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癖好，明人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清人张潮亦有言：“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二张所说，言辞有异，意思却很相近。这就是说，癖好虽是小事体，但可见出一个人是否有真性情、真趣味和活泼泼的生命气息。像市侩、俗吏、乡愿一类人，眼里只有利益，只有私欲，只有虚荣，只有伪饰，哪会有什么清正端雅的癖好和活泼真纯的趣味真能系恋于心？癖好之有无，在某个意义上，可以作为有情与无情、有趣与无趣的试金石。

张岱如此说，他自己做得如何？身为晚明的世家公子，他少时饱尝逸乐，那癖好确也够多的。晚年所作《自为墓志铭》自承：“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段以乐写哀的好文字，以少时享尽安乐和大过诸般癖事之瘾，含蓄道出他遭逢国破家亡后的人生幻灭感和对故国家园的留恋之情，不能不令人兴起怆然悲怀。但说起癖来，那语气的坦率，或还有几分自炫、自喜，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真性情的。这是一个也许“于国于家无望”、曾耽于享乐却自有他丰盈的心灵生活和坦荡磊落的人格的贵胄公子，一个类似于贾宝玉式的真气不泯的膏粱子弟。

从字形看，癖的偏旁为“疒”，可见癖好有时真能给人发病的感觉。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说浙江乌程有一个叫严感遇的士人，“少豪宕，举止与俗异”。老年贫困住深山中，友人送他一块银子去买米。他跑到集市上看到心爱的小玉器，“辄买以归，玩弄之。饿而僵仆，几绝”。为了滿足区区一癖，差点把老命搭上，这位老书生的性情委实太可爱了。这与他另一件事——曾养有一只白鹤，形影不离。鹤死，他大哭了几天——合起来对照着看，不妨说这位士人的眼光是朝着内心世界的，为了人生志趣的满足和情义的贵重，什么世俗的观念，口腹的需求，甚至自己那一副百余斤的老皮囊，都可以弃之不顾的。

不过，像严感遇这种对玉石的癖好，虽在一般人看来“病”得不轻，却终究是危害有限。相比之下，19世纪俄国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患上的的那种对赌博的癖好，不仅害惨了他本人，也对他的亲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读毛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知道，这位大作家的“赌博癖”可真是历史既久，程度又深。早在18岁那年他就痴迷于赌博，“往往把口袋里的钱挥霍一空”，此后，这种由赌博造成的负债累累的情形，一直如影随形，压迫他终生。他的赌博癖有多重呢？在瑞士，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他就“把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也全给赌光了”。“只要口袋里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要往赌场跑”，最终孩子三个月后不幸夭折。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小说巨著很多，在世人眼里拥有大作家的耀眼光环，可是，他的赌博癖好实在是不足为训。这种癖好的存在，无疑地显示了他的一种病态人格，而绝非什么风雅的爱好和纯真的性情。

如此说来，癖虽是人们性情、趣味的流露，但癖有雅俗，趣有高低。像董桥先生所说“我斤斤计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这种推敲文字的癖；韩石山先生自称有“全集癖”，见到名家的全集，即使自家已有名家的单行本，仍还是个“买”；元代画家王冕自谓“平生爱梅颇成癖”“写梅种梅千万树”……这类癖好，或有利于写作、治学，或有利于陶冶性情，皆属有益之举。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患的那种赌博癖之类，还是避而远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