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终于到来。那年年底，炮一团二营开赴福建，要打“一·二八”抗战的英雄十九路军。他们在福建闹独立。这事儿叫福建事变，或曰闽变。

团长李汝炯、营长孙生芝带领我们十二位弟兄离开通光營房，乘火车抵达浙江衢州，然后翻山越岭，朝南平进发。

这一路，可真苦了我们的骡马。

一旦爬山，我们就必须大卸八块。按照“前（架）中（架）后（架）摇（架）身（管）尾（闩）滑（钣）护（板）”的口诀分成八大件。大卸八块我们已经习惯。唯其如此，我们耐受的强度不能跟榴弹炮比肩，射程也大受影响。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在阿尔卑斯山脉或者欧洲别的什么山地，我们也要山路行军，但欧洲马身高至少十六掌，亦即一米六，劲儿特别大。而中国的蒙古马只有十二掌，无论驮载还是牵引，力量都不足欧洲马的一半。部队早已发现问题，希望改良马政，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养马也非朝夕可成。即便用华北大骡子，其价格几乎是马的两倍，驮载能力也不过八十五公斤。我们放列全重七百八十五公斤，行列全重驮载时八百九十四公斤，比四一式山炮重很多。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双炮管。口径分别是七十五毫米与九十毫米。结果八大件每件都超过一百公斤，超出骡子的驮载能力，而九十毫米的炮弹又没有进口，等于白费。

我的身体与车辕组合，一百一十三公斤，老憨驮着。这头山东骡子的嘴唇右边有一点点白印，很好辨别，但最好辨别的还是它悲愁的眼神。我不知道它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忧愁。我们无法直接交流。我始终听不懂它们的语言。

炮兵连编制二百零三人，骡马一百零四匹。多么漫长的队伍！山路之上，老憨边走边趔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瘦身。可虽然有量子纠缠，意识能够造成波函数的坍缩，但我终究不是薛定谔的猫，我比猫沉重太多。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憨的背上出血。

疼痛我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血是死亡的标志。我还知道，鞍伤是炮兵不能承受之重。一百多公里呀。这一百多公里，就不详细说了吧。只要看看老憨的眼神，听听它的喘息，你就不会盲目自信于语言能力。

终于抵达南平前线。我努力忘记老憨的鞍伤，激扬意气，准备展开不动声色的杀戮。

八

早期炮兵靠目视作战，只能布置在暴露阵地直接瞄准，类似骑士决斗。谁能存活，只看开炮速度与精度。因彼此都没有秘密。而今人们日渐狡猾，我们也跟着进入间接瞄准、间接射击阶段。炮阵地都远在后方。要么树林，要么山谷，总之隐蔽。

进入阵地，下架组合，从行列状态进入放列状态。炮长自动对主要方向测出遮蔽角或者遮蔽距离，以及炮遮距离。否则若瞬发引信的炮弹出膛后碰到上方的树叶，可能葬送整个阵地。在班长的指挥下，上等兵方向手根据下士瞄准手的指令调大架，上等兵发射手打开炮闩，由炮管向外观察，目视求取使炮膛高于遮蔽物顶端的遮蔽角，即最低表尺；瞄准手李忠笏则在最低表尺处使表尺对准炮身指针，自行确定最低表尺密位。

目标已经标定，只等开炮命令。我早已急不可耐，此时突然传来坏消息：我们携带的，竟然都是教练弹。教练弹里面多填充泥土，没有杀伤力，只能听响，无法看热闹。

炮弹箱上确实是教练弹的符号。排长廖传枢立即上报。李汝炯过来看看，摇头叹气：“这是怎么搞的？事已至此，只好作为射击演习，真仗假打！”

我差点没闭过气去。我不心疼自己的激情，也得心疼老憨的鞍伤啊。

李忠笏旋转两个方向分划转螺，装定分划，确定方向，然后将表尺游标移到相应的装药表尺，再转动表尺转轮装定表尺，确定距离；发射手左手转动高低分划转螺，右手移动高低角转轮，让高低水平气泡居中，确定射角；七炮手弹种手取出弹头，交给五炮手信管手装定引信，所谓信管测合；六炮手装药手从弹种手那里接过空炮筒，装入不同的药包，再由弹种手递给信管手，信管手组装完成，由装填手填入炮膛。

炮闩自动关闭，发射手拉火。我想让憋了几年的力气瞬间喷发。这毕竟是我壮年的第一口痰。可既然是假的，那就毫无意义。

还好，对面的十九路军将领司徒非早有归顺之意，打了几十发教练弹，战斗随即结束。

如果这是瞄准手的错，我将不再喜欢他。我从不认为缺乏职业素养的人可爱。但很显然，不仅炮兵连的小行李即弹药队犯了错，炮兵营的大行李即弹药连也犯了错。连同弹种手在内。上回李忠笏踢他一脚，应该。

九

我的处女战永生难忘。打得真是过瘾。

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昌。对手是著名的朱德将军。

虽能大卸八块，但我还是更喜欢拖曳行军。那样更轻松，比分开颠簸强。炮车上有最先进的车轮制动机，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无论上下坡还是骡马受惊，都能迅速制动，更兼中架有小制退锄、后架可以上弯，拖曳很方便。

麻烦的是作战区域跟福建一样，也是连绵不断的大山。这是防守方喜欢的地形。

从南京出发，由浙赣铁路到南昌，这很简单。但此后的路怎么样，我不想说，请你问老憨。首战之地是洛寨山。第四师十二旅二十四团团长石觉见了我们，既惊喜又埋怨：“你们怎么才到？我们等了整整二十一天！”孙生芝营长拍拍老憨的屁股，满怀心疼：“石团长，你看看骡子都累成了啥样？山路我们能爬，炮不能呀。骡马是炮兵的亲密战友，我们……唉！”

炮兵金贵，我们直接受东路军第十纵队司令官、第四师师长汤恩伯的指挥。从孙生芝到李忠笏，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建立隐蔽阵地，按照德国顾问传授的新战术，起霸亮相，但汤恩伯却命令我们开到前线八百米之外的暴露阵地，直瞄射击。

命令当然要执行。孙生芝考虑片刻：“既然敌方没有炮兵，直瞄射击更好。如果用弱装药，我们的榴弹很难击毁坚固的工事。”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碉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也是德国人的杰作。他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真要感谢他用碉堡对碉堡的硬碰硬战术，否则我们无法展示钢铁的肌肉。那个碉堡是机枪巢。步兵隐蔽在四百米之外的阵地中，再过去四百米就是我们跟军乐队。一旦我们击毁堡垒，他们就开始奏乐，鼓舞步兵冲锋。这是汤恩伯将军的安排。

弹药手给我们装的是三号装药，这样射速快，弹道低。直接瞄准更加简单。三点一线。八百米距離对于我们的光学瞄准装置而言，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李忠笏他们瞄准击发，炮弹直接洞穿碉堡的枪眼，烟尘滚滚而出。随即军乐大作，步兵冲锋，我们施行弹幕射击，予以掩护。

洛寨山一仗打得太轻松，我很不过瘾。拿下广昌，中央苏区的门户洞开。跟随第四师攻占了石城，我们又相继配属第三师和第九师。后来第九师攻击白衣洋岭主阵地失败，三十六师接棒主攻，我们依旧配合。

三十六师脱胎于首都警卫军，而炮一旅本来就是警卫军的炮兵旅。而今并肩作战，可谓如鱼得水。师长宋希濂来到炮兵阵地，利用我们的十六倍炮队镜仔细观察红军阵地，与孙生芝营长商定作战计划。既然步兵炮兵可以密切协同，这个仗就好打。

装定表尺，确定分划，瞄准，装填，发射。

试射、校验射、顺射；打击步兵的歼灭射击、摧毁炮兵的破坏射击、袭扰后方宿营地集结地的扰乱射击、把握良机不经试射的急袭射击、以压倒性炮击构成火网掩护步兵冲锋的弹幕射击、阻止敌军的阻止射击——不需要那么多战术。我们面对的是红军。他们弱小，他们没有炮兵，他们粮弹两缺。我们只要歼灭射击，破坏射击，射击，射击。

从早晨七点打到十一点。四个小时后，国军占领左翼山峰。下午两点，红军放弃白衣洋岭主阵地。国军长驱直入，陆续占领长汀与瑞金。

那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我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两岁。我浑身是胆，我浑身有劲。李忠笏也是如此。就连老憨，仿佛也劲头十足，为先前的劳累找到了理由。战后论功行赏，我被封为神炮，李忠笏晋升炮长。但他的喜庆劲儿未能持续多久，我高涨的情绪也随之凋落。因为他在战场上有了新发现：累累敌尸中竟然有他的表弟。

他表弟脖子上有块青色的胎记，当时正好露在外面。浑身上下没有伤口，躯体完整，但口鼻流血，一看就是被炮弹震死的。李忠笏翻翻尸体，神色大变，但什么话都没敢说。夜晚宿营，火炮放列，他提着瓶酒来到我跟前。那时我才知道，这是他嫡亲的舅表弟，跟亲兄弟没有区别。他大舅就这么一个儿子。本来说是出去读书，谁知竟投了红军。

“你知道吗老弟，他就是我将来的内弟呀。大舅对我恩重如山啊。”李忠笏摇摇头，手拍炮管，拍得我肝儿颤。

我心里一动。我不懂大舅和表亲的意思。我在对应联想七十二地煞。

“用表弟的血染红顶子？我将来怎么交待呢？”

“我为什么要打表弟？我傻还是他傻？”这声音已经不是哭喊，而是哀嚎。

“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哗啦一声，空酒瓶砸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有点生气。杀人是我的职责，结果跟我有何关系？但自相残杀这个字眼，就像流星从眼前闪过。是啊，假设我们七十二地煞之间火并，好玩吗？应该吗？况且红军根本没有炮兵，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他们的炮响。打这样的对手，能增强我们的职业荣誉吗？

这不是骑士对决，这是屠杀。我不想干。

还好，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中国人。次年我们只是坐船巡游长江，到四川军阀跟前张扬了一回，暗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我们全部出动，所幸阵势尚未摆开，局面已经平静。

真正再跟中国人对阵，其实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秋季大演习。战役推想是日军由太湖以南、京杭路方向进犯南京，国军展开反制。这回我们跟三十六师还是盟友。我们都是西军，扮演拱卫首都的角色。

演习当然只能是西军获胜。但蒋介石将军的点评，对脱胎于首都警卫军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这三个精锐德械师，以及教导总队，并没有多少客气。因为他们的战役协同确实一般。工兵舟桥准备不及，耽误转运，一位工兵校官自杀殉职。此事对我震动很大。炮兵征服，步兵占领。我本来充满优越感，感觉自己很拉风，但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炮兵的责任恐怕不仅仅是拉风。

十

跟日本矮子正面较量，已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夏天。在上海。

如果没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们大概也不会得到来中国效命的机会。冥冥之中，似有定数。在上海展开复仇之战，甚合我意。

日本矮子最先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惹事，眼看战火越烧越高，关麟征、孙连仲所部已先后驰援。如果日军发扬火力沿平汉线攻击，难免飞流直下，中国的东南沿海将被割裂开来。军委会决定在上海主动进攻，吸引敌军主力与国际注意。因而那里的战事规模迅速扩大。这回我们一百三十二名弟兄半数投入淞沪方向。除了第一团、第二团，教导总队炮兵营与炮校练习队也上了阵。

最先参战的是炮二旅下属的炮二团。八月十一日，他们便接到开进命令。部队抵达上海时正好在凌晨。因《淞沪停战协定》的约束，上海市区不许驻扎正规军队，只能以保安团维持秩序。市民早起看见军容严整的炮兵，惊喜之中，简直以为是神兵天降：“你们从哪儿来的？怎么来得这样快？”

那种由衷的欢迎，即便是钢铁骑士也能感受得到。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早点开战。后来史家都记述为“八·一三”淞沪会战，其实十三日并無大的战事，仅有双方步哨的零星枪击。本来是要进攻的，但被高层制止，次日下午才行动。被欺压多年的怒气一朝宣泄，炮兵打得格外猛烈，也取得不少进展，但正在此时，却又奉命停止攻击。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唉。

全面进攻开始之后，炮二团主要配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攻击杨树浦。虽说我们有些技术参数超过榴弹炮，但毕竟口径不够，射程跟日军的重炮也没法比。所以弟兄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打，以急袭射击为主。事先测量地形，掌握数据，猛轰一阵，立即撤出阵地，否则很快就会遭到火力覆盖。

我带着一帮弟兄，跟随张发奎将军在浦东作战。日本矮子的炮火本来就烈，更兼有舰炮支援，还掌握空中优势，所以我们只能隐蔽，隐蔽。各连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远。间接射击时代，阵地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观测所，那是炮兵的眼睛。有些连队的观测所隐蔽于树上，我们则设在耶稣教堂顶端，同时在黄浦江边的英美烟草公司楼顶，设立辅助观测所。设备上面盖着麻袋，电话放在底层，免得惊动敌人。因敌军旗舰“出云”号夜间就停泊在对面，白天更是直接躲到大楼跟前、浦东炮兵的理论死角之中。

九月十日下午四点，七艘敌舰拖着二十多只民船，运载六百余名日军展开强渡，企图在浦东春江码头、新三井码头登陆。我们协助守军李松山的五十五师就地抗击。在江边的辅助观测所，少尉观测员带领两名观测军士，一名扛剪形镜，一名扛方向盘，测量目标并记录数据。方向盘军士以三千二百密位对准射击目标，即原点，然后伸平双手，做出最引人注目的大鹏展翅姿势，告诉阵地炮兵原点方向。炮长立即组织调大架，移动后炮架，大致对准方向。观测军士就地旋转回转盘，将方向盘对准火炮高高扬起的红色瞄准镜，求出观测所与方向盘的相应密位，电话通报阵地。

各炮就此装定分划，然后反觇。如果没有误差，此时基准炮的瞄准镜镜头应正对观测所的方向盘镜头。

观测所测量精准，李忠笏操作娴熟。我先试射一发，然后校验射击，很快就有五枚炮弹击中敌舰。虽然我们无法将他们射穿击沉，但朵朵弹花还是足以吓破他们的胆。日军见势不好，掉头就跑。

我打得很不过瘾。这才打了几炮？可惜我们炮弹少，必须节约。唉，好吧。好钢留到刀刃上。

九月十八日是日本矮子鲸吞东北的国耻日。李忠笏一大早就来擦拭炮膛炮身以及瞄准装置，一边擦一边唠叨：“老弟，今天国耻日，我们要打日本矮子的军舰。你可要好好表现。”我撇了撇嘴：“难道我上回打得不好？”这家伙听不懂我的话。兀自道：“空军也要行动。咱们得让日本矮子好好喝一壶。”说完他又拍了拍我的肚皮。

可开炮的命令老是不来。等到晚上十点左右，中国空军飞临黄浦江，敌舰一时大乱，探照灯乱七八糟地射向天空，高射火力对空齐鸣，黄浦江两岸亮如白昼。

我们的目标就是日军旗舰“出云”号。白天它紧靠江边的大楼，以为那是浦东炮兵的死角，夜间担心遭到暗算，方才开到江心。中国海军曾经发动鱼雷袭击，将其击伤，但没有致命。此时空军轰炸，我们轰击，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命中。只可惜空军轰炸的精度不够，我们的炮弹又无法洞穿，只在甲板上砸出许多白点儿。虽然不无遗憾，但毕竟打了他们的脸，扇了许多巴掌。

十一

十月十日，民国国庆，炮兵肯定也得有动作。著有《炮兵射击学》的炮兵专家孙生芝，那时已是我们的团长。他接到命令，奇袭日军机场。那个机场在浦西，本来是高尔夫球场。德国顾问比格尔与孙团长一同侦察阵地，最终决定在辅助观测所东南、距离江边大约三百米处，建立炮兵阵地。当夜十点，我带着七名弟兄，抑制住心跳，悄悄摸了过去。

每个弟兄配一百发炮弹，一半装瞬发信管，碰到哪儿炸哪儿，杀伤人员；另外一半装碰炸信管，即触发引信，用来消灭飞机。

侦察发现，每天拂晓前，日军飞机开始准备，机场灯火通明。从开灯到首批飞机起飞，中间大约有五十分钟，正是炮轰的良机，观察弹着落点修正射击诸元很方便。

凌晨四时，炮兵进入战备状态。李忠笏悄悄拍拍我，耳语一般道：“兄弟，别着急！”排长立即压低嗓门喝道：“谁？不许说话！”

这让我有点不爽。我是老兵，又不是新兵蛋子。等啊等，天蒙蒙亮时，机场方才开灯。三分钟之内，我便根据早已设定的射击诸元试射一发，命中目标。这表明测量准确。孙团长随即怒声喝令开炮，全连射击，急袭射。此时我们自动装填的炮闩大显神威。每分钟最多二十五发，这是很少见的发射密度。

轰轰隆隆，八分钟内倾泻八百发炮弹，打了个正着。事后观察，击毁敌机五架，击伤七架。机场当天没能恢复使用。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开始撤离。十分钟后，日军舰炮以密集炮火猛轰浦东，十余架敌机投弹三百多发，炮兵营伤亡官兵十余人。还好，李忠笏安然无恙，我也安然无恙。

从此以后，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无人不知道浦东神炮。那天阵地上来了几位记者，经营长允许拍了几张照片，准备拿去发表，好鼓舞士气。我很高兴能出头露面，因而极力展示最青春的身姿，让他们随便拍。这段时间我一直隐藏在竹林里头，眼前只有李忠笏他们，既看不到敌人，也看不见友军，好险没有憋闷死，秀一秀正好。

我的靓丽风姿次日见报。李忠笏拿着报纸向我显摆。那上面的他正在露着门牙傻笑，身份虽只是炮长，神气却如同将军。当然，我的样子比他更精神。可他正说得起劲，排长就匆匆赶来传达张发奎将军的命令：全部火炮立即转移阵地。

我们刚刚转移，还没安顿好，空袭已经开始。日军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将洋泾一带的竹林全部炸毁，不少无辜居民遭殃。

营长随即丢官，因为照片导致了泄密。

指望我们击退日军，就如同想用蚂蚁杀死大象。我们打得再神，也无法逆转战局。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那时国军全部注意力都在上海正面，防守金山卫的只有六十二师的一个步兵营，以及我们一个炮兵连的四门火炮。

守军措手不及，敌军漫天遍野。连长郭文河立即指挥炮连应战，炮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爆炸，但依旧是杯水车薪。步兵迅速溃退，炮兵的侧翼失去掩護，陷入日军包围。

此时已无须观测瞄准，完全可以凭借目视指挥发射。郭连长下令以最快的射速，发射炮兵的自卫炮弹、零线子母弹。使用瞬发空爆两用引信，调到接近零度的位置，几乎出膛即炸，在五百米范围内杀伤力极大。炮兵已有阵地掩护，而敌军完全暴露。这样经过左右摆射，利用扇面射击，三发炮弹便炸出几百米的安全地带。

无数日军应声倒地。有些人的脑袋被活生生割掉。但炮兵的安全只能以分秒计算，很多人依旧无法突出重围。

那时阵地已全线崩溃。孙生芝团长与第二营失去联络。他找张发奎要到三十二辆柴油车，我们第一营方才得以退到南京。

南京那一仗打得无比憋屈。我实在不想提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炮校练习队第二连的三位少尉习世祥、郑崇城、黄君材，在大溃退之中，竟然在一位工兵少尉的帮助下，利用搜集到的破船与废料拼凑出一条船。四门打光炮弹的卜福斯弟兄安全渡过长江，并神奇地横越一千多公里，抵达湖南零陵，被归还炮兵学校建制。

十二

烽烟四起，处处告急。装备卜福斯山炮弟兄的炮一旅与炮二旅是炮兵的明星，各个战区争相索要，因而我们只能分割使用。我们这个连撤出南京之后，辗转到了徐州，配属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

那时卜福斯弟兄已经折损许多。炮二旅被撤销，炮三团划归炮一旅，炮二团改为独立炮兵团，将剩余的卜福斯山炮移交给炮一旅，然后换装苏联援助的七点六二厘米野炮与十一点五厘米榴弹炮。其实属于哪个旅已不重要。我们跟旅部基本上没有联系，只能听从配属部队长官的命令。事实上，营长我们轻易都见不到。

没想到孙连仲将军如此重视，以总司令之尊亲自接见。原来这也是个老炮。他当准尉时便用日产三一式野炮，口径七十五毫米，俗称“友坂速射炮”。发射之后整个炮架后退，依靠住退索以及发条伸缩机关抵消后坐力，因而炮架后面要挖出深坑，加固住退锄。这是八国联军时期的武器，北洋军都已抛弃，而国军竟还在使用，包括部分中央军。

老炮孙连仲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颇有勇武气质。要不是身体强壮灵活，背得动沉重的炮身，只怕他起初也当不了炮兵连长。那回作战紧急，他们的三一式野炮没有架稳，坑挖得不够深，住退锄没有埋紧，猛烈的后坐之下，炮身突然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甩尾。冯玉祥严令部队苦练体操，孙连仲因而身手灵活。他接连来了两个大空翻，躲过剧烈摆动的大炮，否则不说性命难保，至少腿要打断。

孙连仲沿着我们走一圈，拍拍炮身，满眼羡慕：“我当兵时用友坂速射炮，现在当了总司令，还用有坂速射炮。这仗还怎么打？现在好了，你们来了。”

打到现在，我有点烦，打得太憋屈。怎么说呢？照理应该使用炮兵群战术。各种口径、各种射程的火炮集中起来，组成集群火力。伴随步兵的迫击炮、反制战车的战防炮、对空射击的高射炮，连同过山炮、野战炮、榴弹炮、加农炮，就像一桌席面，必须荤素搭配、凉热调和、有汤有菜，否则如何能成席面？

不说别的，就说德军吧。他们进攻之前，炮兵先来十分钟急袭射击，对标定目标不试射，直接轰击；再来一百一十分钟的破坏射击，击毁掩体工事；接着是四波八十分钟针对步兵马匹的歼灭射击。饱和轰击两百分钟之后，步兵开始进攻，炮兵再用弹幕射击予以掩护。

可无论德国顾问如何手把手地教授，国军也学不会。这对国军而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换句话说，假如国军有此实力，日本矮子还敢上门欺负吗？先不说炮，就是炮弹，我们也打不起。山炮的弹药基数一百发。一次作战要准备五个基数。步兵师战炮连的小行李（弹药队）携带一百零四发，炮兵营大行李（运输连）携行五十六发，师辎重营携行一百四十发，后方兵站储存二百发，待命补充到辎重营。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库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全国仅有卜福斯山炮炮弹八万六千发，不过两三个月的用量。后来虽有少量进口，但还是不充裕。而此时此刻，进口的大门已经关闭。

我们奉命配合张金照的三十师。那时前线的迫击炮基本不敢还击。一旦开炮，必然遭遇猛烈的炮火反制，顶多三分钟。只有一个炮兵连还建制完整。因为那个连长比较聪明。他发射时不用炮架，手托迫击炮炮管，发射几枚，立即移动到几十米开外。

但这样固然保住了炮，可也无法有效歼敌。手托炮管发射，哪里会有准头？

安置好阵地与观测所，当夜就遥遥看见敌阵方向有火光，张师长命令我们射击。走那么老远的路，风尘仆仆而来，我也很想打上一仗，舒展舒展。观测所测好数据，连长下令射击，排长随即在阵地发布口令：

三号装药，榴弹，瞬发信管，第一炮发射。瞄准点，左前方火光。方向二千四百，距离七千八百五十，高低正四，待令放——发！

三号装药即最强装药。我使劲吐出一口痰，观测所根据弹着点修正射击诸元，然后全连齐发。

日军是欺负我们没有五公里以上射程的火炮。他们没有想到，最大射程九千一百五十米的我们已经进入阵地。此刻我们炮声响处，他们火光熄灭。

次日遭遇全面进攻。步兵伏在阵地内一动不动，等待敌军进入射程。连长带领少尉观测员和几名观测军士，在前方的观测所观测指挥。从十六倍的炮队镜里，他发现远方的麦地里有闪光，仔细一看，是日本矮子的钢盔与刺刀。他们正隐蔽前进，想偷鸡摸狗。连长随即报告师长张金照，请求开炮。

这一仗打得很痛快。无数日本矮子尸横遍野。但他们死战不退，站起身来，采用三行三进的低姿进攻战术，以中队为单位，继续冲锋。连长转而下令，改用空爆瞬发两用信管，快速射击。

瞬发引信的炮弹破片威力达一百三十米。日军步兵中队行进长度七十五米，攻击正面与纵深各二百米。如果击中行军时的中队中心，理论上他们将全军覆没，攻击状态也将损伤半数。

我军的防御核心是一座山。观测所隐蔽在山上，我们在山后。阵地前方的要点数据，事先已经测量完毕。预备阵地也已经选定。打过一阵子，我们立即变换阵地。反正我们有高低、方向射界制动机，运动期间保持原有精度不变。一旦进入阵地，无须重新设定，只要将炮身指针与之对准，即可发射。而且我们炮架中架有小制退锄，即便地形狭隘，也可卸掉后架放列，射击十分方便。

连续吐痰，导致我嗓子干渴，这是咽炎即将发作的症状。李忠笏道：“排长，炮管已经发红！不能再打了！”这家伙，还就是他懂得疼我。排长喊道：“把军毯浸湿，蒙在炮管上！”

沉甸甸的军毯蒙上来，哧啦一声，我的身体立即腾起白烟。

我军在台儿庄先胜后败。炮兵连表现神勇，全连上下各升一级，然后大军撤退。因为徐州已经陷入战略包围。

撤退之前，孙连仲给特务营二连连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掩护炮兵连撤退到指定集结位置。如有疏忽，提头来见。

十三

在台儿庄击退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之后，全国上下齐声欢腾。中日双方都想包抄对方，同时开始延翼，像摊大饼那样，导致战线越来越长，作战区域越来越广。各路国军源源不断地汇集，准备在徐州决战，而日本矮子的战略包围态势悄然形成。

李宗仁将军如梦方醒。

撤退没有足够详细完整的计划。因数日之前的预想还是会战。故而各军行动十分匆忙。虽然比南京撤退强些，但也不无狼狈。总司令孙连仲与部队走失，从江苏淮阴乘飞机脱出包围，而我们就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更远的射程、更大的爆炸威力必然要造成更大的膛压、更强的后坐。更高作战效能的合金钢时代的炮身，作战时有多顺手，撤退时就有多啰嗦。老憨口吐白沫，已经没了咒骂的力气。鞍伤一天天严重，气温也一天天升高。蚊蝇围追堵截伤口，更令它痛不欲生。我没有勇气看它的眼睛。漫长的撤退形同逃亡，我感觉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关系。因它从来不跟我交流目光。

炮兵必须学习驾驭骡马。驾驭的关键原本是爱惜，但此时却必须硬起心肠，死命抽打。骡马似乎已被我们同化成钢筋铁骨，怎么抽打都没用。老憨前一秒钟还低头躬身地出力，后一秒钟已经翻倒在地。

老憨再也没有起来。这是我累死的第一匹骡马，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强壮的骡马。刚见面时他油光水滑，跟我一样风华正茂，我们曾相视一笑。但刚刚开战几个月，它便倒毙于途。

还好，并不是总要翻山或者徒涉过河，有时可以用炮车拖曳。骡马挽力不够，士兵就要帮着推。車轮边缘锋利，他们只能倾斜身子，使劲推辐条。士兵不够，再征集民夫。

令人遗憾的是，民间普遍态度消极。撤退之中，我们当然无力支付工钱，只能留下一纸证明，抵充税款或者劳役。要是没有特务连的强制，我们恐怕找不到帮手。

“大敌当前，抗战建国，这道理你们不懂吗？不帮助国军，日本矮子来了你们的一切都要完蛋！”

“可你们不是作战，是撤退呀。你们一撤，我们怎么办？”保长嘟哝的音调不高，但语气却像弹片一般生硬锐利。

连长一时语塞。片刻之后红着脸用手枪一指：“什么撤退？这叫转进！我们要到前方设立阵地，布置抵抗！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

“反正你们离敌军越来越远，百姓离敌军越来越近。”

“汉奸言论，汉奸言论！持久抗战，这是抗战第一期，战略防御，懂吗？再胡说我马上枪毙你！”

“请长官不要生气。我马上派人。我并不是不支持国军抗战，主要是大军接连过了十几天，我们全都出过好几回工。”

民夫总算派来了。但他们出工不出力，谁也没办法。民夫走不出多远，所以还是要想法征集骡马。但从江苏安徽河南到湖北，骡子都不如华北骡子的劲儿大。最后炮兵抢劫一般随手征集马匹，六匹马拖拉着我，好歹总算拖到了湖北广水。

老炮孙连仲在那儿等着我们。大炮如同眼球，丢失损坏都要受罚。听说我们行军三月四炮完好，他立即兴冲冲地前来慰问。可乍见到队伍，却又怒发冲冠，要用马鞭慰劳饲养中士。本来炮兵连的行军纵队应该超过半公里，高头大马，精神振奋，可眼前仅有的几匹骡马竟也是毛发干枯鞍伤满身，看样子随时可能倒毙，跟数月之前的初见判若云泥。

鞍伤几乎可以视为炮兵失职的罪证。孙连仲的鞭子尚未落下，饲养中士的眼泪已经落下。他像委屈已久的孩子见到亲娘那样喊道：

“报告总司令，不是我饲养不尽力，实在是它们驮不动啊。”

孙连仲看看衣衫褴褛的民夫、无精打采的士兵，长叹一声，放下了鞭子。

十四

孙连仲没有责罚我们。他电请军委会暂时免除我们的作战任务，或者配备六辆汽车。

汽车当然不能指望。汽油更是贵过血液。所以在向江西开进途中，尘土格外令我愤怒。

四辆汽车拖着火炮以及器材炮弹超越我们。石渣路面的公路，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土，当然不可能宽阔。两辆汽车相向而行，便要减速。当喇叭从后方响起，我们的骡马炮车只能避让。可骡马终究不像汽车那样灵便，我们不免手忙脚乱。

喇叭越来越频繁地响，越听越像嘲笑。是的，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们的士兵破衣烂衫汗流浃背，骡马瘦弱干枯精疲力竭。领会这些，并不需要格外的智商。

我咒骂一声，但他们的回应竟然不急不躁，是德语：“弟兄们，幸会幸会。”

“谁跟你弟兄？我是卜福斯山炮。”

“卜福斯山炮不也是德国合资公司、德国技术吗？我们是德国莱茵金属的。”

炮管那么长，口径那么大，说的又是德语。我的怒气慢慢消散。

“你们啥时候来的？”

“时间倒是不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江西作战。”

重炮狡黠地眨眨眼，略微低声道：“内战吧？”

我一时语塞，没上来话，他们已经疾驰而去，调侃远远地拖在后面：“回头见啊，我们还会再见的。”

声音被风拉得很长很长。那是一百五十毫米重型榴弹炮。炮管是口径的三十二倍。大名鼎鼎的三十二倍十五榴。

国民政府先后从德国订购两批重炮。首批二十四门组成炮十团，是莱茵金属公司的产品。射程十五公里，以便跟日军正吆喝着的新式重炮十二公里射程抗衡。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重型榴弹炮，更是移动要塞炮：吸取“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教训，装备一颗穿甲弹，可以对付军舰。以江宽一千五百米计算，火炮可以隐藏在岸边十三公里开外的阵地内封锁长江。日军的舰炮虽然口径更大，但对遮蔽阵地的测地射击非其所长。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紧急订购二十四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组建炮十四团。这次不是莱茵金属公司的产品，而是德军现役的SFH18。口径外形高度一致，但莱茵重炮表尺上有距离分划，后者则没有，完全靠测地作战，用射角取代距离。

骡马连我们都拖不动，何况重炮。因而他们都由汽车拖行。一门炮外加汽车，国币八十七万。而就在决定进口莱茵重炮的同时，军委会已经放弃将我们作为制式山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量，或曰机动性。

怪不得首次参战我就感觉别扭。原来那次战事中的表现，已几乎判定我们的死刑。

武汉会战后，全部由卜福斯弟兄组成的炮一旅再度缩编。下属三个团，各连都减少一门炮。这意味着起初的九十六弟兄，如今只剩五十四位。教导总队在南京几乎覆灭，第四师所属的炮兵也有不小的损失。七十二地煞外加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已经折损过半，只能继续分割，像葱花味精那样点缀各处战场。这回就是配属第九战区。

总司令说话当然比我们好使。经孙连仲陈情，我们休息了一阵子。虽没要到汽车，却也补充了骡马。开进江西已是次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任务是支援滇军卢汉所部，第一集团军六十军一八四师。那时日军已经占领南昌，继续向奉新、高安西南地区推进。卢汉的第一集团军与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在锦江北岸阻击，战事炽烈。

我们算是故地重游。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之后，可负重三十二倍十五榴已经成为各地修路架桥的设计参考因素，但问题在于江西河流纵横，很多桥此前早已架好。重炮要开进，必须另外铺设木头。

过第二座桥时，我方才明白重炮刚才狡黠眼神中的含义。我们是要协同作战的。集结地相同。但我们累死累活，一天只能行进三十五公里，而重炮则必须开进一百四十公里。他们扬起尘土还是小事儿，我们可以忍忍，但过桥不行。因桥上全部横铺木板，中间留十厘米縫隙，两边再铺四十厘米宽的长板，类似轨道。很明显，这是专门迎接他们的红地毯。

可重炮的红地毯就是山炮的陷马坑。汽车轮子扬长而去，骡马四蹄不免踏空。一声惨叫，骨头别断，再也无法前进。

没别的办法，赶紧卸载。虽然没有落水，但这头骡子已经折损，无法再用。

那时我真想破口大骂。可他们听不到，骂得再凶也是白费唾沫星子。怎么办呢，费了半天劲，还是没能通过。连长无奈，只好抽出八个人作为先头部队，碰到桥就征集沿途百姓的门板房梁，将中间的缝隙填平。而所谓征集，可以想象，跟抢劫差不许多。一个炮兵连，仓促之间，能有多大的权力与威严，给百姓相当的回报？

这是在我身下折损的第二头骡子。其实也算是累死的。

十五

集结地是一八四师的防区大禾岭。在奉新西南几十里开外。到达地点，又累死了一头骡子。我们顾不得感慨，赶紧侦察地形，选择阵地。观测所设在霞坑涂，登上最高峰，用炮队镜可以遥望南昌。

六十军是滇军。起初用法式武器，士兵戴有头盔，装备算是好的，但训练跟不上。抵达台儿庄时，还不懂得疏开阵型，依旧用热兵器前期的密集队形，结果一个冲锋就被冲垮，损失很大。一路恶战之后，虽有整补，装备已大不如前。对面的日军欺负他们没有炮兵，占据山头，用机枪封锁交通，导致前线步兵吃饭都成问题。师长万保邦看见我们非常高兴，立即要求打破这道嗓子眼上的枷锁。

连长带领少尉观测员以及观测军士，跟随步兵来到一线战壕实地观测侦察。十六倍炮队镜就像照妖镜。原来日军的机枪阵地设在一个小山头上，共有轻机枪十二挺、重机枪两挺。一字排开，对准我军的交通要道。

侦察测算完毕，取得射击诸元，连长下令试射一发。我把长途行军的疲惫，连同过桥不顺的愤怒，集中起来，使劲儿吐出一口痰，结果正中机枪阵地的脸。连长见射击诸元准确，随即下令全连射击，将他们全部报销。

即便在后方的阵地，我也能感受到前线步兵的兴奋感激。他们终于吃上了热饭。万师长亲自来炮兵连慰问，并传令嘉奖，颁发赏金。

机枪阵地好对付，可他们还有重型榴弹炮。當炮弹轰过来时，我们便感觉动静不对，应该由三十二倍十五榴解决。可全军仅有两个团四十八门，淞沪撤退因协调不力，工兵提前在桥上埋了雷，炮兵还不得不自毁许多。尽管有两门开到江西，但要在前线找到他们，难度就像在士兵的菜汤里找到一滴油花，不说也罢。

没办法，还得我们解决。步兵可不管什么口径射程重炮山炮，他们只认我们是炮兵。

配备合理的防御阵地，应当有一两公里的纵深，并且在前方八公里左右设置警戒阵地。炮兵离前沿至少四公里，以免遭到骑兵袭击，而方向盘的目测距离极限只有五公里，肯定已经突破敌军的警戒阵地。国军没有飞机或者热气球，无法从空中观察弹着点，所以我们九公里的射程正好，不多不少。再多也是浪费，徒增重量。

但问题在于，日军有空中观测手段。所以他们的重炮普遍。

用九公里射程反击十五公里射程，怎么办？我心里可是有点含糊。不仅仅是射程的问题，炮弹的威力也完全不同。

连长听了师长的命令直挠头。但敌人开炮我不还击，炮兵的脸面何在？没别的办法，还是只能偷袭。

师特务连派出一个班，掩护少尉观测员越过警戒阵地，观测敌军的炮阵地。这并不容易。费了好几天工夫，险些成为俘虏，这才拿到数据。

面对数据，师长和连长更加犯愁。怎么说呢？要想反击敌炮，不仅观测所，就连火炮也必须越过敌方的警戒阵地。观测所虽然携带器材，但还算轻便，至于我们，骡马都觉得累，怎么办？

最终师长与连长还是下定了决心：打。

还好，周围多山。连长下令拆解两门炮，头天夜里隐蔽推进六公里，秘密抵达我军与敌军警戒阵地中间的山谷，卸载，下架，放列，隐蔽。

次日下午，夕阳西下，日军逆光观察我们会感觉刺眼。此时我们瞄准，发射。

一种是瞬发空爆两用引信，一种是瞬发空爆碰炸三用引信。两种炮弹各五十颗，以最快的速度发射，然后立即上架，驮运，后撤。就跟在上海袭击日军机场一样。

日军反应迅速，炮火很快开始反制，但还是慢了一步。

至于他们的警戒阵地，另外两门炮已经在后方测好数据，用拦阻射击解决。

十六

炮兵，至少是我们炮一旅的表现一直很好，但却不能扭转战局。日军展开猛攻，大禾岭战线不保。局势不断恶化，万保邦随即命令炮兵连兵分两路，副连长带领两门炮先撤到第一集团军司令部，连长带领余下两门随军作战。可打来打去，部队陷入重围。进出山口的要道全部封锁。

炮兵跟随师部行动。我们在山里几乎断粮，眼看就要崩溃。正在此时，终于找到一位猎人。他愿意带领部队抄小路出山。小路肯定难以通行，步兵都不好走，何况沉重的火炮。

师长跟连长对对眼神。炮怎么办？既然无法携带，只好拆解掩埋。

连长回来传令，拆解埋炮。那一刻我有点儿伤心，但也有一丝宽慰。连累骡马那么久，如今将它们解放，也好，还有可怜的炮兵。我们是名门出身的火炮，可却无法按照正规的炮兵战术堂堂正正地作战。这仗，不打也好。打到现在，我们也算对得起俞大维的廉洁。

大家都不出声。李忠笏的哭音打破沉静：“连长，我们不能埋炮啊，打仗还得用啊。我们大老远地从上海南京带到现在，容易吗？”连长清清嗓子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留给敌人。”“拆解驮运！骡马驮不动，我们帮着背！”

连长忽然哈哈大笑：“那好！我就是怕弟兄们叫苦，才这样说的。埋炮容易抗战难。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埋炮！”说到最后，他又满脸严肃。

回去报告师长，万保邦十分感动，立即派出一连步兵掩护。那个瞬间，我不只是感动，还有庆幸。起初我只想埋掉我们，炮兵与骡马可以获得自由，但很快便意识到那是梦幻。没了我们，他们只能接受苏式装备。因为只有苏联的援助大门还敞开着。虽然这些武器都是商品，中国得拿羊毛钨矿锡矿桐油交换。首批一百六十门七点六二厘米口径的苏式野炮，跟老炮孙连仲将军用过的有坂速射炮一样，也是克虏伯系列的仿制品，一战的主战火炮。虽略强于有坂速射炮，但跟我们完全没法比。无论弹道、仰角还是射程。精度杀伤力完全退化，因其不能拆解，轻便程度更是等而下之。

如果使用他们，那将是完全的倒退。何必呢。

结果在江西的大山之中，又累死了一头骡子。这是倒在我身下的第四头。俗话说事不过三，而我已经到四，真是罪孽深重。不过那时我想到最多的不是眼前的炮兵或者骡子，而是习世祥、黄君材、郑崇城三位炮兵少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十二月，他们是如何将四门卜福斯山炮拆解渡河，又奔走三千里，送到迁至零陵的炮兵学校的呢？这不是奇迹，简直就是神话啊。

大卸八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一件的重量我不想重复，请你自己想象。步兵连奉命掩护炮兵，但走着走着，他们不见踪影，而炮兵已陷入迷宫。幸亏我们有观测员、地图和指针。等历经艰辛抵达上高，方才得知先期撤退的两门炮途中遭遇伏击，已不知去向。

十七

我必须往脸上贴贴金，否则对不起死在身下的四头骡子，以及阵亡的炮兵弟兄。

我是名门骑士出身。打游击那样偷鸡摸狗的事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还是堂堂正正地跟日军较量过的。把他们打得心服口服。此事发生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的长沙。史书上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

那时炮兵旅的番号已全部撤销，旅部改组为战区炮兵指挥部。第九战区的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将军麾下，有炮一团、炮二团以及炮十四团的三个连队，番号虽多，火炮却不过八门。我们与三十二倍十五榴各两门，另外四门是俄造七点六二厘米野炮。

好吧，我们且以八大金刚自励。

炮阵地隐藏于长沙城西的岳麓山后，观测所设在山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最关键的是，我们主场作战，事先已经详细测地，重要目标、可能的进攻方向与防御重点的地理数据，全部了然于胸。

这是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上一次战事的火药味儿其实还没散尽。那是三个月之前。他们之所以急急忙忙地再次发动，主要是策应进攻香港的行动，让第九战区无力派兵增援。那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最令我难忘的不只是干净彻底的胜利，而是这回真正采取了炮兵群战术。炮兵群。虽然单薄了点儿。

其实奉军早有成熟的炮兵群战术实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南口战役中效果明显。但那都是内战，打日本矮子罕有先例。因国军炮兵太弱。日军一个师团的炮火数量，至少相当于国军八个师。而今我们虽然只有八门炮，但地形好，掌握地理数据，口径又能互相配合。

三个多月之前结束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国军实际打了败仗。零星使用的炮兵完全未能发挥作用。这次战区决定集中使用。岳麓山海拔不过三百米，但却是名城长沙的制高点。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将军是保定军校八期炮科的毕业生，与陈诚同学。炮兵第二团二营营长董浩，带领麾下的第一连从第六战区转隶第九战区，刚抵达长沙不久。他们虽然装备的是苏式七点六二厘米野炮，但军官都在炮兵学校受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卜福斯山炮的操作指挥可谓基本功。因董营长军衔高，炮阵地由他指挥。

王若卿与董浩早已对地形地貌做过通盘考虑，决定对外围阵地及核心阵地实施阻止射击，对天心阁及其东南地区实施歼灭射击。基础就是此前精心测地的作业成果，那份长沙近郊及城内标志性建筑物两万五千分之一的标点图。一旦战斗打响，炮兵能根据步兵请求，依照标点图上的参数，标定诸元，立即射击。

当然，我们的阵地要进行严格的伪装，位置隐蔽，防空放炮效果都很好。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元旦，日军第三师團第十八、六十八联队开始攻击长沙东南阵地。守军预备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很快崩溃。此时善于夜战的加藤大队又投入战斗，前线局势危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炮兵立即支援。王若卿将军转令董浩营长开始行动。董营长在炮队镜中详细观察后，对我们两位卜福斯山炮弟兄发出命令：

“二号装药！榴弹，瞬发信管！全连！四千五百！递加一百，三距离，各放一发！”

第一发是试射。看看弹着点，随即开始暴风骤雨。瞬发信管就是瞬发引信，碰哪儿炸哪儿，专门对付攻击状态下的步兵。紧接着，董营长麾下的四门俄造野炮也加入战斗，长沙城东南阵地立即被烟雾笼罩。

这次炮击整整持续半小时。加藤大队的第五、八中队被压制在前沿阵地，根本无法抬头，最终与大队部失去联系。当夜，其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被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击毙。

就在那天夜里，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将军给妻子写了诀别信。师副官主任张广宽拿到信后没有立即寄出，首先在《长沙日报》发表：

蕴华吾妻：

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

夫子珊

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如果没有我们的阻断射击与歼灭射击，方将军只怕真得与妻子周蕴华诀别。

十八

那一仗打得真叫过瘾。我的喉咙几乎要爆炸。休息半夜，次日清晨，日军同时向长沙南门和东门展开猛攻。看看周围，我们八大金刚虽然面貌不同，但其实都是克虏伯弟兄。我再也不埋怨三十二倍十五榴掀起的尘土，也不嘲笑俄造七点六二厘米野炮的粗笨。我们齐心协力，唾弃侵略者。

日军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炮兵阵地。我们当然也在寻找他们的。王若卿将军旋转炮队镜，仔细搜寻目标。几名观测军士各司其职，眼睛累得直流泪水。终于，他们发现了日方观测所的蛛丝马迹。妙高峰有镜子的闪光。

炮兵十四团的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立即展开猛轰。可巧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刚刚进入观测所，准备窥伺我军阵地。弹雨之下，他们的观测设备瞬间被毁，丰岛房太郎也险些丧命。

本来日军这次作战只是单纯的策应，香港攻下之后就该收兵，但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骄横不可一世，一定要再进长沙走一遭，不顾携行的弹药不够，依旧坚持强攻，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进攻机会。长沙东门、南门方向的日军步兵，持续遭受我们的阻断射击与歼灭射击。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出，弹坑像鱼鳞般一般，排列得整齐有序。

我累了。我渴了。我浑身发烫。我神经疼痛。如果再不休息一会儿，我无法保证，内脏在持续的高强度膛压与后坐之下，骨骼不会断裂。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我们卜福斯弟兄。我们毕竟是合金钢的产物。俄造野炮年龄偏大，钢铁质量可不如我们。我不断以眼神示意炮兵弟兄，但瞄准手发射手都看不懂我的眼神。李忠笏已经提拔为排长，离我不那么近。

我的担心终于变成事实。一门俄造野炮炮管灼烫红透，发生膛炸。

那门炮事先已用浸湿的棉被包过好几回。可棉被虽已浸透，但依旧被烧糊。有些炮兵不再顾及体面，直接朝炮身撒尿，腾起臊乎乎的白气，但还是未能阻止炸膛。幸亏炮兵们事先有所防范，人员没有伤亡。

日军的攻势一直在持续。一月三日拂晓，第六师团二十三联队突袭长沙北侧阵地，下午一点左右推进到湘江旁边。炮十四团的三十二倍十五榴不慌不忙，用炮弹问候他们。突袭只是掩护。主阵地还是重点，识字岭、冬瓜山纷纷告急。识字岭曾是刑场，杨开慧烈士的牺牲之处。第三师师长周庆祥、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纷纷请求炮火支援。

僧多粥少，怎么办？董浩决定分兵出击。首先调动的当然是我。

董营长大声发令：

“三号装药！榴弹，触发信管！第一炮发射！方向盘两千八百！高低正十二！放！一发！”

爆炸过后，我又改用较大幅度的摆射，利用扇面射击，成功遏制住日军的进攻。

那一刻，我耳边呼啸的不是炮弹，而是《炮兵之歌》：

轰隆，轰隆，轰隆，砰砰砰

九天之雷由我响，闪电之光由我发

堂堂铁炮，滚动风沙；铁胆钢筋，保我中华

擦亮膛线，计算尺码；瞄准方向，撞针一拉

千里决胜战，大地开弹花

炮兵好兄弟，齐报就位，瞬发装填，与敌来搏杀

十九

这次炮战的点睛之笔，是炮击湘雅医院。

此前我一直跟幸存的卜福斯兄弟说是我的杰作。但此时此刻，我不能不说实话。我不能再贪天功为己有。那确实是三十二倍十五榴的功劳。但尽管如此，我依旧高兴。这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克虏伯弟兄，更因为我坚信假如将任务交给我，我一样能打得这样漂亮，甚至更加漂亮。我的弹道与准头，你们都知道。

那是一月四日下午的事情。当天上午，经我们配合，预备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胜利收复冬瓜山，但湘雅医院下午被第六师团攻占。他们将这里作为据点，召集前线将校开会，没想到正好进入口袋，让我们表演了经典的夹差射击。

何謂夹差？试射第一炮后，观测员根据弹着点修正距离。如果打出目标之外，第二炮的表尺减少二百米仍未抵达目标，正好将目标夹在中间，这二百米便成功构成夹差。再发炮时，可逐渐改变表尺，缩小夹差。缩小到五十米时，要用同样的距离分划连续射击六发，检验射击精度，所谓顺射。如果远近各半，便证明成功，全连可以发起效力射。

五十米已算是很精确的夹差，但我们的表尺最小可以调整二十五米。

湘雅医院的地理数据我们已经精确测量过，标在地图上。炮十四团第四连第一炮正中医院前门。这一炮其实也是试射，根据弹着点调整夹差，缩小距离再打第二炮，正中后门。第一炮惊动日军，他们见前门中炮准备奔后门逃跑，结果后门也落下炮弹。正在院中惊惶不定，第三炮飞来，恰好在院中爆炸。随后就是弹雨。

我累了，不说了。你们自己想象吧。

李忠笏他们最开心。不仅仅因为打了胜仗，更因为得了两笔赏金。作战中间表现神勇，司令长官薛岳极度满意，已经犒赏一笔，战后俘虏供称被炮兵打蒙，薛岳非常高兴，又加赏一笔。王若卿与董浩都在我跟前留影纪念，照片经各个报馆发表，我的傲岸身姿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二十

再精彩的大戏，也终究要落幕。

武汉会战过后，我们卜福斯弟兄便光环不再。因为数量急剧减少，逐渐被落后笨重的俄造野炮取代。第三次长沙会战过后，我们两年多没有大的战事。两年之后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初，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结果名城失陷，铁军崩溃，有光荣历史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审判枪决。炮兵也全部沦陷。

步兵崩溃是瞬间的事情。所谓兵败如山倒，我看不如说是兵败如堤崩。没了步兵的保护，炮兵就是纯粹的累赘。从王若卿将军开始，军官士兵纷纷逃跑。

已经升为上尉的李忠笏高声阻止排里的士兵：“回来！还有炮！”

瞄准手喊道：“排长，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连长不是已经走了吗？”

连长确实已经撤退。可从王若卿开始，无人下正式命令。正式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下达，双方签字交接。这种命令当然没人敢下。战前薛岳已经撤到耒阳，留在长沙的只有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但他指挥不动薛岳嫡系的第四军。他曾建议张德能变换阵地，以岳麓山为核心，这里地形更好。从战术上说，只要岳麓山还在，长沙就不算丢失。而主力死守城池，一旦陷落便没了立足之地，进退失据，必然崩溃。

然而张德能不肯或者不敢听从。因部署是司令长官审定了的。最后关头他有心变换阵地，但却引起了溃退。

看看大家纷纷逃走，李忠笏悲愤地推开瞄准手：“好吧，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李忠笏抽出一支烟，伸到炮管上点着，深吸一口，然后整整衣帽，擦擦皮鞋，喃喃自语般重复着《炮兵操典》上的那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说完他又唱了一遍《炮兵之歌》。此时敌人越来越近，已能听见他们叽里咕噜的鸟语。李忠笏捡起几枚手榴弹，掏出火绳，塞进炮膛，拉响，然后紧紧抱住炮身。

爆炸前的瞬间，我听见的是他悲愤的呼喊：“表弟，我来了！”

那次溃败，第九战区的直辖炮兵全军覆没。无论卜福斯山炮弟兄，还是俄造野炮，或者三十二倍十五榴。

事后追究责任，赵子立被收审，但没有判罪。炮兵指挥官王若卿请求他证明步兵崩溃之后炮兵方才撤退，且撤退之前自己已下达毁炮命令。虽有不实内容，赵子立还是点了头。

最后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执行军法。他要求手下的师长证明自己下过转移阵地坚守的命令，但被拒绝。

那时我已是孤魂野鬼，飘荡在天地间，闻之愕然。这个王若卿，跟当初部署仔细测地、指挥精准射击、在我们跟前留影的炮兵将军王若卿，还是同一个人吗？

二十一

我的灵魂一直在飘荡。因无人给我超度。他们不知道我身上附着有那么多的灵魂。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我飘来荡去，在天堂地狱之间，无法安定。我怀念在漕河保定陷敌的六位兄弟，金山卫毁掉的四位弟兄，江西山区下落不明的两位弟兄，以及跟随六十三师作战、被日本矮子抢去炮管的半条兄弟。那时只因丢了半门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要呈文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而今怎么能对我们如此不闻不问？

十年之后，我突然感觉一阵心动，原来空中飞来了故人。谁呢？当初将我们引进中国的俞大维。

那时他是台湾小朝廷的国防部长。虽已经放弃军衔以文官出任，却亲乘军机来大陆实施空中侦察，前后有十几次之多。

他第一次飞来时，我心动急速，还以为他是来超度我们的。不仅我们，还有所有的克虏伯弟兄。但是不，他没有。

我很懊丧，也很恼恨。谁，谁能超度我们？我像一块肥皂，从历史的手中滑落。我需要一枚钉子，或者胶水，重新钉入或者粘到历史的墙上。还有李忠笏，与那四头累死的骡子。我们的相逢，就像两颗炮弹的擦肩而过，你想想有多么神奇。我需要将那种神奇，在孤寂的黑夜里也牢牢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