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后，老公照例到娘家报喜。

在老家，报喜是大有规矩的：孩子出生后，女婿首要的任务是到娘家报喜，喜品不多不少四件。生儿子的话，喜品中就一定不能少了红蛋；生女儿，便将红蛋换成碗口大小的芝麻饼，饼子用红纸包上或者将红纸用水浸湿，挤出红水点在饼子的中央。女婿到后，不用开口，娘家的人也不问，打开喜品一看便知道该如何贺喜。

老公一点规矩都不懂，胡乱买了几样东西就上我父母家去了。我父亲把喜品瞥了又瞥，既没有看到红蛋，也没有看到喜饼，辨不出到底是得了外孙还是外孙女，便将烟袋锅子在椅子脚上磕得山响。

母亲窝在灶门口，一把又一把地添柴火，试探着说：“我们农村人说‘会生儿的先生女，生女帮着引小的’，你们现在只能生一个，不用引小的，生儿子……”话没有说完，老公连忙告知：“女儿，我们生的是女儿……”

吃过饭，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山了。老公走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老公以为她是不喜欢孙女躲开了，我知道她其实是去栽女儿树了。

老屋右边的山坡上是一片泡桐树林。硕大的叶子如伞如盖，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在阳光下叶子的细细绒毛染上一层金色，好像一团团绿绒毛娃娃在风中招摇。

在老家，每出生一个女儿，大人都会种上几棵泡桐，为将来女儿出嫁开始筹备嫁妆。这些泡桐在我们当地就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所以我也把这些泡桐称之为“女儿树”。

泡桐树生长速度极快，每过一年都会向上窜上一大截，等到它长到三五米高时，大人就锯掉它的顶，不再让它向上长而是让它长粗。这时，哪棵树打衣箱，哪棵树做衣柜，哪棵树做桌椅做盆，大人们都一一计算好了。泡桐的树板洁白细腻，又非常轻，打出来的嫁妆刷上红彤彤的油漆，精巧而又喜庆。女儿出嫁那天，抬出去的台数越多，娘家人越风光。

小时候，最热闹最受追捧的莫过于看“新姑娘”了。老家对河是一条官道，我们经常会听见唢呐在河对岸吹出高亢的曲子，然后从山坳中转出一支长长的送亲队伍，红红绿绿的，在阳光下的山水中生辉。

河的这边，每家每户的门洞里一定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蜂拥而出，穿着缀满补丁的破旧衣衫，光着脚丫顺着送亲队伍行进的方向边跑边喊：“快来呀，看新姑娘啦，看新姑娘啦！”于是，人越聚越多，哪个是新娘子，哪个是媒婆，哪些是送亲客，哪些是接亲客……叽叽喳喳，争执不休地有大姑娘、新媳妇、老太婆。一会儿，人们又细数着新娘有“几台几担”的嫁妆，几口箱、几个柜、几床花被……这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做从对岸官道走过的梦。

我姐姐就是做梦的大姑娘之一。姐姐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和一双乌黑的大辫子，常常在样板戏的舞台上跃动。她还会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戴上顶针用兰花指的指尖捏着瓷碟边敲边舞边唱：“手拿碟儿敲起来……”

每到过年时，团年饭后，姐姐总是组织我和妹妹拿出各自最好最新的衣服换上，然后跑到属于自己的泡桐树下去“摇泡桐”：“泡桐树，我的娘，你长粗，我长（zhang）长（chang）……”我们使出浑身力气一边摇着树干，一边唱着母亲教我们的歌谣。姐姐的树已经粗得快抱不下了，更是摇不动了，她每次都让我们三个妹妹一起帮她抱住使劲摇。那时，我看见姐姐大辫子在风中飞扬似旌旗，烈烈生风；会笑的眼睛里有光，如泡桐上晶莹的露珠。

我不知道绍兴的女儿红在地下窖藏那么多年，长大的女儿们是不是真的在出嫁时都喝了它。反正我家的这些泡桐后来几乎都没有派上用场。

姐姐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只留下属于她的那片落了又绿绿了又落的泡桐在风雨中。

我和妹妹们后来也都远走他乡，不可能抬着泡桐嫁妆满世界漂泊。

我们的女儿树依旧在老屋角的風中飒飒作响。

如今，母亲又固执地在我们的泡桐园栽上了几棵小小的女儿树。我的女儿长大以后还能否记得在那偏远的乡村还有几棵属于她的女儿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