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驻足鼓岭的那几天，脑海里频频浮现出旅美作家王鼎钧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脚印》中所写的一段话：
你该还记得那个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了做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中，桥上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纵然桥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铺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
说来也不奇怪，在鼓岭这片如诗亦如画的风景里，最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固然是清风里的柳杉，薄雾中的别墅——清风、薄雾、柳杉、别墅，被称为鼓岭景区的四大看点——而最叫人浮想联翩、思绪绵绵的，却分明是在诸般风景中一次次上演的“捡拾脚印”的故事——当然，这故事不是虚幻的“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戏说中的“鬼魂”，而是一批批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寻踪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
我相信，鼓岭那弯曲的山道上和葱绿的柳杉间，应该留下了他们清晰的身影与足迹——
晚年定居美国洛杉矶的力玛莉女士，因父辈就在中国而出生于民国初年的鼓岭。长大成人后，她执教于福州城内的华南女校。1940年，在日军逼近福州的严峻形势下，她和家人不得不撤离福州和中国。回到美国后，力玛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的学生们写了一封发自内心的致歉信：由于匆匆离校，有一节英语课未及上完。她希望早日返回中国，为大家补上这节课。孰料此后国际风云和个人境遇双双变幻，这一别竟是40年。1980年，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华发满头的力玛莉终于回到鼓岭。在依旧留存的故居前，她想到的不仅是童年的欢快和青春的美好，同时还有传播文化知识的夙愿。为此，她情愿抛下舒适的生活和绕膝的孙儿，于1984年再度来到福州，进入刚刚恢复的华南女子学院，讲授公共英语，从事义务教育，直到一年期满。
美国教会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院长蒲天寿和他的母亲，早年曾在鼓岭度过夏天。1984年，蒲天寿的女儿Betty率领整个家族重游鼓岭，以纪念祖母蒲星氏来华一百周年；2010年底，Betty同丈夫、两个女儿及女婿和孙子，再次来到鼓岭，寻访前辈的踪迹和记忆，续写中美两国的民间友情。
密尔顿·加德纳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他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而夏天到鼓岭度假的情景，尤其使他难忘。1911年，他随全家返回美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儿时的中国和鼓岭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加德纳先生未能如愿，弥留之际，他不断喃喃自语：“kuling，kuling”以表达难忘的牵念。加德纳夫人不知道丈夫所说的“kuling”在什么地方，为了实现丈夫的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但都无果而返。后来，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两套邮戳完整的晚清时的中国邮票，经一位中国留美学生帮助辨识，终于确定加德纳先生念念不忘的地方，就是福州的鼓岭。当时，加德纳太太激动得手舞足蹈。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从报端获知了这件事。他为美国人民的中国情结所感动。于是，当即决定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福州和鼓岭。1992年8月，加德纳夫人应邀前来，习近平不仅热情接见，而且安排她到鼓岭游览访问。当天有9位年届90高龄的加德纳儿时的玩伴，同加德纳夫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往事，追述旧景，令远道而来的客人欣喜不已。2012年2月，已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应邀访美。在向友好团体发表演讲时，他讲了加德纳夫妇与鼓岭的故事。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中美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而且把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吸引到福州鼓岭。
从这以后，有更多的外国朋友远涉重洋，前来鼓岭寻踪觅迹，捡拾前辈的脚印。他们当中有终生想念中国的加德纳先生的侄孙加里·加德纳和李·加德纳兄弟；有当年第一个在鼓岭建起西式别墅的英国人托马斯·任尼的后人莎莉·安·帕克斯女士；有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人程吕底亚的后代、来自夏威夷的戈登·特林布先生……就在笔者采风鼓岭的同时，又有一位研究鼓岭文化的美国学者穆言灵女士前来寻踪结缘——她的公公穆霭仁曾是陈纳德将军麾下飞虎队的成员，抗战结束后，执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她的丈夫穆彼得生在福州，两个月时，曾和家人一起在鼓岭度过了一个夏天。而穆霭仁一家在鼓岭的住所，正好是加德纳一家返美时转卖他人的房子，即加德纳故居。这种特殊的因缘巧合使得穆言灵对鼓岭别有一种深情。在共进午餐时，她激动地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景太迷人了，我太爱这个地方了。”“不久以后，我会带着全家来看故居，这里有我向往的一切！”她还表示：“明年春天，我准备带一些外国孩子来这里，搞一个纪录片，传播绿色的东西。”可以相信，随着时光的迁流，像穆言灵这样热爱鼓岭，愿意传播鼓岭文化的国际友人会越来越多。
二
今天的鼓岭大地，回荡着外国友人留下的诚挚而热烈的赞美。每当读到或听到这些，我和土生土长的鼓岭人一样，心中自会蒸腾起欣悦乃至自豪之情。只是这美好的情愫里，又总是掺杂着某些异质的、矛盾的、一时难以说清的东西。它仿佛在提示我：脚下的鼓岭，并非一向晴川历历，鸟语花香。在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处，它原本饱含着难以消解的疼痛与哀伤——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福州正是被开放的“五口”之一。从那时起，福州地面上，开始有了“洋人”的踪影。后来，随着以茶叶为主的中外商贸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洋人”抵达福州，到1866年，至少有17个国家在福州建立了领事馆。
1884年，马江之战爆发，福建水师遭受法军重创，清廷船政事业由此一蹶不振。而列强势力则如日中天，一时间，数不清的西方外交官、牧师、商人、医生和教授云集福州。
1886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医生托马斯·任尼在鼓岭建起第一座夏日别墅。此后，陆续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等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和侨民到鼓嶺避暑纳凉，并兴建别墅。据资料统计，截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鼓岭上的洋人别墅在鼎盛期曾达300多座，夏日住在别墅避暑的外国人数以千计。
时至今日，对于上述历史，已有学界达人试图作别开生面的诠释，然而在我看来，不管学者的理论如何新潮，思路怎样巧妙，这段历史本身所承载的闯入者的强悍与骄横以及本民族的屈辱和劫难，仍然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评价那段历史的重要前提。正因为持有这样的执念，我在观览洋镜头留下的鼓岭影像时，脑海里便多了一份敏感、疑惑和警醒：
——盛装华服的外国女士和先生们三五成群，或窗前聚叙，或户外纳凉，或山坡眺望。他们在一起说些什么不得而知，只是那舒展、惬意且略带骄矜的神情，总让人想起坚船利炮的作用。
——一个洋人家庭出行，几位轿夫和挑夫在一旁伺候。这在当年的鼓岭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场景。然而，这司空见惯的场景偏偏隐藏着鼓岭劳动者习以为常的艰难生存。请看曾当过轿夫的王英思的回忆：“那時候，我才三十来岁，一到夏天就要去当轿夫。下半夜扛篼跌跌撞撞下山，在抬上外国人和他们豢养的叭儿狗、狼犬后，赶在午前回来。下山上岭有4000多层石阶。”（《鼓岭史话》）内中的悲苦与无奈，早已超出了今人的体验和想象。
——原住鼓岭的中国乡民也被收入外国人的镜头：七位裹了小脚的妇女横坐一排；十几位头上留了辫子的男子手持折扇，分三排而坐，据说是日间在鼓岭上课的学生；十一位乡民中有七八位赤裸了上身，他们在低矮破旧的农舍前或坐或立，大约是劳作间的小憩……我们没有理由挑剔这些生活场景本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只是这样的客观与真实，是否也有意或无意地渗入了拍摄者特有的、当年曾被鲁迅所抨击的“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的观赏乐趣和猎奇心理呢？
面对如此的历史镜像，我还是感到了苦涩和沉重。
三
让人稍觉宽慰的是，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当年的鼓岭之上，最终保持了大致的平稳与安宁，有些时候，有些场合，甚至洋溢着和谐、欢快与融洽。不是吗？鼓岭邮局（1902年6月16日开办）门外不远处，有一口水井，上面刻有“外国、本地公众水井”的字样，不管这样的说明出自何人，有何背景，它所传递的基本信息与当年口岸城市外国租界普遍存在的华人歧视，分明截然相反。今天的鼓岭老街上，外国人修建的游泳池依旧保存完好。据说，它最初照搬西方文明，是男女共用的，但听到当地人所谓“有伤风化”的议论后，便改为男女分用，游泳池也由一个变成了四个。这当中无疑包含了外国人对中国国情和风俗的理解与尊重。在鼓岭文化发展与旅游论坛上，穆言灵女士向大家提供了一张照片：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国男子手里提着一只鸡，正喜气洋洋地走在鼓岭的山道上。据穆女士介绍，这位男子就是她的公公穆霭仁，当年他给一个受重伤中国人输了血，中国人便以鸡相赠，作为回报。这个镜头是珍贵的，也是感人的，它足以让人想起“爱心无国界，人间有真情”的说法。诸如此类体现了中外民间友情的事例，在旧日鼓岭上还可找到若干：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可以免费让中国人前来就读；外国人修建的网球场并不拒绝中国人参与；外国人举行的生日宴会竟然也邀请其中国邻居……
在西方列强挟炮舰撞开天朝国门的严峻背景下，鼓岭之上何以会有这一幕幕的友善、和睦，其乐融融？要厘清此中原委，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年鼓岭的情况存在某种特殊性。
罗素曾把西方人到中国来的目的概括为：打仗、赚钱和传教。作为对晚清西方人在华行为的一种整体描述，这堪称准确而精到；只是具体到此间登上鼓岭的外国人来说，情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离开炮火连天的战场，打仗已是无从谈起；置身绿水青山之间，赚钱的欲望也已阶段性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休闲和尽情的娱乐；传教的热情倒是渐趋高涨，清脆的钟声伴随着悠扬的诗唱，成了鼓岭上空特异的声响。而无论休闲还是传教，都需要尽可能协调友善的人际关系，也都会很自然地派生出宽松的氛围与平和的情调。更何况“爱”是基督教思想的内核，以人的善行来表达神的爱心，正是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方式。
至于原住鼓岭的中国乡民，一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之中，耕读齐家，积累财富，应当是他们最强烈也最稳定的愿望。大批外国人登岭，并没有破坏原有的一切，相反还带来了新的社会景观和生活内容，特别是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经济。面对骤然出现的生财乃至生存之道，他们显然没有理由不做出欣喜而积极的回应。
四
百年鼓岭有爱也有痛，有歌也有哭。当这一切以“复调”形态汇入历史长河时，有一个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当年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为什么喜欢鼓岭，难忘鼓岭？
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的，无疑是那些披蒙着岁月烟尘，一次次登上鼓岭，并在那里度夏的“老外”们。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确曾将自己在鼓岭的见闻与感受，写进文章、书信或日记。遗憾的是，这些文字的绝大部分，迄今仍静躺在不同国家的图书馆里，只有吉光片羽有幸化身中文，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惟其如此，我们今天梳理“他者”眼中的鼓岭之恋，只能在尽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作以“我”为主的综合分析。
毫无疑问，鼓岭之所以获得外国人的关注和向往，首先是因为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气候条件。“鼓岭位于鼓山之巅，仿佛宝塔之尖顶，登峰四望，可以极目千里，看得见福州的城市民房栉比，及凶涛骇浪的碧海，还有隐约于紫雾白云中的岩洞迷离，峰峦重叠。”这是现代女作家庐隐眼中的鼓岭，它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勾勒出鼓岭特有的形胜之美。而鼓岭之美以夏天为最。对此，热爱旅游的郁达夫有过准确介绍：“因东南面海，西北凌空之故，一天到晚，风吹不会停歇……城里自中午十二时起，到下午四点中间，也许会热到百度，但在岭上，却长夏没有上九十度的时候。”（这里的气温度数当是华氏标准——引者注）1885年炎夏，因有急诊须从福州赶往连江的美国教会医生伍丁，在抄近路翻越鼓岭时，意外地发现，较之城内的溽热难耐，这里竟然凉风习习，清爽宜人。于是，他将这一消息广而告之，鼓岭很快成了外国人的避暑胜地。正如全国解放后最后一个离开鼓岭的麻安德牧师所言：“鼓岭是我们夏天的香格里拉，我们在那里乘凉、放松、工作、唱歌，享受在一起的快乐。”亦如潘天寿的女儿Betty所回忆的：“鼓岭的夏天很凉爽，有美丽的树林和翠绿的梯田。因为是农村，生活节奏也非常慢。我们每年都盼望着夏天的时候到鼓岭上去。”
当然，鼓岭之上，并非只有秀丽的风景和清凉的气候，除此之外，丰富的物产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其中作为农特产品的甘薯、白萝卜、合掌瓜、薤菜、小笋、蘑菇、土鸡等等，更是凭借大自然的异样恩赐，培养了许多人的味蕾与口福，同时扯起了他们的忆念和牵挂，这当中理所当然的包括上山避暑的外国人。美国人毕腓力在成稿于1895年的《鼓岭及四周概况》中写道：每年五月端午之后到八月中秋之前，有许多做生意的中国人，会跟着避暑的外国人一起上山，在鼓岭开设店铺，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服务。这时，鼓岭的农特产品如番薯、萝卜、合掌瓜、薤菜、螃蟹菜等，因為外国人喜欢吃，所以成了中国生意人的主营商品。而外国人喜欢鼓岭农特产和中国餐饮这一点，在加德纳夫人多年之后的讲述中正好获得了印证。她告诉我们：加德纳先生在回国后的几十年间，始终难忘儿时在鼓岭的饮食习惯，他几乎每天都要吃一餐中国饭，大米粥和白萝卜成了他的最爱。
鼓岭是东海之滨的避暑胜地，当然也是中国大地的乡土一隅。这使得外国人一旦登上鼓岭避暑，也就开始了同中国乡村与乡民的密切接触。这时，一种长期存活于中国民间的淳朴、和谐、健朗的生活氛围与人际关系，如同一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次第展现于外国人面前，必然会引发他们新奇的感受与丰富的想象。这里，我们不妨从庐隐、郁达夫记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鼓岭风情的散文中，选择两个片段稍加管窥与推衍。
片段之一：来自庐隐的《房东》。1926年夏天，时在福州城内教书的庐隐，来到鼓岭避暑度假。一天晚饭后，“我”和房东坐在院子里话家常。女房东告诉“我”，晚上如果怕热，就把门开着睡。“我”惊讶地说：“那怪怕的，如果来个贼呢？”
“呵哟师姑！真真的不碍事，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贼，我们往常洗了衣服，晒在院子里，有时被风吹了掉在院子外头，也从没有人给拾走……”我听了那女房东的话，由不得称赞道：“到底是你们村庄里的人朴厚，要是在城里头，这么空落落的院子，谁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东很高兴的道：“我们乡户人家，别的能力没有，只讲究个天良，并且我们一村都是一家人，谁提起谁来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贼，这个地方还能住得下去吗？”我不觉叹了一声，只恨我不作乡下人……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说是历史上盛唐贞观之治特有的社会景观，然而，它在近现代的鼓岭乡间，却成了由来如此，随处可见的生活小景，是农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约束。可以想象，当满载文化优越感的“老外”们在无意中获知这些，内心的惊讶和赞赏，恐怕要比庐隐来得更强烈。他们或许会联想到发生在西方启蒙时代的长达百年的“中国崇拜”，进而意识到，在中国民间，善良的人性与高尚的道德，始终光彩熠熠，绵延不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喜爱和赞美鼓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片段之二：来自郁达夫的《闽游滴沥之四》。1936年的清明节，供职于福建省政府的郁达夫，同六位朋友一起登上鼓岭，试图租几间小屋以度炎夏。“我”等正行走间，但见：
在光天化日之下，岭上的大道广地里，摆上了十几桌的鱼肉海味的菜；将近中午，忽而从寂静的高山空气里，又传来几声锣响；我们正在惊疑，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么？”的中间，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却前来拱手相迎，说要我们去参加吃他们的清明酒去。酒是放在洋铁的大煤油箱里，搁在四块乱石高头，底下就用了松枝树叶，大规模地在煮的。跑上前去一看，酒的颜色，红的来像桃花水汁……尝了几口之后，却觉得这种以红糟酿成的甜酒，真是世上无双的鲜甘美酒，有香槟之味而无绍酒之烈；乡下人的创造能力，毕竟要比城市的居民，高强数倍，到了这里，我倒真感得我们这些讲卫生、读洋书的人的无用了。
在现存的关于鼓岭的历史影像中，可以看到中外人士在户外坪地上共享家宴的热闹场景。以此类推，郁达夫们的“奇遇”应该也曾经出现在外国人身上。面对鼓岭乡民的热情有礼，身临其境的外国人做何感想，我们一时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但它让我想起阿拉伯近代著名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Shakid Arslan）写于1902年的一段话：“普天之下，再无一邦如中国那样尊崇习俗与礼节，也再无一方人士如中国那样响应人道之教化。性格温顺，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德行，无论老幼，都秉有这一德行。他们以兄弟互称，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同辈之谊，与兄弟之情无异。”在我看来，这段“他者”之见，很可以作为当年鼓岭情景的画外音，它比较准确地传递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上的某些特点和魅力。而这些正可以构成外国人喜爱、留恋和向往鼓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