省着大人多操心。”

就这样，内弟和一个司机是一组，出车回来后交班，我和另一个司机是一组，交替出车，人歇车不歇，“人停马不停”。主要运输路线就是将山西临汾和长治两地的煤炭，运往山东省的烟台、青岛和威海。线路很长，一开始没出什么问题，感觉还挺好，既干了活儿，又见了不少的世面，可后来时间一长，才知道，除了车坏、爆胎、受气、挨罚外，更要命的是公路的“三乱”，让你胆战心惊。

1987年底，我和司机李三就在山西途中成功的逃脱了一场劫，这一劫，却让我增长了强大的自信心。司机李三不是别人，是我过去在“拳房”的师兄，我们两个在武术班里是练对手的，“空手夺棍”和“对练架子”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科目。由于常年在一起训练，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在跑车上也是如此，在路上，双方只要使个眼色就能心领神会。

这次出车和往常一样，是在夜里一点多钟由邯郸西出发，途经武安，过涉县进入山西路段，由于路况不好，再加上堵车等原因，基本上到山西段就得早晨八点左右了。从进入山西界再到长治，大约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夜里开车还好点，可到白天车就多了，虽然路段不算长，才八十多公里，但是，山西的道路十分不好走，主要原因是路窄坡度大，再加上拉煤的重车较多，路段破坏严重。一路上都是坑坑洼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就算是这样的速度，也能在下午到达目的地。

这样，下午四点到了长治煤矿。此时拉煤的车很多，排起了长队，8吨的和4吨的车已经排了十几辆。我们沿着车队跟在后面，装好一辆走一辆，后面的车就往前挪一辆的位置，都是人工装车，速度相当的慢，没别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待。李三趴在方向盘上睡觉，我靠在座椅上，盖着棉大衣迷迷糊糊地不敢睡实，怕睡着了影响司机往前挪车。白天装车的人多，还快点，卡车里的柴油在短时间内还冻不了。等到了晚上可就坏了，夜不观色，装车的人也少了，速度很慢，差不多装一辆车就得一个来小时，这样的话，车的油箱就冻住启动不了了。如果冻住了，我就得下车到四周去找杂草、树枝、烂木板，点火烤油箱，把油箱烤化了才能启动挪车。烤油箱也是要有经验的，火大了就把车烤着了，火小了化不开油箱，油路不畅车就启动不开。挪一步就得等一个来小时，然后就烤一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到了后半夜，终于轮到我们了。工人们一边装车，我们一边收拾所需的物品，给车加好水，检查轮胎、灯光、刹车气管有无漏气。等待都准备就绪，然后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后半夜路上的车也少了，路虽然难走但也很顺当，不紧不慢地开出长治一个多小时，借着黑夜的灯光，见到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个陡坡。李三精神专注地开着车，因为我一夜没睡，就迷迷糊糊听着早已习惯了的发动机轰鸣声，半睡半醒。

就在这时，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把我从混沌中惊醒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强烈的敲击声，并有人大声高喊：（操着山西方言）“停车！”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车撞着人了。我顺着声音往外看，刚要往下摇玻璃，只见“啪”一棍子打了过来，玻璃渣子飞溅，就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紧接着李三那边的玻璃也被棍子砸碎。李三喊着对我说：“先把头护住！”于是，我迅速把棉大衣蒙在头上，随后紧跟着就是一块石头扔在我的肩上。下面的歹徒怕我们开车加速，有一个人跑到车头前，“呯”，“啪”，猛砸挡风玻璃，情景十分的嚣张可怕。这时我们两边都有一个人用棍子指着我们喊：“快拿钱来，快点！不拿？要你的命！”李三一边回应着他们一边看看我，他左手拿出一沓一元纸币扔在窗外，右手紧握工具板子，喊了我一声，我虽然不会应对这种应急场面，但是显然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说：“下！”我顾不得点头，猛推车门，用车门的力量撞倒一人，迅速下车。在车头的那个人，举起棍子向我斜劈过来，我后撤一步躲了过去，用“低扫腿”虚晃了一下他的裆部，随后迅速起“高腿”踢在他的脖子上，歹徒“哎呀”一声后退几步倒在地上。那个被车门撞倒的人，还想再过来，但动作慢了很多，看出他心里有点胆怯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紧跟一步，起右腿“侧踹”蹬在他的胯上，他坐在地上就没敢起来。李三那边打得也很热闹，也不知道他那边有几个人，就见李三假装追了几步逃跑的几个家伙，就停止了脚步，然后，我们两个把那个被我踢倒的家伙，揪起来，我左手封住他的衣领子右手掐着他的喉咙，李三没头没脸地狂扇乱踢一顿，把他推下路沟里。这时李三挥手喊道：“上车！”我们迅速跳上车，启动车辆加大油门，冲到上坡。我一邊说李三要注意安全，一边从反光镜看有没有人追来。这一下都精神了，刺骨的寒风，灌得嘴都张不开了，既兴奋又紧张地谈论着刚才战斗的经过，不但没有使我们胆怯反倒给我们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和信心。一路狂奔，安全的驶入了河北界。

跑车工作，前后干了不到两年。在这两年里，我的岳母一直重病在床，妻子全权负责她的打针输液、洗洗涮涮、端屎端尿等等累人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她从不叫苦喊冤，而且任劳任怨，合格地完成了一个女儿应尽的义务。

两年后，岳母病逝，时隔八个月，岳父也因病离开了我们。

《圣经》里说过一句话：“灾难自有恩典在。”任何不好的事情到了极点之后，就要有新的开始。我们失去亲人当然悲痛，但也给妻子放下了一个大大的包袱，这便使她全身心地放松下来，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想她的家庭今后该怎么办。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一边想着，一邊对我说：“我们以后没有了靠山，怎么办？生活该怎么继续？”我想也是，今后继续跑车？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是没有前途的，白浪费时间，再者说也十分危险。因为就在不久前，司机李三和其他人合伙儿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搞运输，因疲劳驾驶，在山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这件事对我震动也很大，我们商量着不能再干这个了，要想点别的出路。最后，妻子说：“我是卫校毕业的，在医院实习过五年的时间，对中医和妇科较为精通，同学老师也很多，不如开个门诊部，这样最现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最起码比我跑车安全，还干净。她又说：“门市就在城外新建的市场里开，一是固定的商户比较多，二是由于政府的倾斜，新的商品聚焦点是在新市场而不是过去的城里了。”我们越想越觉得前景不错。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我们一同在新市场转了一上午，寻找合适的门市，下午就在市场二街发现一家小门诊正要转让。转让费和部分货物，加起来要2000元，这家门诊的主人是个老医生，因为年龄太大干不动了，想回家养老，所以要低价转让。我们看了看，位置还不错，门市的里外结构都挺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为了节约开销，我们又请不起装修工人，于是就自己动手，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我们把所有的门窗家具都油上一遍漆，全面地打扫卫生。她打下手，我用旧报纸对成图案，糊在室内的墙壁上，乍一看上去，像是装修过似的，还挺好看的呢。她还从医院老师那里，要了几张医疗宣传画贴在墙上，的确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在玻璃门上，我亲手写了宣传用语：“妇科检查，昼夜服务”。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安康诊所”。

日后诊所经营得很好，妻子的大姐和二姐知道我们开的诊所不错，有一天就专门来我们这里看了看。她们临走的时候说：“虽然很好，但是和市里的条件相比差得还是很远。要想改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走出去，不能在这里原地打转儿。”

她们走后就准备把我的工作关系调到有保障的大型国营单位，凭着她们的能力把我调进市里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不愿意去，因为我有恐惧感。

我觉得自己是个县城的人，猛一下到大城市肯定接受不了，怕自己因为无能而被别人看不起。这当然只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没有敢往外说，怕别人说我没胆量。于是就硬着头皮说不去。

其实妻子知道我的内心活动，她想办法动员了大姐、我三姑和杨老师，这些人都是我最敬佩的人，她知道我平时最听他们的话。最后，经过大家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时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了在新环境里生活的情景，人生目标也有了新的改变。

我们离开前把诊所和县城里的房子卖掉了，在市里买了一处小平米的房子，算是安了一个家。就这样，怀揣着未知的梦想和恐慌，我很无奈地走进了这个都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