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起大地，崇敬感就油然而生。大地滋生着万物，人类繁衍，花开花落。说起这个大地边，就免不了谈谈老家山头的沟沟坎坎。大地边这个名字土得掉渣，在村民的眼里或心里都不会勾起多少涟漪。倒是我，依然记得那份难以割舍的相处。父亲扛着锄头、头顶蔑帽、脚穿草鞋、肩上还挎一个塑料水壶、帆布包里装上几个荞粑粑或土豆的身影，一直难以从我记忆里消失。

大地边不远，就在鱼塘边的上方，远看就是一个黄土包。顶部有几株麻栗树，原来显得很凋零，如今茂密了许多。那里有一座坟，应该算得上大坪村最高的坟了。那坟里的人我虽没有见过，但后来知道，我应该叫他大爷爷。大爷爷在世时遇到武斗，逼得他在我家的一棵梨树上吊死。在那个年代，地主阶级的命运可想而知，连个埋坟的地点都成问题。大伯找来找去，只有那大地边最合适。一是那里不出庄稼，除了几棵麻栗树一到冬天悄悄地落下几颗麻栗籽之外，好像只有风可以和泥土共舞，把扬起的黄灰撒落在萧条的山脊;二是那里不太平坦，按照常人来说根本不会选择那样的地点埋坟，如果真的要埋，好像思想有问题。大伯看中的也许就是这两点，因为这样的选择不会得罪那些搞武斗的人。大爷爷去世时，别说棺木，就连身上也没穿像样的衣服，赤脚，头发蓬松。村里人都不敢去帮忙。我爷爷心地善良，看着族间哥哥可怜地离去，不免暗地落泪。善心的驱使让他夜不能寐，爷爷趁夜深人静之时找到了大伯，说家里还有一副墙板，拿去可以勉强遮住大爷爷的尸体。大伯很感动。就在那个黑漆漆的夜里，我爷爷和大伯悄悄地抬着大爷爷顺着一道偏僻的沟渠去了大地边。之后人们都说，那么荒凉的地方埋坟，简直不可想象。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前面就是悬空的岩体，碎石满地，草木萧瑟。不过，大伯觉得很满足了，自己的父亲总算有了一块葬身之地。我听大伯说过，他埋葬了大爷爷之后，梦里经常在大地边游荡。他梦见大爷爷站在大地边挥舞着锄头边唱歌边挖地，那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成群的鸟儿围着他歌唱。

我父亲后来去大地边开荒，那时叫小片开荒，除了队里分给的土地之外，自己在荒山上开垦的土地可以增加些收入。父亲挖了一大片，就在大爷爷坟的不远处。到达那里要爬上一道乱石林立的坡，本来原来是没有路的，只有稀疏的牛脚印，走得多了，路就显现出来了。遇到下雨的季节，我们会把自己的光脚丫放进父亲在泥泞里留下的大脚印里，那脚印一直爬到山顶，就像环状的链条。当然，我们不是空着手去的。父亲平日里用竹篾编了几只小撮箕，叫我们挑土粪，那土质最适合种土豆。从老家出发，沿着沟沟坎坎晃晃荡荡地向着大地边进发，有时腿软了，汗水顺着背部不停地流，总在心里抱怨父亲为什么要选择四五里之外的偏坡地让人受尽苦头。有时弟弟支撑不住就在路边的草地上睡着了，但一听到父亲喘息的声音和吆喝，一轱辘就地爬起来，操起小小的扁担，让那装满土粪的撮箕荡悠起来。大地边虽然贫瘠，可那里长出了诱人的沙汤果，一到成熟的季节，圆圆的挂满枝头。好多时候去那里，只要想到那沙汤果，就会有无穷的力量驱使着疲倦的步伐。

父亲扬起锄头，三下五除二地挖出许多小坑，我们在后面跟着放土豆种和土粪，完毕，拿起父亲的胶水壶灌上几口。劳动的付出总会有收获，土豆花开放了，满地的花，如同天空扔在山顶的鸭绒被，让荒凉的土地充满生机。母亲叫我和弟弟背上背篓，去大地边割土豆藤回来喂猪。我们站在花海里，吹起口哨，唱起毫无音符和旋律的歌，实际上就是胡乱地哼唱，那是对花海的兴奋，真是苦乐相伴。去时轻松回时沉重，一大箩筐的土豆藤压在幼小的肩上，几时风雨几时休。猪们张开大大的嘴，享受着煮熟的土豆藤叶，我们却累得有气无力。季节总是让人不得闲暇，土豆成熟了，我们再次担起小撮箕，来回穿梭在大地边和老家的路途中。有时遇到几个村里人，还不时地夸赞我们力气大，小小年纪就会帮大人做事。说实话，那样的艰苦一直让我纳闷，所以摆脱的最好方式便只有拼命地读书。我不责怪我的父母，我只能默默地等待着摆脱的那一天。

如今，大地边已经换给了族家的一位大伯家，他家在那里栽了樱桃树。土豆没了，但大爷爷的坟还在那里。每到清明，我都会坐在那高高的山头，望着大坪的村落，眼神定格在大伯家的房前屋后，让心游走于我家残败的老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可是我怎能忘记父亲的脚印、甜甜的沙汤果、开放的洋芋花？我更无法忘记的，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它让我对土地如此怀念。

（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一中）